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看生活中的宋庆龄

一

亲爱的沈大姐：

你近来身体好么?甚念!可是我很不幸!上星期日,我刚要开房门到外面去,忽然有人从外开我房间,空气的压力使我像一张纸跌在地上.大夫来检查我没有跌坏骨头.但是背及腰都痛肿.现在没有药好用,只是用按摩减轻肿情况.每天医生及护士来看我,请你不要着急不安!

亲爱的沈大姐：

昨天很匆忙的寄一张收条给您,因近来特别是这几天我忙得头发都没有时间洗.天气又热得很,气压低,使用的眼镜潮到看不清字!今年北京的天气十分热,难受,虽有冰箱及电扇,都没有多大帮助.但我知道上海的黄霉天更难受了!请您不要天天到会里去办事了.您的心脏病更需要休息等

初看这样的信,以为这不过是社会上女人之间为些琐事相互之间的关心和絮叨,如此感性,如此倾诉,如果你知道“林泰”是宋庆龄的化名,写信的对象“沈大姐”是邹韬奋夫人,你可能会有点儿惊奇,宋庆龄也会像“凡人”写出这样的信.

1981年春,宋庆龄病重时,她特意请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从上海来到身边,和她说一些心里话.我的父亲张仲实是邹韬奋的老同事,沈粹缜陪伴宋庆龄时,她抽空来看我父亲,我在一旁坐陪,我听到沈粹缜向父亲讲述宋庆龄的病情,讲述她和宋庆龄交往的往事,讲述宋庆龄托付她办的事情.

以后,我又见到了邹韬奋和沈粹缜的女儿邹嘉骊,她向我叙说了她的母亲和宋庆龄交往和通信的一些细节.

沈粹缜第一次与宋庆龄见面,是在1937年7月5日.为营救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七君子”出狱,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她联合一批爱国人士亲赴江苏高等法院,要求立即释放邹韬奋等七人,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这次见面虽短暂,但宋庆龄的大义凛然让沈粹缜敬佩不已.1941年,宋庆龄已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为解放区募集大批救济物资,由于缺乏人手,她点名让沈粹缜去.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增办托儿所,宋庆龄又点名请沈粹缜出任托儿所所长.此后,二人便开始书信往来,“最频繁的时候,两三天就有一封”.

尽管沈粹缜比宋庆龄小八岁,宋庆龄却亲切地称她为“沈大姐”.邹嘉骊说,在工作上,母亲是宋庆龄的好伙伴、好助手,她经常陪同宋庆龄到上海的工厂、农村等视察,陪同她接待外宾.生活上,两人如亲密的邻里.在邹嘉骊看来,宋庆龄和母亲沈粹缜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信任.宋庆龄因不方便出门购置衣物,此类事便常委托沈粹缜.“宋庆龄喜欢亲自下厨烧菜,每次烧出好菜,总要送给好友尝尝.于是,她拿手的京葱牛肉烧豆腐、鲫鱼塞肉等美味,有时也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邹嘉骊如是说.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宋庆龄和沈粹缜开始通信.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宋庆龄常在信尾嘱咐“看后请销掉”,两人之间的部分来往书信已流失.如今留存下来的两人之间来往的私人信件共有80多封,最早的一封写于1957年11月15日.这是一张宋庆龄从莫斯科寄来的明信片：“沈大姐：我已和医生论过小妹的病状,明日我去拿药,我们快回京了,祝你好!”信中所提的“小妹”正是邹嘉骊.

邹嘉莉拿给我看了这张明信片,我看到写在这张明信片上面的字迹有点大,还有点潦草,似乎是在匆忙之际写的.我查了一下资料,1957年11月间,宋庆龄随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及世界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张明信片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在繁忙的高层会晤活动期间,宋庆龄还会想到“小妹的病”,并且“明日我去拿药”,可见宋庆龄对朋友的真诚和体贴.

沈大姐：

你如果住到369号去,那里一对老夫妻是看房的,很负责,做卫生工作,并且他们的女儿是隔壁小菜场上的工作人员,可以让她帮忙带菜.总之,那里两个人是福利会最负责的,不像以前那个坏家伙.所以请你不要担心等千万不好客气,我们不是一般的朋友呀!

我从未为你操心.我一直在关节疼腰疼,因此不能多和你在一起,更使我难过.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闻沈粹缜受冲击,宋庆龄一再写信邀请沈粹缜母子住到上海陕西北路369号（宋氏老宅）去,“说是住在那里安全些,房间都安排好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贴大字报,说沈粹缜过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了不给宋庆龄添麻烦,沈粹缜母子便没有搬去住.但宋庆龄的真情,却使沈粹缜和邹嘉骊一直未能忘怀.

