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的路

记者/2013年7月6日,中纪委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达球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继6月23日调查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6月30日调查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后,纪委连续第3周宣布调查省部级高官.

自2012年底就任总书记以来,新一届领导人的思路日渐清晰.

如果回望更早之前的两任总书记,和执政之初,败形势均处于严峻态势,当时同样出现密集查办部级贪腐高官的相似局面.但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几代领导人在处理问题都有各自的方式和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领导人的决心都是一样的”

十年前,在十六大上接任总书记.半年后,2003年5月9日,正部级高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北京以受贿罪被判死缓.之后,一批省部级高官陆续因贪腐落马,频率极高.

仅在2003年,就有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辽宁省高院院长田凤岐、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广东省高院院长麦崇楷等多名省部级官员获刑.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4年,包括正部级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在内,又有至少七名省部级高官因为贪腐遭到查处或获刑.

更早之前,度过了三年临危受命特殊时期后,在1992年十四大后继续担任总书记.他同样以惩治高官的方式,祭起大旗,树立权威.当时包括原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部级官员,均以受贿罪遭到惩处.

放眼和整个任期,两位总书记在问题上都表现得态度坚决,即便对方是国家领导人,只要涉嫌贪污也绝不手软.比如任期内,就查办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以及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主政十年内,则有陈良宇和薄熙来两位原政治局委员落马.

早年有过从军经历的新任军委主席,对于解放军中的腐败更是“绝不姑息”.2013年7月7日至8日,军委召开生活会,提出5点要求,其中就包括“廉洁自律、风清气正,坚决不搞腐败”,他要求军方高层“勇于向自身开刀,勇于自我清洗,勇于刮骨疗伤”.

旋风即在军中刮起：2012年12月下旬,《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对外公布,其中“禁酒令”格外引人关注,成为从严治军、转变作风的新抓手；2013年又在全军范围内更换新式军车号牌,严禁高档豪华车辆；2013年6月,解放军开始清查军队基建项目和房地产资源,杜绝房地产腐败.

沿着时光往前回溯,同样对军队中的腐败痛下狠手：时期,查处了原第38集团军政委邵松高和总参某部部长姬胜德贪腐犯罪；任上,则有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获刑.

“领导人的决心都是一样的.”制度学者李永忠说：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是一以贯之的.

从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严厉程度来看,获刑高官被重判者为数不少.眼前就有2013年7月8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不仅体现了对腐败的高压严打态势,也彰显了法治精神.”

中国是少有的对腐败犯罪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郑筱萸都被判处死刑,反观其他国家像新加坡对腐败的最高刑罚就是十年.

在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看来,惩治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发现和惩处,一个是法律的制裁,“应将更多关注点放在发现和惩处上,这个更重要”.他说.

“腐败惩治的要义在于其威慑与阻吓力,这种力量的发挥主要不在惩罚的严酷性,而在惩罚的必定性,不可逃避性.”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袁柏顺说,坐飞机掉下来后多半会死,但坐飞机掉下来几率很低,所以大家还是愿意坐.“腐败也是一样,被抓后看起来后果很严重,但只要被抓的几率小,那些人同样还是会腐败.”

1993年,开启了败的“中国模式”

历来重视,1949年前就已有之.通过武装斗争打天下时,依靠的是“战争”.战争结束后,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考虑到有一批党员干部会被“糖弹”打中,他解决腐败的第二个载体是“运动”,即通过隔三差五地搞群众运动.

在上述两个阶段中,党内教育只起到辅助作用,不过因战争和运动作用明显,当时腐败问题并不严重.改革开放前,依靠群众运动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颇为清廉的国家之一.但是,“运动”有两个后遗症：一是严重干扰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二是助长某些心术不正之人在运动中投机取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不再搞群众运动.

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李永忠对此的解读是：“领导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结构改革,只有形成决策、执行、监督权的分解,党内才能存在,党内监督才能加强,这样才能产生权力制衡.”

主政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处在摸索阶段.在1980年代,党内一般是用“不正之风”、“贪污受贿”等提法,正式文件中“腐败”一词很少提及.

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后,开始确立“两手抓”方针,一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发展经济；另一个是败.自1993年1月1日起,中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开启了败的“中国模式”.在这个机制中,纪委处于“组织协调”的重要地位.一位专家介绍说,“对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100%是中纪委先查.”

