一个志愿军女护士的回忆

我是吉林省龙井县人,朝鲜族.我的父亲和叔叔在抗战时期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朝鲜支队,曾经在金日成将军的直接指挥下战斗工作过.我虽然是个女孩子,可从小受到父辈的影响,崇尚英雄,渴望接受战斗的洗礼.

1951年3月,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护士学校毕业,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开始,我在亲友的支持和鼓励下,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分配到志愿军后勤部队二分部卫生队当护士.这一年我17岁.朝鲜停战以后,我又在朝鲜工作学习了4年,并接触到很多朝鲜的大人物,如金日成将军,以及当时只有十来岁的金正日.如今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然而在朝鲜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血染军服

1952年10月中旬,一个天气阴沉的夜晚,我军阵地遭遇敌机空袭,首长命令卫生队：立即前往通信科驻地抢救伤员.

接到命令,我随手拎起急救箱和两名男护士一道跑步冲出坑道,赶往事发地点.与我同行的男护士一位姓杨,名永祥,年纪比我大几岁,还有一位姓马,是我人团介绍人.上级交代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尽最大努力,抢救活着的伤员,只要他们有一口气就要积极抢救,争取让他们活下来.

杨永祥是老兵,他告诉我：通讯科是一个准团级单位,科长就是团长.这个通讯科可不是平常单位,他是首长指挥作战离不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那里有许多发电报的通讯器材,是首长与各个部队单位联络不可缺少的；自然,这就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是敌人千方百计阴谋破坏的“眼中钉”.不知道敌人采取什么手段探得通讯科驻地具体方位,空中袭击目标明确,数十枚炸弹集中投向通讯科所在的防空洞内,将整个防空洞顶部全部掀起,所有通讯器材均被炸飞.

通讯科驻地是在一座山包的顶端,距卫生队约有五六里路程,我们一路奔跑,只用半小时就赶到现场.这时,硝烟还未散尽,驻地一片狼藉.通讯科共有13名干部战士,除一名外出执行任务,其余12人正在防空洞内开会.科长守在防空洞入口处,突袭而来的炸弹气浪将他弹出洞外,身负重伤；其余11名同志非伤即亡,躺在地上一大片.我们三名护士立即展开抢救.杨永祥一眼就认出防空洞出口处的重伤员正是通讯科的一号首长张科长.杨永祥立刻俯下身,对倒在血泊之中的张科长连连呼喊,张科长喉咙嚅动_一下,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我见状疾步冲了上去,立即进行简单的止血处理.我让老杨帮忙,将张科长扶起.我蹲下身,一用力,就将张科长背了起来,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我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背着张科长拔腿就往山下跑.

本来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山脚下,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有看到山下的参照物.这时,我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我眼前猛然出现一行匆匆的人影,肩上扛着担架,我知道援兵来了.我大声喊道：“这边来,这里有伤员!”原来是警卫连的官兵闻讯赶来了,两名担架队员在我的引领下,将伤员放到担架上,跑步送到相距最近的朝鲜人民军抢救中心,这个抢救中心比我们卫生队的医疗设施要强一些.然而,伤员由于失血过多,伤势过重,最终停止了呼吸,身体渐渐变凉.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不相信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这样,我守护牺牲的战友一直待到东方破晓.抢救中心的医生招呼人来,将已经僵硬的尸体抬走.

这时,我才发现,浑身上下都沾满了烈士的鲜血,连头发也让凝固的血块黏在了一起等

回到卫生队以后,我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感觉很累.尽管上前线之前思想有所准备,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浴血经历,还是有一种不可言状的心理反应.回到寝室,脱下军装,打算去小河边洗一洗,可没有换洗的内衣,同寝室的护士姜金兰正好看到.她也是朝鲜族,与我同乡,比我大一岁.姜姐很细心,看出我的难处,便从她的箱子里找出两件干净内衣,递到我的手上.

