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语中学学英语

偶得

1995年,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还是个有点陌生的新鲜事物.记得小考后,老师说,外语学校向全市招生,有一轮单独考试,难度较大,可以试试,就报了名,笔试成绩还不错.面试那天,考场外的操场上排着很长的队,拉着警戒线,报考者甚众.妈妈很焦虑,来之前,她多方打听外语学校究竟如何,却也得不出结论.她希望我像她一样当医生,在她眼里,英语与前程没有明朗的必然联系.外语学校始建两年,由一所落魄的公立中学转轨而来,远不如成都的老牌名中——石室、树德那样有声望.叫到我名字该入场时,妈妈拉住我说：“等等,我再想想.”我说：“来都来了,考完再说.”挣脱手就进去了.成都的小学不像首都和沿海发达城市的小学,当时已开始讲授英语.我从未受过系统性的训练,面试就考发音模仿能力,跟读几个音标、单词和短句.不久,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就像受到召唤似的,心向往之.妈妈还在犹豫,我却主意已定.

当时,出国热已经出现.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从恢复高考起就猛烈地复苏过来,家中的白墙上曾贴满了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海菲兹等人的海报.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家喻户晓,热度绝不逊于90年代初的《渴望》,刘欢那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成天盘旋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空.我最好的童年小伙伴小学毕业后直接去了加拿大,她的父亲是铁道研究院的工程师,她不甘于现状的母亲申请了加拿大的宗教大学,打各种苦工,艰辛拿到了绿卡.我于是开始了住校生涯.初离家,虽恋恋不舍,却有背上行囊、人在旅途的独立的兴奋.每周日黄昏,校园里那座一周都休息的小喷泉终于喜气洋洋地喷水,校园熙攘起来.22点,晚自习结束,沿着操场边的梧桐林荫小道,把衣物和零食拎上宿舍楼,塞进各自的小柜里.一周开始了：早晨6点半在亢奋的进行曲中起床,薄雾中睡眼惺忪地早操、晨跑；7点到7点半早课,英语和语文间天上,7点半到8点早餐,然后与普通高中步调一致地上6～7堂课,直到16点半.晚饭前有一个半小时的自由时间,其中周二是英语角；晚饭后,19点到19点45分是英语晚课,结束后,晚自习到22点；晚上23点,统一熄灯.仅从时间上看,外语学校的奥秘其实就在每天清晨的半小时早课和晚饭后的45分钟晚课里——这是唯一比普通中学多出来的课时.但每天多75分钟,一年便近370小时,6年下来近2500小时,水滴石穿.科学家统计说,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需1万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练习,2500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周三下午是父母能够探望的唯一时间,学校严格封闭,绝不允许随意探望,也禁止学生在任何时间离校.我们好像待在一个深山古堡里集训,日程表几乎完全排满,心无杂念,有点军事化管理的味道.每周五下午一跨出校门,一环路上车水马龙的世界扑面而来,一瞬间竟应接不暇.那段纯粹静心的时光,总令人怀念.后来听到评价说,在大学里,感觉“外国语学校出来的学生都像受过军校训练似的,是种独特的存在”,这种气质大概就源于住校制度.这种纪律性在自由突然井喷的大学里让我们很受用.后来,名气逐渐如日中天的母校拿到了北大、清华越来越多的保送和推荐名额.副校长说,原因之一是,母校送到北大、清华的学生保研率连年百分之百.

我们那届一共只招了120个学生,分成三个班.一到英语课,每班再分成A、B两个小班,每班20人,小班授课.从教育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回望,那时的待遇太好,学费却仅是公立学校统一的一年几百块.我们的运气很快就被市场重估教育资源的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就在我们毕业的2001年,踏出校门不久,母校便从公办民助正式转制为私立中学,基础学费也涨到了现在的一年近3万元,华丽转身“贵族学校”.从一个角度看,市教委“高位”变卖了优质教育品牌,有损教育的公平性.但情况又远非这样悲观——私立学校不受户籍和划片政策的限制,连云、贵、川、藏等西南几省的生源也能吸纳,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毕业12年后,当我也成为一位母亲,开始为孩子的教育作打算时,猛然发现,北京的学区房已向10万元/平方米冲刺——看似公立的学校,却以持有学区房产的形式将教育资源私有化；共建生和条子生,则是权力寻租.

