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教育?

摘 要：《新闻教育改革论》是我国新闻教育改革领域的开山之作.首先,书中认为新闻传播学是“文科中的工科”之观点,一方面,起着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归属正名的作用；另一方面,将动手能力提到学科特色的高度,将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新闻传播教育实践性不够的弊端.其次,书中对新闻传播学办学条件的阐述,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同时也体现出一位新闻传播学教育者强烈的责任意识.最后,本书强调“新闻院系培养的人才既要具备业务技能,还要有社会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体现了一位新闻传播学教育者对应有教育理念的坚守.

关 键 词：《新闻教育改革论》；新闻教育；教改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

近日,拜读了张昆教授新近出版的大作——《新闻教育改革论》（以下简称《改革论》）,该书汇集了先生对新闻教育①改革多年的思索.当前,各类的新闻教改成果已经不少,然而,能够汇集成书出版的却不多.用教育家刘道玉先生的话来讲,此书堪称“敢为人先”之作.

通读此书,真是感触良多!这大概因为,张先生是一位一直从事新闻教育并长时间担任新闻院系管理者的教授,而笔者是一个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学新闻且曾从事过新闻教育的人,所以,先生在书里讲的很多话于笔者而言有感同身受之感,自然,感触也就多了.这几天归结了一下,尽管感触良多,但核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教育?这也是贯穿《改革论》始终的一条线索.下面,围绕该书对这一议题的高论谈点个人心得.

一、学科特色：文科中的工科

《改革论》认为：“新闻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文科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新闻传播类专业可以说是文科中的工科”.

何谓“文科中的工科”?意即,文科是底色,兼具工科的应用性.关于应用性,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就是动手能力.而对于作为底色的文科究竟是何种文科的问题,大家的看法便不尽一致了,如,在国家层面,认为新闻传播是人文科学；在高校层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将新闻传播学归属于社会科学部,武汉大学却将新闻传播学归属于人文科学部；在学者层面,据郑保卫教授称：“我国新闻学界在关于‘新闻学学科属性’的认识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比如,有的认为属于‘人文科学’,有的认为属于‘社会科学’,有的认为属于‘带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对此,《改革论》给出的答案是：“人文社科”,也就是说,不刻意对其进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可以说,这是一种科学的模糊定位,因为就新闻传播学而言,其不但牵涉文史哲等人文科学,还涉及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所以难以绝然划分到哪一个类别.正如皮亚杰所说：“各国大学各系学科的设置情况大相径庭,不足以提供一个分类的原则.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仅仅指出,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物理学界曾就“光的波、粒二象性”进行过长期的论战,从十七世纪初开始,持“微粒说”和“波动说”的学者便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直到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表光的波粒二象性学说,这场争论才告结束,“光既是一种波也是一种粒子”成为物理学界共识.

在国家将新闻传播归为人文科学大类、绝大部分的新闻传播专业脱胎于中文专业的现实国情下,提出这样的见解至少有这样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归属正名.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历来强调正名之事,其道理就在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当代来讲,这个道理还是适用的.如,当初,也就改革开放之初,新闻专业的不少学生拿的是法学学位,也就是说当初将新闻学归入了社会科学的大类；而如今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基本上拿的都是文学学位,也就是说今天将新闻传播学归入了人文科学的大类.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学位由法学转为文学的过程当中,一部分新闻传播院系从人文学院或文学院独立出去了,可是,更大部分的新闻传播院系则保留在人文学院或文学院,尽管有的文学院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但是,在资源的分配以及评价体系的设置等方面都于新闻传播专业相当不利.不可否认,身在人文学院、文学院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多少都具有从中独立出去的愿望.然而,除了本身的实力不足以独立之外,一部分的原因便是学科归属这顶帽子,它犹如一个紧箍咒给了独立以阻力：校方及相关利益方通常会说,新闻传播专业属于文学门、人文学科门类嘛,和中国语言文学本是一家嘛,没必要分嘛!足见,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归属正名兹事体大.另一方面,将动手能力提到学科特色的高度,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新闻传播教育实践性不够的弊端.强调新闻传播专业的动手能力,已是新闻学界的共识.不过,在共识的基础上将此凝练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色,以此区分于传统人文科学“坐而论道”的特点,则不光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更有超越其上的精神文化内涵,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新闻传播教育实践性不够的弊端.

二、教育条件：混成师资+实验设备+实习基地

正是新闻传播专业的“文科中的工科”之特色决定了其教育条件相对其他一般文科要高、要复杂.具体来说,其在师资、设备以及实习等方面均需要超越一般文科的条件.《改革论》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既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同时也体现出一位新闻传播教育者强烈的责任意识.