亲爱的沈大姐：

睡到床上,想到朋友们,特别是想到你.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是我亲密的朋友.想念你,希望你身体健康,希望你来京参加会议时,我的伤已经治愈,我们又可见面了.

从片纸上飞寄我的友情,望你身体健康,冬季在上海注意保暖少上街.祝近好!

从1973年开始,宋沈二人往来的书信中,宋庆龄在称呼上不吝惜使用“亲爱的”三个字.

以后,我还看到了逐步公开的宋庆龄给她的助手和老友王安娜、廖梦醒、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陈翰笙等人,在不同年的数百封书信,这些书信中除了一些是谈工作问题以外,不少就是朋友之间在生活上的相互关心和问候,浓浓情谊跃然纸上.

书信,尤其是给密友私人的书信,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几句日常的相互问候,几句日常琐事的叨唠,几句对外界事物的随意诉说,最能反映写信人的心境、思绪和性格.

宋庆龄致密友的私人信件,使我们看到了宋庆龄的一个侧面,即生活中的宋庆龄,重情、真诚、体贴、谦虚.二

亲爱的沈大姐：

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了,但希望您能保持健康,使身体比以前更好些.但必须注意劳逸适度,方能永葆青春.这是我最大的愿望等

李燕娥大姐在这里住院,快四个多月了.她吃不惯北方饭,因此每日须送饭菜、水果等有营养的东西给她.但我很高兴能为她尽点力,这也是应该的!大夫对她动手术时查明,癌还没有扩散到别处.所以,有病必须及时医治,不要拖拉.

在这封信中,宋庆龄提到的“李燕娥大姐”,是她的“管家”.1979年李燕娥查出患有子宫癌,宋庆龄安排她住院治疗.从上面的信中,能感受到宋庆龄对李燕娥的体贴和深情.

李燕娥1911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16岁的她离家出走来到上海,被一个姓谭的老太太介绍到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的家中做女佣.宋庆龄望着这个忠厚老实的农家女,决定将她留在身边.面对眼前没有大人物架子的孙夫人,李燕娥当场表示：要为孙夫人怎么写作一辈子.这一年,正是中国最为的一年,先是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有汪精卫“宁汉合流”,大批人和工农群众惨遭屠杀.宋庆龄坚持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并于1927年8月22日离开上海,前往苏联考察.李燕娥坚信宋庆龄的选择是正确的,毅然不惧风险留在宋庆龄家中为她看家.

1931年6月,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又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行列.由于宋庆龄的巨大影响,国民党反动派甚为恐惧,他们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以金钱、地位或以介绍对象为诱饵,千方百计地拉拢李燕娥,想以此为突破口,在宋庆龄身边安置一个耳目和内线.这些行径立即引起李燕娥的警惕和拒绝.她的忠贞更加深了宋庆龄对她的信赖和亲近.

宋庆龄出身豪门,早年留学美国,学识广博,多才多艺,她融民族传统美德与现代女性风采于一身,但这些并未妨碍宋庆龄与李燕娥亲如家人.李燕娥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宋庆龄只在公共场合和外事活动时,才身着做工考究、质料较好的衣服,日常在家时,着装与普通百姓没有两样.闲暇时间,她还和李燕娥一起,亲自动手用一些零碎布料拼制成五颜六色的衣褂,用来在深夜工作时御寒,并给它取名为“八卦衣”.

几十年来,李燕娥不仅是宋庆龄生活上的好帮手,更成为她进行革命活动的联络员和办事员.宋庆龄与李燕娥相濡以沫,亲如姐妹,宋庆龄在日常生活中和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李燕娥为李姐,有时称她为“李妈”.

我看到一张老照片,宋庆龄和李燕娥同坐在一张长椅上,两人微笑着在一起看着眼前悠闲漫步的两只大白鹅,笑得很惬意,看得出两人关系十分融洽.

如前所述,时隔一年,李燕娥的病情出现反复,1980年6月11日,宋庆龄在给友人王安娜的信中提及李燕娥,她忧心忡忡地写道：“亲爱的安娜：可怜的李妈还在医院里,但愿她能无痛苦地多活几年.她体内的血块粘连不能切除.不过,有人告诉我,她会绝处逢生,渡过磨难的.我一直希望她活得比我长.”