第一堂英语课,林老师拎着录音机走进来.他高大帅气,全校很多女生都暗恋他.他用中文介绍了自己,也让我们做了自我介绍,给我们每人一个英语名字.我的名字叫Phyllis,后来我知道,这是年龄较大的英美乡村老太太才用的名字,但从来都没换过.那是我们唯一一节用中文上的英语课.此后中学生涯里,英语课就不再允许任何中文出现了.中文的拐杖在我们一接触到英语时就被拿走,强迫我们必须迅速在混沌状态下建立起对完全陌生的语言的感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迷失.林老师必须用肢体语言、图片和各种教具,向我们解释单词或句子的含义,一整堂课他都在手舞足蹈,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一头雾水.那时,视频和网络的应用还几乎没有,音频、图像的高级形式就是磁带和纸质图片.我们就像回到了婴儿时代,通过最直接的视觉、听觉、触觉和场景,去建立语言与其所指之间的联系.原有的中文秩序被完全打破了,就像脚下的木地板被猛然抽掉,轰的一声坍塌了似的,我们悬浮在空中.

我们最初学习的教材叫《看,听,学》,是英国的英语教育学家路易斯·乔治·亚历山大编著的.普通中学孩子们的青春期记忆是与通用英语教材中的主人翁韩梅梅和李雷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的记忆则与桑迪（Sandy）、苏（Sue）、比利（Billy）和汤姆（Tom）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教材没有一个中文单词,只有英文与图片的对照.至今,无需查阅过去的书籍,我还清楚记得：书本的第一句话是“MeetSandyandSue”（来认识下桑迪和苏吧）；记得第一个感到饶舌无比、听了无数遍磁带才说顺溜的句子“Puttheeggintheeggcup”（把鸡蛋放进鸡蛋杯里）；也还记得他们玩捉迷藏、翻倒立、分巧克力的无数趣事.入门真是独特又困难极了.林老师不许我们预习,上课时也不许我们翻书,而是一遍遍地放磁带,一句句地让我们反复模仿,每个人都得站起来复述.待他用演示的方式把每句话的意思讲解给我们后,我们才能翻书.很长一段时间,连书上都没有文字,纯粹只有图片,一句话的意思通过图片大概能明白,但若分解开来,每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则完全对不上号.我们也不学习字母和音标,更不学习拼写,甚至禁止书写,禁止私写和查阅字典.大概有半个学期,我们与英语就只是通过视觉与声音来相处的.开始有时还会偷偷用中文记下某个单词的发音,比如香蕉叫“布拿纳”,报纸叫“牛屎盆盆”,但很快被发现和严格禁止了.唯一允许的方法,就是在晚自习,甚至在熄灯后,抱着复读机,无数遍地、令人厌倦和发狂地模仿每一句话,直到在搞不清楚单词意思的情况下,就能不经大脑脱口而出.而第二天的早课上,每个人就得轮番站上讲台,当众背诵前日的课程.很多个夜晚,我们都是抱着复读机不知不觉睡着的,耳机还在低语,磁带还在转动.日后回首,这也是外语学校的不同之处.它让我们在一踏入英语世界时,就像学习母语的婴童般,抓住了语言最难把握却最为核心的灵魂——语感.普通的教学方法强调语法,通过语法的逻辑形式来理解陌生的语言.而我们建立了与语言更亲近的相处方式,不是以逻辑,而是以直觉的方式去感受它的韵律.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听说能力都很强,我们对英语的最初认知就是建立在听说之上的.在此后十几年的英语学习生涯里,遇到美妙的句子,我仍会习惯性地熟读成诵,直至脱口而出.