(一)混成师资

《改革论》认为我国新闻传播专业师资存在以下不足：其一,量的不足.“有些学校根本就没有人才培养的基本设施和师资,但是它们的胆子特别大,招生的规模更大.特别是那些二级学院”.其二,结构性问题.“从总体情况看,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专职师资,除极少数‘985’大学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国内大学培养的学术型师资为主”这里边便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师资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首先表现为与国际新闻传播学术界的隔绝”,也就是说,国内新闻传播专业的师资缺少国际的流通性.此外,这种“封闭性”还体现在学界与业界、兄弟院系之间师资交流的“藩篱”重重以及新闻传播院系内部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一是师资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一方面表现为“从学校到学校的纯学术性师资占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可能还表现为“出身单一学校、学科的老师的比例”过高.由是观之,《改革论》认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师资队伍应是混合型结构,套用军事学上“混成旅”的术语,可以将此称为“混成师资”.这是符合新闻传播教育实际的卓识.为达成此目标,书中开列不少很好的对策,如,加强国际交流、完善管理、构建“双师”队伍等等,此不赘言.笔者深有所感的是,新闻传播教育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混成师资不足呢?首先,师资先天不足.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长期在低谷徘徊甚至一度中断,至改革开放初期,新闻传播教育全面展开之时,师资出现了严重的缺口.从文史哲等传统文科专业抽调人员充当新闻传播专业的师资成为多数院校的必然选择,这样便为将来的师资结构不当留下了隐患.其次,随着中国传媒业的迅猛发展和新闻传播教育地位的提高,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刺激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如,大批的新闻传播专业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上马就是因应了这种刺激.这样,就使得原本紧缺的新闻传播师资变得更为紧张,不少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一毕业便留校任教,这样就增高了纯学术性师资的比例.再次,监管不到位.如果说前面的两种情况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进入本世纪以来发生的新闻传播师资紧张就变得有些不可思议.一般而言,在上个世纪办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在本世纪已基本解决了师资的缺口,其所培养的学生也已能充分满足传媒市场的需求甚至是供过于求.可是,由于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到位,一些二级学院或分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在本世纪纷纷顺利上马,师资的必然缺口就成了永远的痛,然而,它们创办新闻传播专业的动机却很“单纯”,那就是好招生、能赚钱,根本不虑及其他.最后,改革开放程度不够.这就从机制上造成了新闻传播师资的“封闭性”与“单一性”.比如,国家尚未建立新闻传播人才的国际协调与流通机制,这样就使得新闻传播方面的“洋教授”紧缺,造成了国内新闻传播教育与国际间的阻隔.当然,新闻传播与国家主权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关系为世界所公认,这在客观上对海外新闻传播师资的引进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视野下,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并且,在民国时期,我国是曾有过不少新闻学“洋教授”的,有的甚至担任过新闻院系的领导.又如,现行的人事体制使得新闻传播院系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一个人只要进了门就几无扫地出门的风险,检测使某院系学术型师资过多,又不能通过淘汰机制腾出位置吸纳业务型师资,这样就会造成“单一性”师资结构的无法调整.

(二)实验设备

《改革论》一面写道：“如今的传媒教育,已不同于20世纪廉价的文科教育,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媒介的技术装备日趋先进,进入传媒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传媒教育也是如此等新闻传播院系必须具备完备的实验教学条件.”而另一面却写道：“目前中国新闻教育界存在着一种盲目的技术崇拜热,片面地认为新闻传播教育是高技术教育,盲目追求实验装备的高、尖、新、全等目前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个先进的实验教学示范中、一座座豪华的办公与教学大楼拔地而起,一个个面子工程相继落成,社会有限的物质资源被大量消耗在硬件建设上.这样做固然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这是配置实验设备的辩证法.

既然动手能力是新闻传播学的特色,自然,“新闻传播院系必须具备完备的实验教学条件”,否则,求动手而不可得.在当下,提出这样的观点仍具现实性.在笔者印象中,全国绝大部分的高校在创办新闻传播专业的时候,并不具备完备的实验教学条件.时至今日,一本以上的学校基本具备了实验教学的条件,而一本以下的绝大多数院校还不具备基本的实验教学条件,尤其是新近升本的学校和二级学院,它们今天的实验教学条件依然很差.究竟差到什么程度?据说,很多院校没有严格的新闻传播教学实验室,它们将实验与实习一并交给了媒体,美其名曰：“资源共享以节约办学成本”.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来自主观认识方面的因素绝对不容忽视.如,二级学院为了招生赚钱,视教育为赚钱的门路,这从根本上偏离了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时任教育部发展司长的纪宝成先生在199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不能按照企业经营方式、运作机制来办教育.”视教育为赚钱的门路,就是产业化,就是按照企业经营方式、运作机制来办教育,就有悖于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欲使其完善实验设备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又如,一些层次较低的院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它们一方面为了享受新闻传播专业当前的利好形势,摆脱传统人文专业的颓势,另一方面却抱持“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办文科教育的心理,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这种“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消极心理,使得他们在引进或改进设备的态度上,往往是能拖就拖,此种心理极大地影响到设备的完善.

