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反思意识的觉醒

【摘 要】本文从2000年以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节纪念文章说起,浅谈媒体记者新闻理念的传承与深化,分析职业认知的变迁与重塑.

【关 键 词】记者节《中国青年报》职业理念

一、记者新闻理念的传承与深化

1.传承：对新闻使命感的坚守

跻身记者这个行业,无论面对怎样的时代变迁,记者的秉性是从来如一的.在《中国青年报》纪念文章所呈现出的新闻理念中,即使是10多年来,也是存在一种共性的：理想、理性、责任.因为理想,所以坚定地去记录和改变；因为理性,所以牢记自身的公共责任,丝毫不得逾越.

在《中国青年报》创刊53周年之际（2004年）,曾出版了纪念金刊《有一种青年与我们同在》,在评论员文章《我们的精神气质》里,曾经写道：“一个在追求社会公正、时代进步道路上的长途跋涉者,他的眼睛也许盯着路边不断闪现的景物,但内心还必须有一个理想甚至梦想描绘出来的彼岸,提供他勇气和动力的源泉.而这个彼岸,乃是一种理想和信仰,一种对于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社会的信仰.同时,它也构成了一个标尺,使我们时刻衡量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民生与幸福的距离.意识到这种距离的存在,便没有松懈的理由.永恒的责任也使新闻工作者勇气长存,理想长青.”

其中,“彼岸”是他们穷其一生去追索的使命与信仰,反映了他们坚守的新闻理想与职业理念.“标尺”,是对记者所怀理想与所处现实的冲突的丈量,是幸福指数与民生实况的距离的权衡.而“跋涉”,是他们对自身所涉领域的形象描述,跋涉意味着艰险,长途跋涉意味着困苦重重.而跋涉的方向,正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进步的时代.这形同记者身上最大的底气,这种怀揣责任的职业理念,与记者的职业身份交缠相错,相生相惜.李普曼曾说,“新闻工作人员内心深处的希望和敬畏,才是最大的新闻检查者”.

而在这种不变的底色之下,时间的作用赋予了它们更为深刻的力量,促使记者的新闻理想超出使命的概念,延伸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层面.

2.深化：对职业道德的自省

从最初的“荣誉”,到后来的“没有荣耀”,是由2008年山西霍宝干河矿难,11名记者受贿的事件而引发改变的.历时7年,从肯定到否定的语态,《中国青年报》转笔痛省,从一个高度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对记者的职业道德发出质问.最痛苦的批判,就是批判自身并且没有余地地承认这种批判.

思考是痛苦的,本质即是不安.然而,应该珍惜痛感.

因而,2008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节纪念文章里,这样写道：“封口费事件让记者蒙羞,这个节日中没有荣耀,只有耻辱,只有通过洗清耻辱才能重建公信和荣耀.”

愤懑惭愧的媒体语境,痛定思痛的笔调口吻.脱掉理想化的语言外壳,《中国青年报》以一种真实、庄重、自嘲却又极度理性的态度,反思自己,亦反观整个媒体环境.反思之外,还是那层对新闻理想与职业理念的诉求.只是经过时间刻度的它们,内涵更加丰满与深刻.

二、记者职业认知的变迁与重塑

1、变迁：从绚烂的“加冕”,到平淡的回归

记者,需要兼有诗人一样的和史学家一样的严谨.但在实际中,往往容易偏颇一面.在第一个记者节来临的时期,《中国青年报》谈到记者的境遇就显得有失理性.它们的第一篇纪念文章《拿什么献给记者节》中,是以两位记者遭致殴打之事而发出的言论：“作为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正常开展工作,却无端被殴打,而打人者竟然每每平安无事,而且这些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即将来临之际,难道这些拳头和棍棒就是献给记者们的节日礼物吗?”虽然记者权利受到侵犯的现象值得关注,但是作为纪念文章的观点言论理应平静.如果分寸把握失当,即使是慷慨陈词也会形同抱怨.在第二年记者节如期而至时,《中国青年报》也似乎还没有脱离“记者节”所赋冠冕的喜悦,笔调依然沉浸在“加冕”的绚烂中.2001年这篇《记者的荣誉》中这样写道：“要是一个职业没有什么职业荣辱所在,那它就是一个饭碗,认真地端,懈怠地端,都改变不了饭碗的性质.饭碗么,生趣了了.”对于记者身份的自豪长久地将它们置在无冕之王的桂冠下,过于理想化的语言拉开了同“地气”的距离.