迷茫期过去,就像穿过了水帘洞,里面别有洞天,英语课从此给了我们很多欢愉的记忆.从第一堂课起,林老师就一直鼓励我们无拘无束地大胆表达.小课也给了我们很多表达的机会：每个人都得站起来模仿句子；早课晚课每个人都得走到讲台前背诵课文；课文长起来后,我们则分成三四个人的小组,自编自演,把课文编排成小话剧演出来.每一次,我们走上台,总是先排成一排,集体报幕,“ActtheScene”,然后逐个报出自己的角色,遂开始表演.大家的幽默感总是在诠释角色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滑稽的动作或表情,一种古怪或诙谐的语调,总能引来笑声与掌声.当记忆像书页般翻过时,那些只有几句话、像玩过家家的简单话剧,慢慢变成了“六一”节和新年晚会上有华丽戏服和道具、场面宏大的英语戏剧乃至歌剧——《灰姑娘》、《皇帝的新装》、《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等等；而那些最初例行的简单背诵,到后来,慢慢变成了背诵长篇的课文,再后来,变成了复杂的演讲.我们的舞台也从教室变为学校礼堂的主席台,然后走出校园,在全市、全国的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夺魁.6个小班的英语老师都是师范学校或外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天性很活泼.还记得那时三（B）班的女老师姓任,非常有魅力和感召力,她的课堂上,每个人都高举着手抢着回答问题,课堂节奏极快,非常活跃.我们都慢慢养成了一种热情直率的性格,哪怕在中文的语境里会含蓄收敛很多,但一旦切换到英语的情境里,仍会不自觉地有一种入无人之境的自在感,表达已经成了习惯.我最要好的中学同学在北大是戏剧社的活跃分子,主演过《苍蝇》和《布尔加科夫医生》,这种对表演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就养成了.

一个学期快结束时,我们才正式与英语字母见了面,开始认字和书写.实验

上初二时,英语教学体系的奠基人朱征峰和郭萍老师去美国做了旅行考察.他们是夫妇俩,年龄较大,朱老师不是四川人,说普通话,是老一辈外语学院的大学毕业生.记得那时他们考察回来,对我们所学的英语必须跟上时代的感慨很快流传开来.据说朱老师跟美国人交流,所用的一些表达方式是美国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用的过时语汇,很尴尬.我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这套已“人到中年”的《看,听,学》教材,里面的一些说法,比如errand（跑趟差）,在现实中已不再是应用中的活词汇.那一年,他们又访问了对外开放历史更悠久的沿海沿江老牌外国语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天津外国语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武汉外国语学校等,开始筹备引进和试验英国广播公司出版集团的教材《展望未来》.这套书后来成为全国外语学校的通用教材,是以剑桥大学第一证书预考为标准的,也就是相当于欧洲委员会欧洲语言教学大纲的中高级英语水平,具备用英语在英语国家工作和学习的能力.在我们的6个英语小班中,我所在的一（A）班和任老师所教的三（B）班被选中,作为教学试验的“小白鼠”.我们也因此成了全国首批使用《展望未来》的学生,这是件很幸运的事.