与此同时,“盲目追求实验装备的高、尖、新、全”的观念却在一些重点新闻院系当中流行.这种现象也是存在问题的,这正如《改革论》所诘问的那样：“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问题就在于“超过了限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就是说,人的因素是办好大学教育的第一因素或核心因素,物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因此,“物”不应过度追求,否则,就是舍本逐末,甚至容易为“物”所累.当然,究竟“限度”为何?谁也说不清楚.依笔者之见,实验设备能满足基本的实验操作、能完整展现实验过程就行了,这就是“限度”.有些搞工科的朋友对他们的实验设备建设也持类似观点,既然如此,对于尚不是工科的新闻传播学来说,就更没有“盲目追求实验装备的高、尖、新、全”的必要了.因为新闻传播的实验目的就是会用设备,而工科的实验目的除了会用设备之外,还有相当多的研究依赖设备完成.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持此种追求也为国情所不容.

(三)实习基地

对新闻传播专业而言,实验只是在可控状态下的模仿.因而,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正式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往往还要经历一个调试阶段,那就是实习.实习便需要有稳定的实习基地.原本做到这一点是不太难的,可是,“近年来,随着新闻传播类专业持续扩招,媒体接受专业实习生的能力也受到挑战,传媒单位对实习学生的选择更加挑剔”.的确,在这种情势下,处于低位的一些新闻院系尤其是地市一级的新闻院系,它们的处境相当艰难.经常性的做法就是将学生硬行塞入本地的媒体或相关单位实习,而不问实习的效果如何、对方的承受能力怎样.当然,国内重点院系的实习基地相对要优良,如,《改革论》提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京广铁路沿线,以北京、湖北（重点在武汉）、广东（重点在深圳）为中心,建立了稳固的三大实习基地.”然而,即便如此,国内只有极少的新闻院系能有海外的实习基地.众所周知,我国的新闻传播业是舶来品,而且,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新闻传播业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建设一些海外的实习基地势在必行,这有利于沟通国内国际两个基本迥异的新闻传播圈,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

上述三样,是新闻传播教育所必需的条件,缺了哪样也不行.面对当前新闻传播教育界事实上并不完全具备以上条件的现状,《改革论》给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意见,如“加强专业评估”、“提高新闻教育市场的准入门槛”、“引入淘汰机制”、“适当控制招生规模”等等,值得我们深思.

三、培养目标：满足业界与社会的双重需求

《改革论》指出：认为“满足业界需求是传媒教育的目标”的观点是“不够准确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人才既要具备业务技能,还要有社会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简单点说就是要成为具有较强业务技能的深邃的思想者,为社会怎么写作,为公众怎么写作,为人类怎么写作”.概而言之,《改革论》给我们呈现的新闻传播院系的培养目标是满足业界与社会的双重需求.

满足业界的需求当然是大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可问题在于,如何满足业界的需求?对此,《改革论》提出了较有远见的看法,那就是“按订单组织生产”,即“引入个性化设计理念”,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媒体、不同组织的人才需求”来培养人才.这是针对当前新闻教育界的现实弊端提出来的,在当前,“虽然世界上媒体千姿百态,不同大学各具特色,但在不同的大学不同的新闻传播院系,基本上是按照同一模式、同一规格、同一流程,也就是说按照大工业生产的思路生产品质相同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的目标指向也是同一的.”这种现状的弊端就在于,传媒产业要求众口百味,而传媒教育却只能提供一种味道.因此,在新闻传播人才业已处于写方市场的境况下,为了人才的适销对路,“按订单生产”应是在所难免的培养举措.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一个功利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的时代,《改革论》力主新闻传播教育也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体现了一位新闻传播学教育者对应有教育理念的坚守.为什么说是应有教育理念呢?因为,自古代社会开始,人们就一直强调高层次教育的价值理性观念,如,《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今人AndrewAhbott甚至认为：“没有任何实用的理由让你来接受大学教育,学习你的课业,或者选择一个专业.它不能带给你任何其他途径不能给你的东西.所以忘掉所有这些关于受大学教育的工具主义的理由.”当然,在新闻传播学界,这种坚守也不是孤守,如,陈力丹教授就曾告诫学生：“不要只把学新闻当饭碗”.在强调满足社会需求时,《改革论》着重强调了新闻传播教育对学生批判力与责任意识的培养,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欠缺的.如,笔者曾给某报评报,发现该报整个的民生新闻版,长期没有批评报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总是歌舞升平的景象,令人不禁怀疑,传媒人的批判力到哪里去了?又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英国王妃裸照事件,传媒人的道德良心又在哪里?

毋庸讳言,《改革论》的有些观点实现起来肯定有困难,有的甚至在当前还无法尝试.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改革论》的价值,尤可敬佩的是,其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那种责任感和敢于探索的勇气.曾说,我们党需要有一批“踱方步”的人.《改革论》就是“踱方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