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滨:教育公平是经济增长动力

点赞:25867 浏览:11863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1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人物简介

蔡洪滨,1967年生,江西人.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2005年至今任教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曾任应用经济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2010年12月任院长.

“蔡先生是温和的、建设性的、学院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财经作家苏小和曾如此描述蔡洪滨给人的第一印象.

10月的一个午后,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下文称北大光华)会议室,蔡洪滨面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平缓从容地陈述经济学景象.他反对把商学院办成企业家们的“私人俱乐部”;他呼吁全社会重视教育公平,认为这是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需要.

商学教育不能等同于圈子

比起厉以宁和张维迎两位前任,蔡洪滨是北大光华最年轻的院长,上任时刚满43岁,而厉以宁担任院长时是64岁,张维迎是47岁.

祖籍江西的蔡洪滨,在景德镇长大,父母都是汽车工程师.中学时代,蔡洪滨对哲学充满兴趣,他的政治老师甚至以为他曾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高考时,蔡洪滨听从父母建议,去武汉大学读了数学系.

2005年回国后,蔡洪滨除了任职北大光华外,还担任北大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北大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和中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担任院长后,蔡洪滨致力于提升北大光华的总体研究能力,并强调对学院价值体系的整体培养.他说:“顶尖的商学院追求的目标,不应该仅仅限于技术层面上.”“我们应该回归教育的本质.”一上任,他就做出决定,对工商管理硕士(MBA)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进行课程改革.人们评价说,低调务实的作风和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让蔡洪滨对“商学教育”的理解比常人更深入.

环球人物杂志:您执掌北大光华已经有一段时间,可否谈谈心中的北大光华应该是什么样子?

蔡洪滨: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使命,从这里面也能看出我们学院未来的奋斗目标.作为北京大学的管理学院,学术的水准不断提升是我们追求的第一目标,所以我们希望这里能够成为一个创造思想的地方、培养人才的地方,通过我们的研究、教育,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商学院不应该成为企业家们的“私人俱乐部”,那它应该是什么?

蔡洪滨:其实不止是商学院,任何一个学校或教育机构都会为学员形成一个人际交往的社会圈子.商学院学生间的联系和互动当然会更多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学院就是一个营造圈子的场所.我们希望给我们的校友提供知识的传授、管理技能的提高,希望他来到这里之后对他的人生价值有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之间形成圈子或联络网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我们希望圈子也好、联络网络也好,都能为商学教育的目的怎么写作.如果把商学教育等同于圈子,那显然是对商学教育的极大误解,商学院最终强调的还是教育.

环球人物杂志:北大光华精英云集,您怎样定义“精英”这个概念?

蔡洪滨:一般的理解是,精英指的是社会上某些人,他们拥有其他人没有的机会、财富、地位.但我个人的理解是,一个社会的精英应该是能够帮助这个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他们确实拥有异于常人的机会、能力、财富、地位,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是能够让社会持续进步的力量.中外历史上能让人记住的那些人物,都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财富,而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对某些行业及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精英”,最终是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他拥有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北大光华在培养管理人才时更注重塑造价值体系?

蔡洪滨:每个学员既然要来,当然是想得到教育.但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是商学院的选择.北大光华有自己的定位和对商学教育的理解,我们不仅强调技能提升,也强调人生价值的提升.我们强调,个人财富的增加如何能用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其实财富的增加对个人、企业、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手段,而最终目标都是要推动社会进步,手段必须怎么写作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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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仅在中国,国际上也在思考商学教育的目标.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对商学教育的定位和内容都有争论.有人认为,如果只是教学生如何去挣更多的钱,而不问目的是什么、是否有负责任的态度,后果就很严重.这也就是传授“术”还是“道”的区别.

对这个问题答案的不同,也是商学院和培训机构不同的地方.

