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轻官员需要学什么”

还是从考察正定说起.

7月考察后,与惯例不同,8月河北媒体刊发的不是考察纪实,而是在正定工作纪实.目前河北各地正在组织专题学习.

“正定往事”确能给地方官员以启发.但也要看到,中国急剧的社会发展与转型,导致今夕差别很大.

“时代在变,方法也要变,要学习但不能照搬.”编译局研究院杨雪冬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时代在变,要求也在变

什么变了?先聊聊两部官场小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新星》,与最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

两部小说分别被称为当时的“从政指南”,但各自主人公所处环境决不一样.《新星》中李向南所面临的压力与矛盾还多是体制内的官僚主义、低效率等问题.侯卫东的压力源就复杂得多了,拆迁、、商人贿赂等事情与利益都牵扯着人物命运.

“现在和当年的社会气氛不一样了,80年代整个社会无非是农民要不要包产到户,工人要不要发奖金,戴帽的人要不要摘帽,农村户口能不能到城里去上学,就这些事.现在问题多样化了,人们的注意力会被分散.”2008年,《新星》作者柯云路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杨雪冬将之总结为“泛政治化”的压力.

“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普遍能享受改革的成果,社会心态也积极向上.但90年代后,随着认识、价值观念等的多元化,社会治安、信访事件、物价变动、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逐渐凸显,并都成为官员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现在官员的压力比此前要宽泛得多,也大多的.”

地方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浮躁.

体制内工作33了年,最近刚从长沙市人大副主任岗位辞职的刘耕,谈及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生态,称“还是干净的”,当时“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例子,刘耕逐渐改变了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存在,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此话过于绝对,但多少反应出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

随着社会变迁,地方官员的个体意识逐步增强,升迁渠道狭窄等备受关注.

2009年底,《人民日报》在全国范围内,对基层党政干部、员进行主题为“员幸福观”的匿名调查.调查表明,基层干部工作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升迁通道很窄,提拔无望.

与此相对,得益于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数位现任领导人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仕途,并得到不错发展,比如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首轮干部年青化,1986年,39岁的孟建柱出任上海川沙县委书记,从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工作,从前卫农场的船队水手一直做到农场场长.

时代在变,对地方官员的要求也在变.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优秀干部的代表是焦裕禄,这样的干部特点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艰苦奋斗地工作.当然在现在这样的干部仍然是好干部.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就需要增加新内容：有改革精神.

“现在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要求与时俱进,要求创新.”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回顾自己的仕途称.

我们可以学习什么

即便如此,领导人的地方工作经历仍有不少值得学习与借鉴.

翻阅河北学习“正定往事”的报道以及相关官员感言,学习侧重点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群众心相印情相连的高尚情怀”.

这延续了号召学习的惯例——强调从具体事情中升华出某种精神或者品质.例如,焦裕禄,学习的是他公仆精神；吴大观,学习的是他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政治品质；杨善洲,学习的是他艰苦创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境界等

除了优秀的精神品质,领导人在基层培养、锻炼出来的综合领导能力也值得学习.

李长春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如何选准人的思考》一文中强调,“那些在工作基础薄弱、环境条件艰苦、人事关系复杂的地方和单位经受住考验、作出了成绩并积累了领导经验的干部,才是能够担负重任的干部.”

俞正声在青岛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阵子,一些沿海地区猖獗,看到不少邻近地区由此“发”了财,青岛个别干部坐不住了.“看看人家大街上跑的是什么车?我们青岛最寒酸了.”

听到议论,俞正声在全市干部大会强调：“青岛坚决不能搞!”

当时威海、烟台都疯了,但青岛“刹住了车”.

多年后,俞正声回忆称,一次“在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

“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俞正声称.

事情虽小,但其中体现的智力、魄力、意志力,构成了俞正声领导能力的重要元素.

作为地方领导,其领导力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冷静.

1988年,履新宁德.其时,宁德在福建排名末位,干部群众都盼着他有“超常措施”.但不巧的是,正好遇上整体经济过热,决定治理整顿.

静下心来思考：“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

最后,领导人在地方的工作方法也值得借鉴.

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自称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第一次到地方任职,他曾两次向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瑞环请教.

李瑞环告诉给朱镕基的方法是,“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否则,干什么都没人响应.”

当时李瑞环在天津提出“苦干三年,吃鱼不难”,500亩一个大鱼塘,搞了10万亩,现在人均30多斤鱼,既保证了供应,又使农民得到了好处.

借此工作方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把解决上海市民副食品供应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现在地方官员当然不可能照搬,以副食品为突破口,但提振信心这一方法要领并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