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中叙事诗文学赏析

点赞:25582 浏览:11864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5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汉代乐府叙事诗以其饱满的主人公形象和完整的叙事情节,成为我国叙事诗成熟的标志,同时乐府叙事诗取材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采用感事型叙事模式以及叙中插画的独特叙事方法,展现了我国汉代叙事诗独特的文学魅力,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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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古代诗词的辉煌成就中,长期以来主流是抒情诗,而叙事诗是第二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叙事诗没有完善的文学体系.这种体系不是通常意义上从《诗经》到乐府的一脉相承的系统,而是具有《诗经》和乐府两个不同的源头,分别代表了与民间的不同体系,两者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系统叠加起来系统研究,可以完整地展现出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源流.


一、汉代乐府与叙事诗

汉代乐府是搜集、整理并保留下来的流传于当时的民间歌谣,是两汉之际朝廷的音乐机构.《汉书艺文志》载:“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即说明了汉民间乐府的由来.

汉代乐府叙事诗与中国古代传统诗词创作有所差异,传统古诗讲究以抒情诗为宜,而乐府则是以叙事诗为载体独树一帜,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汉乐府本多‘缘事而发’,故此类特多佳制,于当时民情风俗,政教得失,皆深有足征焉.乐府不同于古诗者,此亦其一端.盖古诗多言情,为主观的,个人的;而乐府多叙事,为客观的,社会的也.”汉民间乐府就是以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诗,屹立于中国诗歌创作的长河之中.在此,笔者试从叙事角度出发,对汉民间乐府中的叙事诗的艺术特征加以分析,以展现两汉民间乐府艺术上的价值,并希望可以从作为中国叙事诗成熟标志的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的分析中,窥一斑而知全豹,见出中国叙事诗叙事艺术的总体特色.

二、乐府叙事诗

从与西方叙事诗相对比的角度出发,学术界认为我国的叙事诗体系不够完备.实际上,我国的叙事诗体系未和西方叙事诗走相同的道路,因而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的叙事诗归于以西方叙事传统为依托意义上的不发达.我国古代叙事诗体系有她独具一格的文学魅力,这一点在汉代乐府叙事诗之中可见一斑.

汉代乐府叙事诗的创作理念主要体现在:一是汉代乐府叙事诗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成熟的标志,其成熟的叙事文学创作手法体现在汉代乐府叙事诗中具备了叙事文学的本质特征;二是汉代乐府叙事诗作为我国古代叙事诗的代表,形成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叙事艺术.正如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所言:“不管在复杂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正是受这种民族性格、创作个性的影响,汉代乐府叙事诗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准则,并且融合叙中插画的叙事特色,以及融合“情”的感事型叙事模式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叙事艺术.

从古代《诗经》中的“赋”,发展到汉代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手法逐渐成为我国诗词创作的基本准则,这在汉代乐府诗叙事诗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汉乐府名篇《孤儿行》等众多诗词都深入百姓生活,体现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此外,大量表现爱情的诗词,如《孔雀东南飞》更是体现了诗人对于现实人生的解读.这些叙事诗皆是紧密地联系现实人生,反映当时人民的欢乐愁苦.发展到唐代,出现了被称为“诗史”的白居易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以及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并且,很多诗人还提出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是将这一原则推向极至.这种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究其根源,是我国古代注重实际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思维上的反映,逐渐形成了以空间直感为主的形象思维模式.诗人多是表现外在对环境、景物、人物的身形、相貌等直观可感的事物.当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在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诗中有画”的写作范式.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汉代乐府叙事诗也是如此,它在叙事的过程中穿插形象或场面的描摹,构成一幅幅图画.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晨起严妆一节:“鸡鸣天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摄丝履,头上瑕帽光,腰若流执素,耳著明月挡.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段描述似乎在读者眼前展出了一幅描绘着一位富贵典雅的古代女子的工笔画.又如《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蹲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一户富贵人家的华宅顿时立于眼前.因此,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危言》中称此诗“叙事如画”.

因此,我国汉代乐府叙事诗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而形成一种融合着“情”的感事型叙事模式.如《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丈夫无力赡养孩子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叙事之中.《十五从军征》、《孤儿行》中,凄凉的情感随娓娓道来的叙事情节逐渐展开.所以说汉代乐府叙事诗中,“情”皆随事而来.而且,诗人在创作叙事诗时主要采取“叙中夹评”的文学手法,并不将自己的浓烈情感隐藏在字里行间,而是在叙事情节的叙述中凸显主体情感及价值评判,在抒发感想的同时,推进了叙述进程,成为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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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代乐府叙事诗表达的“喜”与“悲”

叙事诗由于有完整的情节、传奇的人物,更易被大众接受,也更易改造为表演的艺术形式,它们不是文人的案头经典,而是在民间被反复传颂,是诗歌文学中最具鲜活生命的一类.后世文人对汉乐府诗歌极为推崇,认为其中包含了极高的道德价值与文学价值.但汉代乐府叙事诗中的道德价值,并不如后世文人拟作的乐府诗一样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大众接受的文学诗词的文本之中,叙事诗内容本身就反映出了汉代民风纯朴健康的道德取向.

这些叙事诗诞生的最初目的是自然而朴素的,作者用带有戏剧、传奇、虚构的情节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同时也满足社会道德审美与大众审美的取向,从而升华到文学经典范畴.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娱乐特质应该是更为深刻的理解,不仅包括“喜”,也包括“悲”的方面,例如:叙事诗《孤儿行》中主人公对身世的悲叹.汉代乐府中的“娱乐性”其实是一种对观众情绪的正向引导,除了让听众得到欢喜愉悦外,让听众的悲伤、愤怒、郁结得以抒发、宣泄也是重要方面.听众在聆听这些情节,欣赏传奇性人物的同时,有浪漫及神话色彩的场景以满足其想象力,感受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奇妙境界,从感受、同情、共鸣到抒发、宣泄自己心中的悲喜,这是人类一种原生态的审美本能,是诗歌文学的娱乐特点的真正内涵.这种本能的抒发与释放,造成了汉代乐府叙事诗在文学审美上的独特价值.

综上所述,汉代乐府叙事诗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其完整的内容情节和典型的人物形象,成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成熟的标志.所以萧涤非先生评价说:“自今论之,民间乐府之于两汉,一如《诗》、《骚》之于周、楚.其文学价值之高及对于后世影响之大,皆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而三.”同时由于诗人对于现世人生的关注,并采用叙中插画的叙事特点,以及感事型叙事模式,彰显了汉代乐府叙事诗独特的文学魅力,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