在1993年8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又部署确定“三项工作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提出非常系统的败思路,但还是摸索性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记者说.那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开展“败斗争”,工作得到空前重视.李永忠指出,自那以后,每年都召开一次中纪委全会,政治局常委和在京政治局委员悉数到场,“这个规矩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2002年十六大执政后,全面推行体系的建设：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4年,中组部和中纪委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确立了干部引咎辞职制度；2005年,推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8年,继续推行败“五年规划”.

庄德水发现,十年任期中更注重整个社会的发展,“他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强调倡廉的重要性”.

作为集权国家,在败之外,追求的价值目标必定包括国家安全稳定以及经济发展.无数国家的败实践得出一个结论：危机推动变革.如果执政者发觉腐败问题已经威胁到政权统治、国家利益等根本问题时,败就会被高度重视.

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向全党发出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功夫在败以外”

总书记们在各自任期内,根据不同形势特征,都推出了自己的败方针.

担任总书记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成为的基本方针.“标本兼治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综合治理治什么?”李永忠说.1994年,李永忠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发表过“以治本为主的必要与可能”文章,他认为：水灾、火灾、地震、安全事故全部是以预防为主,唯独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却提不出“预防为主”,核心在于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推进.

当选总书记后,2004年《中国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推出,2005年中国又加入《联合国公约》.在此背景下,领导下的新领导集体,将败方针深化后加了八个字,即“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在李永忠看来,“权力”作为权宜之计,的确能解决很多当务之急,但也有局限性.“一些腐败问题虽然当时被严惩,被暂时压下去,但由于治标不治本,下面还是暗流汹涌,而且腐败反弹力度会更大,这就印证了总书记的说法‘愈演愈烈’.”

他认为,在用人体制改革,以及监督体制改革尚未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只能以治标为主.

十八大后,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亮相,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新的工作重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如果我们把预防工作主要看作是治本,那么惩治工作主要还是治标.”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袁柏顺认为,现在很清楚——不治标无以治本.

近来,查处力度较大,办案也很公开,当然这与愈来愈兴盛的民众“网络”不无关系.“现在腐败行为只要被揭露并形成公众关注的热点,基本上都会查,而且非常迅速.”袁柏顺考察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败成功经验,他发现必须依靠政府和民众形成合力和良性互动才能实现目标,“如果网上铺天盖地地在揭露腐败,但是政府不来查处,最后热一阵子,也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硕士研究生曾写过一篇论文,研究网络的运行机理.他对人民网强国论坛上贪腐干部的帖子做过统计,从发帖、讨论、意见领袖表态,一直到政府介入需要经历七个环节.他发现,网络带有很大偶然性,类似“表叔”、“房叔”等个案具有很强娱乐性,可以吸引公众眼球,很多案子走不到最后就无声无息了,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中断,“100起网上爆出的案件,不超过3%得到查处”.

接受记者采访的问题专家均认为,要推行败大业“功夫在败工作以外”：首先进行权力结构改革,加强监督力量,其次推进和法治.

衡量是否有效推进,何增科给了记者一个标尺：一是看体制、机制改革本身有无增加社会或公众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二是这种改革是否使政府部门的权力出现制衡和分解.（据《南方周末》等资料整理）

延伸阅读

巡视制度10年变迁

党内巡视制度已经走过10年.

2003年,“纪委、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然而,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行为,“巡视”的出现则要追溯至1996年.那一年,十四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作出“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中纪委随后启动巡视制度,不断设置巡视组.

直至2009年7月,《中国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出台,巡视正式成为一种党内监督的制度被确定了下来.同年,原来的“纪委、组织部巡视组”更名为“巡视组”.

巡视的范围及巡视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6月,巡视制度的范围扩大至军队；巡视组的数量也从2003年的5个扩大到2011年的12个,其中6个地方组、4个企业金融组、2个国家机关巡视组.

过去10年,巡视组在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亦十分明显.

2003年至今,巡视组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线索.2005年6月第五巡视组结束巡视,根据巡视组获得的线索,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陈良宇案也由此牵出.而在2009年,巡视组先后巡视了浙江等12个地区,中国保监会等4个金融单位,中国海运等4个国企,查获了贵州政协原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贪腐线索.

纪检系统人士认为,取得这样的效果源自巡视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威慑.“如果说地方能处理好,不巡视,那最好,但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腐败形势挑战还是挺大的,甚至可以说相当大.”派出巡视组的监督和约束,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必要的,而且,这种监督手段还被赋予更高程度的重视.（据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