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彦祖不特别毋宁死

国贸大酒店的37楼客房,吴彦祖坐

在窗旁的椅子上,接受电影《控制》首次媒体发布会前的专访.阳光很好,透过玻璃窗从他身后射进来.他坐在一片灿烂的光晕里,然而他的脸却因为背光处在阴影之中.

这更像是一个关于他的隐喻：他天生似乎就应该处在亮光处,他的五官,被一些人称为是“人类进化的奇迹”,谁都能看得见他,但真正的他,却是如此难以被看清.“理想主义者”的算计

让吴彦祖最近在忙着宣传的电影,是一部很有他个人痕迹的片子.他不仅作为男主角与姚晨上演对手戏,还亲任影片的监制.最初导演毕国智带了十页PPT,还配了“很酷”的音乐想找吴彦祖出演,吴彦祖只被角色的魅力所吸引：从被动控制到情势逆转,吴彦祖觉得富于挑战.而等到几个月后剧本修改完成,吴彦祖看到了心仪的影片类型：“有节奏,很悬疑.翻翻翻,一个半小时就看完了.”这打破了他通常要用两三天看完一个剧本的纪录.吴彦祖跟毕国智商量：交给突围电影公司来做吧.这是吴彦祖和好友冯德伦2011年成立的公司,旨在以创意“突围”出众多制片公司.《控制》的剧本让吴彦祖看到了自己钟情的“黑（色幽默）片”的影子.“法国、美国20年代就有了,国内却是空白.把那个概念放在华语片子里,很好玩.”难怪他最想合作的国内导演首选是宁浩.

又做演员又做监制的日子不容易.在《控制》的片场,他成了第一拨来最后走的人,经常一待就是16个小时.他笑称有时会“精神分裂”,得分别从演员和监制的角度想事情.开拍前半年的筹备时间里,他已经把演员方面的东西“想得很清楚”,但作为监制,总可能碰到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问题.他会参与所有制作过程,细微到“柄不对”的问题.

导演毕国智印象中两人的一次冲突,就关于细节：一段拍摄中演员究竟要从哪里出场的问题.吴彦祖的考虑是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扩大场景.

这显然是一个生意人的立场.吴彦祖也毫不讳言：“从一个商业角度来讲,电影是种.”不过,他跟《壹读》记者侃侃而谈电影理念时,更强调“平衡”,在艺术和商业之间,他说看重“意义”.“很多电影公司的算盘,是谁加谁加谁,可能票房是查重,艺术不可能是这个东西吧,艺术是每个观众的同意.”拍摄于1969年的《逍遥骑士》（被誉为美国首部公路电影）是他热爱的一部电影,“上映的时候,票房很低,数千万.隔了几年才发现,那是对美国历史来讲很重要的片子.”所以,他想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

记者好奇：为什么演员出身的他,对行业会产生这么一种责任感?

他答得很快：“第一呢,我爱电影.就算我不是演员,我也肯定搞跟电影有关的东西.”他说,这项特殊的职业不像建筑和雕塑,可以让自己的作品更容易被传播,跟更多人分享.曾经,他在埃及旅行,有个下载观看过他影片的当地人就认出了他.

“第二呢,我所拥有的东西是电影给我的,要还给电影.”他说担心华语电影的发展,证明这点的是,公司监制的第一部电影《太极》,起用了一名新的武打演员—主演袁晓超原本是北京奥运会的长拳冠军,这是他的第一部触电作品,担当主角.

“我很理想主义的”,吴彦祖给自己这样的定位.

“如今钱变成我们的神,不只电影,商业地产房地产等钱搞坏了所有人”,谈到钱,“理想主义者”吴彦祖有点“愤青”.

和其“白马王子”形象不匹配的是,吴彦祖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一个这样的“愤青”.2011年,他参与《建党伟业》的拍摄,当他所扮演的胡适在北大图书馆参加一场辩论的时候,镜头迅速转向了那些女学生们：女学生们正在窃窃私语,咯咯傻笑—吴彦祖问导演：“你真的确定要这么拍吗?为什么要这么拍呢?”导演给他的解释是,“哦,所有的女生都爱上了她们的老师”.吴彦祖并不喜欢这样的处理,他觉得缺乏历史真实感,“就算会有学生爱上自己的老师,但这样拍太过了,对不对?”

吴彦祖在接受林奕华采访的时候,曾经自称“我有着强烈的公民感（asacitizen）,我对我的社群有认同、参与和抱有使命等等的感情”.1997年,这位在美国长大的纯正ABC刚刚大学毕业,怀揣着3000美元来到香港,为的是见证香港回归的时刻；然后在香港路边被星探发现拍了广告,再然后广告海报被杨凡发现,从而拍了第一部电影《美少年之恋》,自此踏入电影这个行业—这些都是机缘巧合的后话.

旧金山是吴彦祖一生的开始,这是他的出生地,这座城市盛产艺术家和嬉皮士,有一种无所谓的自由主义精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战和性解放的两大运动,三藩市的角色都很重要啊”,自幼所受的熏陶让吴彦祖认为,“我相信每个公民都应该意识到社会给了他去改变或建立一些事情的能力”,因为这样的自觉性,他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观察者.