来到小河边,虽然已是10月,可我没有感到河水的凉意.我找到河边一个没有人来往的僻静处,脱下衣服,跳进河里,尽情洗了一下身体.上岸后,换上姜姐送给我的干净内衣,又把血染的军衣浸泡到河水里,流淌的河水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红色.我把浸泡过的军衣反复搓洗,可被鲜血浸过的棉布,始终也改变不了血色.以后,我的服装有了特殊的标记——血染的红色.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很多人通过这一身军服认识了我.倘若有人问：小金护士是哪一位?就会有人告诉他：就是那个身穿血染军服的小姑娘,不满18岁的战地小护士.

在平壤艺术剧院学习

1953年7月,板门店谈判以后,朝鲜停战.志愿部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文体活动,组织文艺汇演、歌咏比赛等群体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从志愿军二分部司令部卫生队调动到政治部文工队,由一名护士转行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文工团舞蹈队长是吴国本同志,他回国后曾经担任总政歌舞团舞蹈编导.他对我们队员的基本要求是要一专多会、八能,即：吹拉弹唱、跳舞表演、书画写作、舞台灯光、上台演讲.

当时,志愿部提出系统化学习各个专业,各级组织着手有计划培训专业人才.作为刚刚步入文艺团体的新兵,我被派到朝鲜国立艺术剧院（又称平壤艺术剧院）学习舞蹈.这是朝鲜国家一级的高等学府,具有接纳留学生的资格.对于这个学习机会,我十分珍惜；同时还有一个小小愿望,借到平壤学习的机会,寻找多年未联系到的舅舅和叔叔.

在平壤艺术剧院学习期间,我接触到很多朝鲜的知名人士,参加了许多重大活动.譬如,我见到了金日成将军,并多次接触到金正日.那时,金正日还是十来岁的孩子,他经常来我们剧院看演出,平时也喜欢到练功房来看我们排练.每当他来到练功房,就由我上前接待,陪他参观和讲解.他很愿意听我讲故事,我记得给他讲过“金达莱”的故事.他来剧院对我的接待印象较深,以后每要到剧院来,他就直接来找我,他把我当作姐姐看待.我曾经向他询问认识不认识我的叔叔和舅舅,他那时还是孩子,对大人的事情不大关注.

我参加过平壤牡丹峰地下剧场的国庆招待会.这个剧场是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在战后帮助朝鲜重建的,豪华气派,当时,是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朝鲜大型活动最安全的地方.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朝鲜领导人,我特别希望能在这里见到我的叔叔和舅舅,然而我没有见到他们.我曾经和朝鲜一些领导人提及我的叔叔和舅舅,但我说不出叔叔和舅舅的名字.他们到朝鲜之后,改变了姓名.因而问了多次还是一无所获.

探望亲人们

1958年,我从朝鲜回到国内.到家乡探亲时,只见到母亲和小妹妹,父亲和弟弟和二妹妹都不在家.一问才知道,他们都去了朝鲜.朝鲜停战以后,朝鲜人力匮乏.金日成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留下一部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支援朝鲜建设.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同意这个方案,而是从吉林省朝鲜族人当中抽调一万人赴朝参加朝鲜的战后建设.父亲带着弟弟和妹妹,在1954年就去了朝鲜.父亲抗战时期曾经是金日成将军的马夫,对金日成将军有感情.弟弟妹妹到朝鲜之后上了大学,妹妹毕业后分配到平壤市政府工作,弟弟分配到惠宁郡政府工作；父亲和弟弟妹妹成为了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从母亲口中我终于知道了舅舅和叔叔的消息.舅舅是朝鲜劳动党某部领导,叔叔是平壤市所辖一个区主要负责人.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一家已经分为两国；在中国,只有我和母亲还有一个妹妹.1973年,我向母亲提出去看父亲和弟弟妹妹.母亲年纪大了,很难远行,便同意由我代表她去朝鲜看望亲人们.申请经过半年时间,终于领到护照.我在大女儿张小镭的陪伴下,去朝鲜看望父老乡亲.那时,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学校没有恢复高考,在平壤的舅舅和叔叔提出,要小镭在平壤念书深造.我再三考虑,没有同意.检测期一到,我带着女儿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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