王安娜是王炳南的第一位妻子,抗战初期和宋庆龄相识,是宋庆龄40多年的朋友和战友,她也认识李燕娥,宋庆龄写此信时,王安娜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

随着李燕娥病情的加重,半年后,1980年11月3日,宋庆龄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再次提到李燕娥,她痛苦地写道：“亲爱的李妈（我称她李姐）正被癌煎熬着.八个月前她从上海回来后进了医院,发现患了子宫癌,随即做了切除手术.现在,腹部长了一个瘤子,使肚子大得鼓鼓的.医生说因为粘连,无法切除.可怜的李妈浮肿,不能睡觉,痛苦万分.我想她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只是几个星期的事了.我知道她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只要打针还能维持她的生命,我就要让她活下去.五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的一位最忠实的益友,我要不惜一切地救她.”

宋庆龄写过这封信三个月后,1981年2月5日,李燕娥去世,宋庆龄闻讯十分悲痛.她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把脸贴在上面亲了又亲等

宋庆龄晚年,确切地说,是在她去世前三个月,托付沈粹缜的一件重要事宜,就是对李燕娥的安葬.她郑重地对沈粹缜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坟.”之后,她还不放心,又找来宋氏墓地的图纸,亲自指示李姐的骨灰埋在她父母墓穴的左边,并一再叮嘱要为李姐立石碑,写上“李燕娥女士之墓”和“宋庆龄立”的字样.直至看到李燕娥安葬仪式的照片,宋庆龄才放下一桩心事.三

1981年5月间,宋庆龄病重,沈粹缜一直陪伴在身边,“妈妈成了她的倾诉对象”,邹嘉骊如是说.宋庆龄曾断断续续向沈粹缜谈了许多长期隐藏在心底的话,其中,“我想她”仅仅三个字,就道出了她对胞妹宋美龄的牵挂和思念之情.1949年后,两姐妹由于政治歧途而天各一方,经过长达32年之久的分离与隔绝,两人始终未能再见一面.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知名的宋氏家族中,宋氏姐妹有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宋氏兄弟有宋子文、宋子安和宋子良.与世界上所有的兄弟姐妹一样,宋庆龄和宋霭龄、宋美龄以及三个弟弟起初都有着相当融洽的骨肉亲情.

宋美龄与宋庆龄的感情会更深一些,她们在年龄上仅差4岁多.童年时代,两姐妹同在寄宿制的马哈蒂耶学校就读时,宋庆龄就在同一寝室里照顾小妹宋美龄.1907年,年仅10岁的宋美龄又跟着14岁的二姐同赴美国,和已经在美国就读的大姐宋霭龄会和,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求学.宋霭龄很快毕业回国,照顾宋美龄的责任就由宋庆龄来承担.宋庆龄照顾宋美龄多年,一直到1913年宋庆龄学成回国,宋美龄才由接着到美国学习的宋子文担任监护人.可见,宋庆龄和宋美龄早年建立起来的姐妹感情应该是相当纯朴深厚的.

1915年,宋庆龄毅然决定和孙中山结婚,两人年龄相差27岁,她的婚事受到来自家庭几乎所有亲属的反对,但是却意外地获得一个稚嫩且响亮的声音的支持,那就是远在美国就读的小妹宋美龄的理解和支持.她致信二姐“要做引起争论的孙中山的妻子就要拿出更大的勇气等”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对于宋氏家族是一个沉重的年份,这一年是宋氏家族内部发生尖锐冲突的年份.1927年,宋庆龄的政治立场和旗帜选择,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及三个弟弟截然相反.同时,宋庆龄除了在政治上强烈抨击外,在妹妹与的婚恋问题上,也表达了明确的抵制意见.宋庆龄的政治选择和个人意见没有获得家庭共鸣,于是她应邀去苏联和欧洲考察.

在政治选择上,宋庆龄与她的姐姐、妹妹以及弟弟们分道扬镳,继而影响到他们感情上不和谐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即使在政治上激烈对峙期间,宋庆龄与同胞骨肉之间的点点亲情依然可见.宋庆龄对政权既不合作也不屈服的坚决态度,使得国民党高层大伤脑筋.宋美龄知道二姐宋庆龄在道路选择上和自己针锋相对,但作为妹妹她却担心“军统”和“中统”特务对二姐采取不测行动,为此,她曾多次托话给宋子文：“请转告戴笠等要是听到阿姐遭到什么意外我可不依等”

随着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宋家姐妹兄弟也和国共两党一样,捐弃前嫌,同心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宋家三姐妹活跃在上海、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宋家三姐妹携手出现在香港各界抗日救亡大会上,振奋人心.1940年春,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又一起来到重庆,她们一同在防空工事里视察民众,一同在空袭过后救扶百姓,一同在战地孤儿院里慰问儿童,一同在伤兵营里为伤员换药,一同在后勤处为战士缝衣等宋家三姐妹同心同德携手抗战的身影,给艰苦抗战中的民众以极大的鼓舞.抗战时期,也是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自1927年后感情最好的时期.