教育不平等令人担心

环球人物杂志:厉以宁教授曾说:“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不公平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蔡洪滨:中国社会现在进入关键的发展阶段,面临巨大的经济转型命题,大家都在关心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你去看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是出现停滞的,只有少数国家在二战之后经过持续发展,从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发达国家.这两种不同国家类型的经济表现,从经济结构、经济政策、资源禀赋、文化、技术条件等来看,其实没有什么系统性的差别.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等,与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比起来,差别在于前者对教育事业和教育公平的重视和打造.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教育公平是长期经济增长最基本的保障和最根本的动力源泉.如果一个社会的大部分年轻人没有好的教育机会,经济政策再怎么变化,长期经济增长还是没有保障的.一个国家只有真正实现对教育公平的重视,才能让这个国家的所有年轻人,不管家庭、出身、地位如何,都得到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变差,您称之为“社会固化”.社会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蔡洪滨:在现代社会,人们未来收入的主要来源应该是自身的人力资本,也就是通过教育积攒的知识和技能.所以,我们要将社会投资的重点从物质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而且不仅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现在的教育体制和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体制相比,对教育的投入和重视显然有很大改进,但随着教育资源的增加,教育的不平等反而在加剧,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身边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都是从农村考上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的比例至少在40%.但现在,从2003年到2007年,本科生中农村学生比例都不到10%.能从县里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读省里的重点中学才行,但省里的名校不是谁都读得起的.这种现象已经引发一系列问题,对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现在这一代孩子的成长和受教育程度,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和体验,决定了20年后中国社会主体力量的状态.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不平等?国外一些名校招生时,对弱势群体会有一定的倾斜,这种理念是否有借鉴的价值?

蔡洪滨:我们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严重滞后,对教育资源行政分配的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所以出现了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越来越被社会优势阶层所控制的现象.

从小学到大学,教育这种公共资源的分配,都是行政体系在负责.这就需要尽可能地考虑平等因素,使资源更多地向相对弱势的阶层倾斜.日本从1949年开始教育立法,规定全国师资尽可能统一,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过最偏远小学的两倍,而我们是二三十倍.日本的教育法规定,一个老师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职5年以上,这样就不可能出现所谓重点中学.而我们是正好相反,越好的学校资源越多,资源越多地位就越特殊,地位越特殊资源就


更多.最终导致所有好资源只有极少数的人能享受.

创新需要物质平台和精神平台

环球人物杂志:如何避免社会固化,提高社会流动性?

蔡洪滨: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从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市场和法律的基础建设上.

有个国际经验我觉得很受启发,就是美国的平权措施.平等不仅是权利和理论,而且是实践.美国社会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但对以前没有得到平等机会、处于劣势的人却另有照顾.美国规定,任何接受政府项目的机构、组织、企业,其雇员人数都要满足一定条件,少数族群要占多少、妇女要占多少,都有规定.处于劣势的群体在涉及政府招标、财政拨款等事项时,都有一定的优惠.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健康的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学校、社会组织都是用纳税人钱支持的公立机构,要给缺少机会的群体创造更好的机会.

环球人物杂志:社会发展要靠创新驱动.如何保障社会的创新精神?

蔡洪滨: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与其思想交流程度密切相关.硅谷也好,其他创新比较活跃的地方也好,其想法产生不是靠几个天才闭门思考,而是在一定的生态系统或环境之下,很多想法交流、碰撞、激荡之后组织在一起的.一个社会的持续创新,需要这个社会有活跃的思想交流,并且能给大家的交流创造平台.国际上一些高科技公司和国外大学的商学院,其内部的办公设计都非常强调公共空间.创新最多的地方往往不是在高楼大厦中,而是在咖啡馆、小餐厅这样一些可以自由交流的地方,这是创造思想的物质平台.

创新还需要思想交流的精神平台.国际间重要的思想交流就是国际讲座、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中人们不管地位高低、权威大小都可以平等地争论学术问题.开放与平等,就是社会创新和财富创造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