直到2006年,一组《记者,他们不再受尊重》的纪念文章扭转了《中国青年报》的视点.从早两年的“自视甚高”、“自我陶醉”到对同行进行如同内省的质问.随着媒体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逐渐得以呈现,人们对待记者的态度也从忽略到重视,由“硬”变“软”.许多记者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失去底限,走向功利.比如记者收受贿赂,甚至主动敲诈报道对象,道德滑坡,也导致整个媒体环境的公信遭到质疑.《中国青年报》从此开始慎重与冷静,搁置了“记者节”的桂冠,跳出了记者的殊荣,反而开始了反思和质问.这种新的视点将《中国青年报》推向成熟,推向另一个高度.此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不再视11月8日是为属于记者殊荣的节日,而是“一次凝聚职业和强化职业认同的机会.”

2008年是大事频频的一年.2月南方雪灾,3月西藏暴力事件,5月汶川大地震,8月北京奥运会,9月三鹿奶粉事件、世界金融危机.记者焦头烂额忙于其中的同时,媒体行业内又出现一起“重磅”有偿新闻：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矿难,事故发生后该矿负责人为隐瞒事实真相,息而向媒体记者及相关人员发放“封口费”阻挠采访,引发“封口费”事件.令人震惊的是,竟有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所谓媒体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样的事件无非等同于媒体公信力的一场浩劫.当年的记者节,《中国青年报》发表纪念文章：《封口费缠身的记者节没有荣耀只有雪耻》.“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又到了,很巧的是,临近这个记者的节日时爆出了近年有关记者的最大丑闻,相信许多年以后记者同行仍会为这一幕感到耻辱,这一幕将会永远被钉在中国新闻业的耻辱柱上：有一群真真检测检测的记者竟然在一场矿难之后,像乞丐一样排着队向欲瞒报的矿方争领封口费.”一词一句铮铮入骨,在冷静下愤懑,在理性中爆发.不再同于2001年时的“记者的荣誉”,7年后,以一个自我推翻的标题来对一场道德劫难进行最盛大的痛省.“记者节中任何莺歌燕舞、自娱自乐和无节制的分离表彰也是无耻的.”

然而痛省之后,是振作.不是新闻理念的轰然倒塌,而是越发澄澈.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国青年报》又发出《记者节是三重提醒》和《记者节：不是为了自豪,而是为了提醒》.当中,它呼吁记者需要得到来自记者本身、国家、民众的三重提醒.此时的《中国青年报》,对记者节的认知业已挣脱光鲜的形式,而领悟到其最内里的实质：痛省后自有痛醒.

2009年记者节纪念文章,《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新闻眼》,其中的第三个小段是《新闻的磨难》.再述记者遭致殴打的现象,已与2000年时的笔调形同两样了.这样写道：“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底稿.但愿我们的这份底稿,虽经磨难,但绝不会在权力的威逼下变得浮皮潦草,失却新闻的格调,也不会在暴力的威胁下变得懦弱乖巧,全无历史的正义.”已经全然褪去了当初“无冕之王”式的拷问,换而为一字一句不容置疑的表态,铿锵有力.

2010年,《中国青年报》初次发出了有关“全民记者”的纪念文章.微博的横空出世颠覆了媒体的传统概念,打破了媒体的信息垄断.因而这篇《全民记者时代的挑战》这样说：“唯有积极迎接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并为之创造更宽松的环境,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迎“新”的同时也要辞“旧”,同日的另外一篇纪念文章里,有对《这个记者节,不写检测新闻》的呼吁.“在往年的记者节,我们呼吁过自由报道的权利,不被打的权利.今年,我们要争取不写检测新闻的权利.”反映着《中国青年报》的自省意识在进一步深化,从呼吁外界到反思自我,越来越将记者的角色还原化,“去荣誉化”.

2011年开始更多的反思.反思记者这个角色,反思媒体这个环境.越来越褪下记者节的光环,更加贴近地气.在《断了地气就伤了灵气》中,它提出,记者的工作状态,应该永远“在”基层.”于此看见,在对炼字的讲究背后,是对记者本位职责的思考.在次日的《不苟且有担当方对得起记者称号》中提到,“一个对责任与操守充满敬畏感的记者,会善待自己手中的笔,会尊重手指下的键盘,力求每一篇报道都经得起检验.”同是思考,已不同于2008年对自我道德约束的思考,而是对于记者职业本位的思考.在第三天,《中国青年报》又刊出一篇《社会需要更多草根记者》,“很多优秀的新闻记者几十年里一直扎根在基层,一直用心牵挂着基层,这样的草根记者应该再多一些.”在最末,还连用“重视草根,不忘底层”三段,来坦陈草根记者的力量.草根的力量,意味着“庶民的胜利”,意味着民众的发声,意味着公民话语权的扩大.

2012年,一篇《永远在路上》的纪念文章反映了记者身份的回归.再回望第一篇纪念文章《拿什么献给记者节》那种对殊荣的词穷,再到如今的淡然视之,将其回归为真正的行业性节日.从绚烂回归平淡这条路,《中国青年报》走了十年.“在这个不放检测的节日,无数新闻工作者仍像往常一样,忙碌在采访路上、演播厅里、编辑案头.他们全是媒体“桥梁”角色,记录时代进退起伏,他们传播信息、凝聚力量,日夜行走在路上.”这一次,《中国青年报》写出了绚烂过后的平淡意味,写出了记者的真正诉求所在.