新教材立刻把我们带入了广阔世界.我们第一次有了用厚厚的铜版纸张彩印的教材,一打开就在灯光下微微泛着五彩的光,爱惜得舍不得往上面写字,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放入抽屉,再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每册有15章,共60章,话题从日常生活的居住、就餐、社交、办公室、交通规则,到谈论生活方式的周末生活、健康人体、度检测、乡村生活、烹饪、探险,再到探讨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政治问题,如是非对错、人生乐趣、成功之路、舞台戏剧表演、新闻报道、体育世界、新奇文化、古旧、科幻未来等等,包罗万象.每一章里,有各种报纸杂志、信函广告、启事文书、经典文学作品片段的剪辑,配上各种风格的摄影、漫画、插图,非常吸引人.16年后,无需费神翻出留在成都家中的那套课本,许多东西还历历在目.我现在还能随口背诵出伦敦希思罗机场催乘客登机的广播,也能背诵出在伦敦旧船坞看魔术表演的片段；也还记得在澳大利亚蹦极跳、在南极睡冰床的探险故事,还有在飞机上用小刀做手术取出喉咙里的骨头、在高速公路上走错了出口一个U转弯逆行的趣闻.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诗句、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接触《星际迷航》,了解世界古迹名胜,从成了“连锁厕所”的地中海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和家具,结识理查·基德曼、尼古拉斯·凯奇,还有罗宾汉与佐罗,辩论基因问题、医疗制度和教育公平,听闻印度腔、澳大利亚腔、日本腔的英语.那是个求知若渴的时期.英语所给予我们的,是一扇通向广阔世界的窗口,一趟世界文明的旅途.书的难度自然很大.第一章几乎用了一个月才讲完,一堂课下来,满满一大页的陌生单词和词组.年轻的林老师和任老师很有开创者的精神,总是把课设计得尽量有趣,启发式教学.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在教学楼走廊里飞快地用粉笔书写的几个小黑板的填空题,供上课听力用,一段录音放两三遍,然后让我们把那些空缺的地方填满,那些单词、介词和词组都是第一次遇到,但一发挥众人的智慧,基本都能拼写出来.新单词一遍遍反复听写,让同桌相互批改；更有趣的方式是常让我们用10～15个单词编写一个故事,常有意想不到的创意.我一直觉得我的同学是极富创造力的.直到高中,我们一直私传着自己写画的民间小报,上课时就在座位间传递,人人添砖加瓦,针砭时弊,八卦绯闻,对学校的一切评头论足,很多人都是讲故事的好手.那时候还没有相应的考试题.每半个月或一个月,两位老师就要自己设计一套试卷,电脑输入还没普及,都是亲手誊写油印,拿着蘸满油墨的滚筒一份份刷出来的.后来才有了打印机,噼噼地打出来后复印.

那个时代的老师非常敬业和投入.年轻的英语老师们就住在教学楼对面的教职工宿舍楼里,筒子楼,一人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有时我们上课,他们就从窗外走过,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二班的老师新写了一个砖头大的大哥大,别在屁股上,引得一阵大呼小叫.林老师常常三个五个地分批把我们叫到他的小屋里,纠正每一个音节的发音.从一开始,那些决定了英语听起来是否纯正的细节就被他逐个仔细打磨过了：不能咬死的s音,舌头要尽力伸长放到两排牙齿之间的th音,嘴形不能太扁的a音等等,还教会了我们用胸腔而不是嗓子发音的方法.我还记得他讲那个发音接近“昂”字的音标,为了向我们演示清楚这个音要沉到鼻梁后端发出,他不顾自己帅哥的形象,很夸张地把嘴巴张得跟蒙克油画《呐喊》里的那个人差不多.我也还记得,从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到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都是他从小屋书架上取下来拿给我读的.我们一直有外教课,那对和蔼的美国夫妇就住在学校安排的一套稍微阔绰点的小套间里,有时请我们去玩玩.但我始终觉得,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那批初出茅庐、朝气蓬勃的英语老师们.他们的付出,若以今天的市场眼光衡量,是无价的.

我最享受的另一个时刻,是每周三晚上的电影时间.那只平日被牢锁在绿色铁皮柜里的电视机终于千呼万唤露出脸来.在那台电视机的荧幕上,停驻过几乎所有当时迪士尼和好莱坞的名角儿.不知何故,我的脑海里最爱跳出的画面,是肖恩·康纳利在《第一骑士》里的形象,我与同桌坐在最后一排观看,窗外,是一片绿色的梧桐树叶.异军突起

就在我们穿着一身红,无忧无虑地在市文化宫合唱《音乐之声》里的《哆来咪》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会歌《手牵手》时,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悄然升入了高二.他们被安排在一栋单独的教学楼里,好像是为了防止受到我们的干扰,变得更加与世隔绝.我们很难见到师兄师姐们.只记得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那一次,周日的下午,从操场上传来他们绕场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雄浑口号声.也是在那一年,校园里张贴出告示,寒暑检测有组团去美国游学的活动,经费不菲,班里好几位同学报了名.