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之间有过不少通信,她们之间的情感,在她们彼此间的往来通信中流露得比较充分,比较客观.宋霭龄和宋美龄对单身的宋庆龄一直比较关心,宋家姐妹的不少通信,多是亲情的互相问候,多为关切对方的健康,谈日常私事,少谈或不谈政治,这个特点,几乎在她们之间所有的通信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1946年初,宋美龄致宋庆龄信：

亲爱的姐姐：

新年快乐!我很遗憾这次走访南京没有能够在上海下车来看望您.但愿要不了多久我能够再来.

劳拉（宋子文夫人张乐怡——作者注）送你一个便携式的包.我替你做了件衣服,希望能和（合）你的身.

我太忙了,一直没有休息好,常感到虚弱和疲倦.

等我来上海后我们要在家里庆祝一下.

我能够帮你什么忙吗?我考虑在月底的时候把你的车子和我的一起运过来.

1947年初,宋美龄致宋庆龄信：

亲爱的姐姐：

非常感谢你的美味的湖虾.现在我送给你两听罐头,一听是姜汁甜饼,一听是奶酪饼干.我希望它们和（合）你的口味.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下个周末来上海.不过,等我确定以后,我会打给你.

宋美龄的这两封信,洋溢着姐妹之间的情感和体贴.

宋庆龄十分关爱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当宋庆龄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及宋子文在政治道路上发生背离时,宋子良和宋子安并没有过多表态,他们都是听从大哥宋子文的.尽管如此,他们对二姐宋庆龄仍有诸多挂念,而宋庆龄对两个小弟更是长时期地惦念.

1949年夏秋,由于政治道路选择的不同,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先后离开大陆,以后联系长期中断.可以想见,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坚强的意志,同时又注重感情的宋庆龄,当她面对骨肉亲情的长期分离时,内心的无奈、纠结和痛苦.

1957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八年后,宋庆龄给定居美国纽约的大姐宋霭龄写了一封信.信中动员她的大姐快点回到祖国来,信中她还幽默地说：“如果你不马上回来的话,我们都将变得太老了等”宋霭龄读到来信后当即回信：“我的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眼睛,近两年来由于白内障,看东西很模糊等在我手术后,恢复了视力,我将尽快回来看你.”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大气候,宋霭龄没有回国,宋庆龄也没有实现姐妹团圆的愿望.

1969年2月,“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人们对“海外关系”避之唯恐不及,此时,宋子安在香港病故.宋庆龄是从一份外国杂志上看到小弟病逝的消息,她十分悲痛,“不顾一切后果,亲自拟发了电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发到了香港表示沉痛哀悼”.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病逝,正在戴维营度检测的尼克松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返回白宫,授意与宋家关系密切的美籍华人向宋庆龄和宋美龄发出邀请,希望两人能够同赴美国参加宋子文的葬礼,藉此改善美中关系.出于种种考虑,当宋美龄乘坐的专机飞抵夏威夷上空时,接到了“暂不飞纽约”的电报.同时,在北京的宋庆龄也由于当时中美不通航,赴美包机无法解决而搁浅行程.宋氏三姐妹失去了一次团聚的机会.

1973年,大姐宋霭龄在美国纽约病逝,此时,宋庆龄已是80开外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的郁闷中,她更为思念宋美龄和宋氏家族的其他亲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政治环境大为宽松,宋庆龄在给美国友人杨孟东的信中急切地托他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你有没有见过戴维（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的妻子婷婷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等你是不是知道,我那亲爱的小弟弟子安的两个儿子在做什么工作?后来我又听说我的二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等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等”不久,宋庆龄同宋子安的遗孀婷婷（胡其瑛）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等”

同年,宋庆龄又同住在美国加州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回中国探亲时,她都先后热情地接待过.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宋庆龄的海外亲属纷纷摆脱各种干扰,应她的邀请来祖国大陆参观旅游.宋庆龄这样真诚地对待海外亲属,排除了政治偏见,化解了历史积怨,海外赤子纷纷心归祖国.

