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其历史影响

[摘 要]战争后,中国近代一批有识之士掀起经世致用思潮,试图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这一思潮,以“救世济时”、为中心,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倡导学习西方,对社会现进行批判,提倡改革弊政.近代经世思想及其学术学风的导向,为有识之士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底蕴,对西学的引进和传入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经世致用思想本身所固有的功利性和短视性的局限,决定了它最终不可能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引导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一条御侮自强、救国救民之道.

[关 键 词]中国近代；经世致用；历史影响；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B25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4—0059—02

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战争后,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这一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乃至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对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内涵特征、历史影响,略作分析.

一、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渊源

所谓“经世”,即治世之意.在先秦典籍中,“经”字常和“纶”字并用,含有“匡济”之意.如《周易》曰：“君子以经纶”；《中庸》讲：“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庄子》指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但真正把经世思想理论化并付诸实践的则是孔子.孔子在世时,一方面周游列国,矮病医世,对后世经世思想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另一方面,他把经世思想注入全部儒学经典.因此,经世与修身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成为儒家思想的中心观念.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大影响.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孔子以后,历代儒者根据不同形势对经世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弘扬和阐发.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儿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魏源的“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等,都为经世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

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再一次掀起经世致用之思潮,主张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封建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展现出“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林则徐等翻译西书,研究西学,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涵

在中国近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得千姿百态、五花八门,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倡导学习西方.战争前,经世思想没有突破中国传统经世之学的框架.经过战争的洗礼,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批潜心研究世界地理、历史以及研究西方社会的著作,形成了竞相追求海外新知的热潮.魏源的《海国图志》并非一花独放,而是在经世思想激励下,一批国人开眼看世界,一批著作文章刊刻印发.具有较大影响的有：林则徐的《四洲志》、李兆洛的《西洋奇器述》、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王蕴香的《域外丛书》、郑祖光的《舟车所至》、梁廷楠的《海国四说》等等.这些作者和著作对世界各国地理位置、方圆四至、平房面积、相邻国家、山川、河流、气候、物产、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种、风俗、语言、文字、宗教、服饰等都作了研究和介绍.这对于闭关自守的一个封建大国而言,确实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和影响,使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隅,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的一员.中国人开始知己知彼,开始了对富国强兵道路的探索.

第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经世传统思想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屡见不鲜,但在战争以后,经世思想所表现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论在深度上、广度上,还是在历史影响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批判思想.政治上,他们声讨腐朽政府的管理败坏,斥责当权官僚士大夫的昏庸和不作为.他们抨击文武官员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粉饰太平、征逐歌舞的丑恶.在经济上,他们指出,由于土地兼并造成贫富不均日益严重,“豪强兼并等无田者半天下”.〔1〕文化上,他们谴责科举制度的刻板禁锢,认为当今的八股文取士千篇一律,严重限制的考生的思维,毫无用处.他们指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啄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也,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2〕由此可见,经世思想家们对现实的批判既尖锐又深刻,体现了他们经世救世的良苦用心.

第三,极力提倡改革弊政.经世思想家们在大肆切讥时政的同时,也履思变革之法,竞相提出改革弊政之方案.他们不满于黑暗现状,提出刷新吏治、惩治贪污、整饰军备等主张,他们对农田占有、西北边防、科举官制等提出“改图更法”的主张.他们尤其对弊端最严重的漕运、盐政、河工和兵饷等改革特别关注.在改革漕运方面,他们积极倡导以海运代河运.在盐政改革方面,提出取消“盐引法”,实行“盐票法”,打破世袭的盐商垄断,实行食盐自由运销,政府抽税.对于治理黄河、防治水害方面,经世思想家抨击官僚们的和愚蠢,主张以治为主,以防为辅,加强治理海口.兵饷问题实质是财政问题,经世思想家们提出“除弊”、“节用”、“塞患”、“开源”等措施,强调精兵简政.

第四,身体力行,振兴实学.经世思想家们不仅勇于批判现实,倡言变革,还身体力行,从事致用之学的研究,力图振兴实学,开辟学术经世的道路.战争后,经世思想家们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继承和发展了清代复兴的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他们对今文经学研究更加带有强烈的经世倾向.龚自珍并不迷恋历代相传的儒经,而常常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来解释经书,把自己的思想见解渗入到经学之中；魏源则力图真正做到“通经致用”,直面现时当世问题,怎么写作国计民生.梁启超后来在评价龚自珍和魏源这一思想时指出：“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等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3〕同时,他们关注边疆史地问题的研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东南沿海门户逐步被打开,西南、西北、东北边疆也出现严重危机,因此,一些经世致用思想家们,抱着爱国之心,潜心研究边疆史地,目的是要巩固边防,抵御外侮.

三、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影响及其局限性

战争后,经世思潮开始兴盛,并被赋予时代意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学术学风乃至历史发展的脉络,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近代经世思想及其学术学风的导向,为有识之士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底蕴.在长期的封建时代,人们对学术研究,总是习惯以空言义理、空疏浮泛加以评价.战争后,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故纸堆中,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抬起头来面对现实.弥漫在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空泛学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一些学者在治学中提出“博学”与“求实”,针对清谈误国,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从纯学术研究转变为从事与时务相关的问题和“有用”之学的研究上,开始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寻求挽救民族厄运和御侮强国的途径,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以务实革新的思想和求真求变学风为标志的“经世”爱国传统,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其次,近代经世思想对西学的引进和传入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近代经世思想的内容在涵盖传统经学、史学和朝章国故的同时,又注入了西学的内容,体现了传统经世思想在近代的扩展和延伸.整体上说,经世的目的在于解决国家的困难,为民众造福祉.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在本质上决定了经世思想在经世实践中必然不断地寻求新而有效的方法和工具,以达到治世的目的.战争后,中西方联系加强,中西方发展的不同程度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势下,经世思想家们在坚持“经世”传统工具的同时,又把西学纳入到他们的工具之内,并把二者一起作为实现理想捷径.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今日之经世工具因时代需要而与过去不同了.“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说,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4〕这种由经世而引发的转变,无疑为西学传入中国打开了通道.

第三,经世思想的扩展和延伸,使近代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分化和改组.战争之后,由于他们致力寻找经世的新方法与新工具,尤其是一些人寻找的新工具与旧的传统格格不入,从而使近代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分化与改组.大体来看,他们所分化出来的派别主要有：一是试图把经学大义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的“通经致用”派；二是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武器实现富国强兵的“科学技术”派；三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积极倡导派留学、译西书、设学堂、兴军工、办实业、练军队,以维护伦纪圣道的“中体西用”派；四是积极推行君主立宪,并以此为工具进行变法的“维新变法”派.不论那种派别,都体现着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从传统经世的旗帜下走向分化.这一分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斗争此起彼伏,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经世致用思想所带来的关注现实、注重实效,探求御侮强国之道,固然有着历史的进步与积极意义.但是,经世致用思想所涵盖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观念所能接受的内容.因此,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中,经世致用思想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严重压抑了其作用的发挥.经世致用思想中关于学习西方、革新除弊的观点虽然有着积极意义,但只是局限于当时少数知识分子中,并未获得清朝当局的认同和社会的广泛共识.经世致用思想家们虽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但却未能形成大规模的运动,也没能取得实质性效果.同时,经世致用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人们在抵御列强欺凌和救亡图存过程中不断探索,寻求真理,但它本身所固有的功利性、短视性、浅薄性,决定了它最终不可能作为一种先进的、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指导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找到一条御侮自强、救国救民之道.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近代中国的无奈.

〔参考文献〕

〔1〕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3〕梁启超.饮水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郭梅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