2000年的纪念文章中,作者认为,全国50万新闻工作者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党和国家为被殴打记者讨到一个合理的说法,记者也是合法公民.2001年,“新闻纸不是一般的5毛钱1元钱一份,它是社会公器,就这么被裹挟着,崇高感油然而生.”当记者节的荣耀余波尚未结束,被裹挟的不是常态化的新闻理念,而是情绪.因而那时对社会公器的高喝,实际上是一种对理念的束之高阁.从纪念文章中看到的《中国青年报》,还是与“记者节”的深刻内涵有着一墙之隔的旁观者：期待记者节有所献礼,期待国家伸张大义.

2006年到2008年是一个临界点.从此时的纪念文章中看出,《中国青年报》与全国各地的良知媒体,都在历经着一场有关价值观的拷问与阵痛.“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道德劫难的缝隙,因而媒体环境也有更多的新生.《中国青年报》身居其中,成为反思与内省的先行者,脱离殊荣,脱离旁观者的行列,开始反思,开始历经自我意识的觉醒.推翻自我塑造,开始重构.“荣誉”与“没有荣耀”,自豪与“不是为了自豪”,在破与立中,它找到了新的、有高度的视点.而记者节作为每年固定响起的钟声,但不再是诉求献礼与讨说法的节日,而是一声响亮而悠长的提醒.

此后的纪念文章,也不再形同抱怨或自豪的抒发,或者是慷慨激昂的陈辞,而是笔调浓转淡,开始上升到对记者的内涵的认知.不是“走基层”,也不是“下基层”,应该是“永远在基层”.破除了曾经的一墙之隔,对于社会议题,更接地气的《中国青年报》不再是旁观、不再是记录,而是参与,是造就.艺人张悬曾呼吁,“我们活着,就在造就”,《中国青年报》从自身“不写检测新闻”的细微之处起,为这个时代有所增益.从“在路上”过节,为记者身份有所践行,来向公众传递信息.

而记者对社会的参与改造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比如电视台记者在非典时期深入前线采访,她说“我不敢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比如经济观察报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项目,意在救治在苦难中挣扎的600万尘肺病农民.

媒体的力量不是用于消费,而是感召.就如同《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三、记者职业理念变化的原因

事实上,记者职业理念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在一段漫长的时期里,与各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政治层面上,2003年8月,在政治局学习会上谈及了媒体环境的变化：“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009年10月,在世界媒体峰会的开幕式上,谈及当今媒体的责任,他特别提出舆论监督,既有对媒体舆论监督力量的认可,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在问题上对媒体作用的看重.它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媒体的舆论监督将得到中国政府的进一步鼓励和支持.②这从客观上给予启示,在面临中国的转型时期,媒体需要参与其中,媒体也必须参与其中,参与“建设”,参与改造,发挥媒体的舆论力量.同时,也给予了一个信号,重视媒体的舆论监督,需要媒体的舆论监督.

社会层面上,新时期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传媒行业转入自主经营.很大程度上,他们需要得到受众的认可来获取利润,因而他们需要为受众怎么写作,满足受众的需求.“政治目的”不再是为媒体单一的诉求,媒体的性质进而演变为社会大众的耳目喉舌,媒体的主要功能也集中于传播新近发生事件上.③《中国青年报》也不例外,它们必须褪去曾经“自我满足”的基调,转而平淡化,实际化,将笔头对准民生,参与其中而又不涉足其内.

四、不是功利选择,是价值判断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③

是怎样的时代我们无法决定,但对时代呈现的面向可以选择,对价值判断可以选择.在200多家媒体记者选择排队领取封口费的时候,也有人选择恪守记者的职责和良知去揭发、去呈现.就如同《新闻调查》的编导张天贺在谈到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时说,“要是有人真见过他们（遇难矿工的遗骸）的样子,就不可能为了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十年征程,《中国青年报》在记者节纪念文章中呈现的状态,就是“看见”的过程——看见,就是从蒙昧中睁开双眼,从被动到主动,从等待到反思,从痛省到痛醒（醒悟）.张悬说过,“不要害怕混乱,因为唯有这样你才能够看见新秩序的诞生”.对于《中国青年报》,记者职业道德滑坡的劫难为它们带来过混乱,带来过沉痛,甚至带来过质疑.但是,这隐藏于“破”中之“立”,就是信仰的正念,是新秩序的诞生,是对新闻信念重新的、更深层次的解读.不再以无冕之王自居,换而真正地扎根现实土壤,深入社会脉络,去相信,去参与,去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