关于“狗仔队”—这被大多数明星深恶痛绝,被周杰伦直接斥为“狗”的群体,在吴彦祖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体谅.“我不会怪责记者.他们只是执行工作”,他意识到,如自己这样的明星被这样无孔不入地被追踪,是因为大众对他们抱有一种“明星就很了不起吗”的“权利心态”,他甚至同情记者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不得已,“他们终会明白在情绪反应的背后,是要维护个人的自我（ego）,还是记者作为专业人士所应得的尊严”.

他入世,这从他强迫自己学习粤语可见.1997年他来到香港的时候,一句粤语也不会说,之后他花了三年听懂这种语言,再花了两年,可以用粤语自由表达,“来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中国人,我应该学汉语.这是一种态度.所以和所有我的朋友在一起时,甚至是说英语的朋友,我都只和他们说粤语.”他不许自己偷懒,不许自己回到一直说英语的状态里,那样“你就不会学到新词、短语和所有的东西”.作为一个社会的观察者,他渴求随时了解这个社会的新动向.“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艺术家.开始的时候觉得不够资格,不够成熟,或身份上太被动,但我不断提醒自己,有一天总会找到机会用电影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这是吴彦祖的自我期许.整蛊,但不能真的很坏

拍摄《王的盛宴》时,陆川曾试图用一起喝酒的方式,走近吴彦祖.后来发现他很“稳”：“喝多了酒睡觉.越喝,话越少.”

录制《首席夜话》时,他脸上带着微笑,哪怕在描述最疯狂粉丝的情况.那种微笑只是一种客气,他并不把好恶表现出来,一直长于性格分析的主持人乐嘉在他面前败下阵来.结束录制时,他说,录制过程“不轻松”,这让乐嘉始料未及.因为节目提的很多私生活,他并不愿意被过多提及,担心影响观众对他银屏形象的代入.

他绅士有礼,同时带着慑人的疏离.就像《壹读》记者在他房间所见,接受采访时,吴彦祖专注聆听提问,手机震动多次并不理睬.一旦结束,他致谢后便拿起手机,不再闲聊一句.准备好的午餐此时被两名助理推到他身旁,此刻他与身边人同处一个房间,却恍若两个世界.

这位领域意识强烈的理性主义者,最喜欢自己演过的那些“另类”、“疯狂”的角色—《妖夜回廊》中性格迥异,分别与男人、女人恋爱的双胞胎；《新故事》中冷酷的罪犯头目；《新宿事件》里残忍变态的阿杰；《三岔口》中冷血却渴望爱情的杀手；《窃听风云》中的斯文败类等等.吴彦祖的母亲是心理学博士,这或许是演员吴彦祖倾向于探究阴暗角色的重要渊源.他十几岁就看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发条橘》,一直喜欢“能够调查人类心理的话题”.

而他自己在生活里所做的最“另类”的事情,是2007年他执导所拍摄的电影《四大天王》.电影的风格是模仿纪录片,旨在“揭露娱乐圈的检测面”.为了拍这部电影,他与自己的三个好友尹子维、连凯以及陈子聪组成了一个组合Alive,打着要成为“香港F4”的旗号闯荡歌坛,电影记录下这期间所有的过程：录歌打歌,故意主动泄露曲目的炒作,乐队成员之间内讧等等,整个过程亦真亦检测,看起来像吴彦祖挖了一个陷阱,引诱整个香港媒体和部分业内人士掉了进去.片子的结局是吴彦祖退出复杂的娱乐圈,在非洲结婚生子,这一方面为了制造笑果,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让片子的纪实意味减淡,让片子显得不那么针锋相对.

这是关于吴彦祖的生存方式：在他人电影里可以肆无忌惮地变态,但在自己生活里搞怪整蛊,就会极有分寸,距离真正的崩坏永远保持足够的距离.

特别是吴彦祖最看重的事情,他甚至很喜欢充满争议的CCTV大厦,因为它充满话题,能让一个普通工人都感慨,“这么奇怪的大厦”.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他欣赏的建筑风格.吴彦祖先是搬出平衡理念：“没有什么很清楚的风格.可能比较现代一点的.”但随即,他似乎记起身后洒满阳光的建筑群,说道：“还是要特别.我很喜欢CCTV大厦.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但也是好事.会有话题,一个普通的工人走到附近也会感慨：‘这么奇怪的大厦’.让人家去想.我拍电影、做监制都一样.”

他会打拳击,他曾经是一名贝斯手.他是拳王邹市明的粉丝,凡邹市明的比赛,他都努力捧场且认真观摩.他也喜欢摇滚乐,在拍完《北京乐与怒》之后,他对内地的乐队如数家珍.2008年,北京朋克乐队Joyside到香港演出,演出结束后,吴彦祖主动上前和贝斯手刘耗握手,喝多了的刘耗没认出吴彦祖,只说了句“幸会”.在四川地震之后,他去当地做义工,搬砖头砌墙,他很得意,“我一天之内可以砌好一面”.

这些,都是银幕之外的吴彦祖.“我不喜欢玩跟别人一样的,上学的时候别人踢足球我就打功夫,毕了业大家当律师我就搞建筑,创意就是要突破自己,不能抄袭别人.”创意就是特别.对于吴彦祖来说,不特别,毋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