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时,宋子良从纽约发来慰问电：“孙逸仙夫人,获悉你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

1981年四五月间宋庆龄病重时,她对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沈粹缜表示,她想念宋美龄.说：“美龄检测使能来,住在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到钓鱼台去.你们是认识的,可以帮我接待她；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沈听了十分感动,连连点头应允,并将这件事向邓颖超作了汇报.同时,宋庆龄的亲属发电报到纽约,将宋庆龄的病情告知宋美龄.几天后,宋美龄复电：“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并表示由于身体有病不能远行回来探亲.听到这个消息,宋庆龄叹了口气说：“太迟了!”又有一次,宋庆龄对沈粹缜说：“国内认识美龄的人不多了,如果她来你一定要好好接待她.”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逝,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北京参加葬礼.台湾电报局拒收这封电报.宋美龄也没有任何表示.从表面上看,宋美龄是为了维护台湾当局所定海峡两岸“三不政策”,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压力,回应无声,但她对二姐的去世,心中并不平静.据香港《百姓》半月刊报道：接近宋美龄的人士透露,宋美龄当年5月下旬得知二姐逝世消息时,曾多次流泪,并为其向上帝祷告,以寄托心中的怀念.据熟悉宋美龄的友人回忆,宋美龄家居的柜子上长年摆放着宋庆龄的照片.四

1981年春宋庆龄病重时,她向沈粹缜托付后事,表示她热爱上海,自己要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父母身边.

初听此消息,虽然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可我还是心存疑惑,为什么不进中山陵?为什么要葬在“大商人”父母的身边?生活中的宋庆龄给出了她的答案.

1980年11月,也就是宋庆龄去世半年前,她在写给的一生中最后一封信里,坦诚地提出：“一、国家要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创伤.”关于她自己,则明确表示：“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指孙中山）放在一起,我不够格.”

宋庆龄对她的父母怀有深厚的感情.她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贞十分重视家庭亲情,生前,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们相濡以沫,相互关照,即使去世,全家人也要在一起,为此,他们在上海预置了一大块墓地,并设计了八处陵位.

晚年的宋庆龄身边没有亲人,也很孤寂,没有孩子的她认警卫员隋学芳的女儿隋永清和隋永洁为干女儿.1980年也就是宋庆龄去世的前一年,隋永清结婚,宋庆龄抱着她痛哭一场.

常年在宋庆龄身边生活的隋永清说,宋庆龄是位很重感情、很重亲情的人,她非常不赞同一母同胞之间因为政见不同就发表声明脱离关系.隋永清记得宋庆龄说过：“你和家人可以政治观点不一致,但是亲情不能丢.”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对亲情血缘“一刀两断”的冷漠,她认为不可思议,对此她曾说过：“不要教坏小孩子.”

隋永清说,宋庆龄对她讲过当年为与孙中山结婚离家出走日本的情景：“我离家时,心情十分矛盾,特别觉得对不起母亲.我与母亲感情很深,从心底里不忍伤母亲的心.在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还恋恋不舍地回身看了一眼,发现母亲房间拉着的窗帘动了一下,我隐约看见母亲正在窗帘后面看着我.吓得我慌忙扭过头走了.我真害怕再多看母亲一眼,就会软下心,迈不动双腿而留下来.”

在与宋庆龄相处的岁月中,隋永清始终感觉,晚年宋庆龄有一种寂寞.她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桌前,一坐就是半天.隋永清开始以为她是在办公,只见她低着头,双手放在拉开的抽屉里,摆弄着或翻看着什么,要么就是长时间地发呆.隋永清习惯了只要她不发话,就不去打搅她.直到有一天,宋庆龄把她叫过去.她才发现,宋庆龄拉开的抽屉里有一本相册.宋庆龄翻着相册,一张一张地向永清介绍：“这是我们全家,我的爸爸、妈妈、姐姐、妹妹、我的三个弟弟.”宋庆龄保留着宋美龄送给她的精美衣物.晚年,当宋庆龄得知宋霭龄去世的消息时,难过得默默独处很久.

平日生活中,宋庆龄几乎从不佩戴任何首饰,但她一直珍藏着祖母传下的绿松石戒指、发簪,以及母亲送给她的别针等,甚至连父亲早年送给她的酒,也在故居中一直保留着.在上海的宋庆龄故居里,餐厅里一直挂着她母亲的油画像,这是她对母亲的一种歉意,是对家庭的一种怀念.

宋庆龄病危时,向沈粹缜嘱托,去世之后,不进中山陵,坚持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她的父母身旁.可能,这也是为了表达她生前在婚姻问题上未能如父母所愿、无法尽孝的遗憾,希望去世后永远陪伴父母.直到临终前,她依然念念不忘此事,又对廖承志再三交代,这才放心.

宋庆龄是宋氏家族那一代人中,唯一一位安葬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她一生从来不凭借孙中山的地位和声誉炫耀自己,去世后也不愿进入中山陵分享中山先生的光辉.她真诚地愿与“李姐”为伴,像童年时代那样,安睡在父母的身边.

宋庆龄用她永恒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感情,什么是亲情,什么是真诚,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