1999年盛夏,我们突然得知,第一批高中毕业生,99级的俞师姐夺了四川省文科状元,还有两个文理科省前五名.那一批毕业生共80人,4个北大,1个清华.也是在那一年,我们的姊妹外国语学校走出了一位哈佛女孩刘亦婷,在全国名噪一时.外国语学校军团就这样在成都异军突起.2000年,省文科状元继续出在母校,稳住了江山.也就是在这短短的两年里,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出国热与新东方所开辟的巨大英语教学市场终于变成了滚滚的商业洪流.任老师离开了学校,去了老牌名校成都七中,他们刚成立了一个国际部,高中毕业直升国外大学,急需任老师这样有教授《展望未来》经验的老师.林老师继续留下来教初中英语,成了初中部的骨干,几年后,他去了大学任教.年轻老师们一个接一个成家生子,纷纷搬出宿舍楼,写了房.

2001年,轮到我们上阵了.接手毕业班的英语老师季先生是个非常渊博的人,他曾是长江三峡工程的首席翻译之一,家中书架上有一排排的百科全书和大辞典.第一届文科状元就是他带出来的.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不愿应付过于复杂的人情世故,宁愿待在学校里教书.似乎谁也没太把英语放在心上,大家都更重视对文科生有决定性意义的数学.高三上半年,我们仍然上的是《展望未来》,直到下半年,才开始做高考题,突击语法和各种题型.那些试卷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难度,但熟练是必需的.季先生的压力却非常大,有一次我们的考试成绩出现了统计失误,最初在成都市排名不靠前,他竟然出走了一段时间,学校只好给我们换了一位老师.即使如此,高考并未耽误.那一年,我们文科班的英语平均分是132分,总分平均分是570多分（满分750）,超过了人民大学的调档线.那一年是考前填志愿.在师兄师姐革命旗帜的鼓舞下,我们很大胆地填了很多北大、外交学院、北师大、人大、复旦等,全部悉数录取.在外语学校学了6年的英语,其实根本没有在高考的考场上发挥用途.我们用最后半年的时间对接了英语高考,并通过体制内考试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在那个年龄所掌握的语言技能,对我们影响深远.本科毕业后,不少人去了哈佛、斯坦福、耶鲁等名校深造,许多人进入全球最牛的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对我们从内地走出来的学生来说,初中那六年的教化,终生受用,不是高考所能衡量的.

读大学时,我曾在新东方教过英语.新东方已成了上市教育集团,在中关村、白云路、北辰中心等多处核心地段购写了商业地产.它的怎么写作对象早已不再只是大学生,而变成了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到职业培训的英语培训体系,全民学英语的时代到来了.也是在大学期间,曾在与大学同学创业时,走访了从杭州外国语到东北育才这样的全国名校.我还记得,到东北育才时,日式建筑风格的校门外贴着大学录取的光荣榜,满满一大墙,排满前面两页的,不是北大、清华,而是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剑桥、牛津、大学等世界级名校.在一次交流中,北京四中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大部分人高中时代都在国外高中交流过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打算毕业时直接申请国外大学的本科.越来越富裕的城市人,在高考体制之外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也不再那么需要靠高考英语分数来衡量水平.

但不要忘了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大多数.真正还倚重高考英语的人,恰好是那些没有那么多途径与资源去获取高考体制之外英语教育资源的人.公正是教育内在不可剥离的诉求,在市场化时代,却也是它最矛盾的诉求——最需要教育资源改变命运的人,往往恰好却是那些最缺乏资源获得良好教育的人.在这个可以通过音频视频、出国旅游、检测期寄宿交流、机构培训提高英语能力的时代,英语确实让那些农村小镇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高考制度的确应该坚守它社会公正的诉求,改变英语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