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与旅俄华工联合会关系的演变

点赞:5107 浏览:14994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2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十月革命后,在保护及遣返受难华工的共同目标基础上,旅俄华工联合会与北洋政府展开了良好的合作,使得广大旅俄华工的处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数万受难华工被遣返回国.但随着华工联合会逐渐走向宣传共产主义的道路,加上华工联合会、华商会、苏俄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双方由合作走向对立.

关 键 词:北洋政府;华工;苏俄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4-0075-06

旅俄华工联合会是1917年由中国留学俄国的学生建立的组织,原名中华旅俄联合会.联合会“以辅助旅俄学工商三界为宗旨,无论何界发生何种事故,概由本会竭力设法保护”,可见其成立之初是面向全体旅俄华人的组织.而1917年二月革命后,整个俄国处于混乱状态,几十万旅俄华工顿时陷入绝境.为了保护旅俄华工的生命财产以及遣返广大华工回归祖国,中华旅俄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成为专门保护和管理华工的组织.但随着苏俄政府逐步控制整个国家,华工联合会也逐渐布尔什维克化,与仇视共产主义的俄国华商组织以及北洋政府之间由合作走向对立.

一、旅俄华工的悲惨境遇

一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募华工数十万,他们有的在工厂做工,有的在矿场做苦力,有的承担铁路修筑与维护工作,更有甚者被直接送上战场从事挖掘战壕甚至直接参与战斗.有关资料表明,一战中有5万俄国华工直接参加了对德奥的战争,“死于军中者达2万人许”.尽管这些华工为俄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却受到非人的.参与过修筑摩尔曼斯克铁路的华工季寿山回忆说,“每天从早晨七点钟一直到晚上七点钟,要干十二小时,冬天冷得很,住的木头房子四面透风.吃的就更坏了,起先还能吃点馒头,后来就只有黑面包了.吃的水是从沼泽里挑来的,发黑色,有一股腥气”,不少工人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得了一种病症,“牙花发黑,嘴唇浮肿,下肢疼痛”,但是这些病重的工人不仅得不到医治,而且照常被沙皇政府驱使做各种苦工,很多人就这样“连病带累的给折磨死了”.在俄国做森林苦工的人处境更加艰苦:二百多人同住在一个木棚里,空气污浊,和狗洞差不多.野兽、毒蛇、蜻蜓般大的蚊子威胁和撕咬着华工的生命等工人每天吃的是又黑又粗的面粉,严寒的天气里穿着草鞋,个个蓬头垢面,简直同叫花子一样.以上这些,仅仅是华工在俄种种苦难的冰山一角,各处旅俄华工的处境基本上都差不多.

尽管一战期间旅俄华工受到种种,很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一战初期俄国国内政治环境大体上安定,大多数工人在艰苦的环境下尚且能够苟延残喘,而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的形势越来越混乱,各地工厂纷纷倒闭,广大华工顿时失业,成千上万华工流离失所,已经处于无法生存的境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华工.一战前期,旅俄华工尽管受到沙俄政府的,但由于华工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沙俄政府的各级官僚、企业主对华工尚且“仁慈”,但十月革命后,广大华工顿时成为欺凌的对象.白卫军看见稍有积蓄的华工与华商“立即毙”,所有财物“唾手而得”,白卫军所到之处“多有侨尸暴露,或负刀伤痕,或被剥夺衣服,冻馁而死”,不少白卫军人公开招募胡匪,“纵令抢掠勒索分肥”.在西伯利亚对抗苏俄红军的日本军队也“以胡匪之手段待我华侨”,“我华侨之财产则自由劫掠,我华侨之生命则自由残杀,死后尚加以乱党之罪名”.

(二)生活日益艰难,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大多数华工是被私招、骗招、超招入俄的.例如,福通公司在京津一带招募森林苦工3000名,仅给收据一张,注明每月工资15元,其他一切手续皆无.他们在出发前都被许以种种好处,一般无知良民都“欣然乐从”.由于华工招募事业利润丰厚,例如招工分红、护照收费、日常用品之采购都有丰厚的利润,北洋政府的一些地方官为了地方利益或个人私利而与俄国招工者勾结,欲从中分一杯羹,这样就使得私招、骗招、超招行为更加普遍.这些通过非法途径进入俄国的华工,由于其非法身份往往面临更加严重的生存压力.大多数华工一月工资只有30卢布,但每天的生活费则高达1.5卢布,“入不敷出,艰窘异常”.不少工人节衣缩食,每天仅吃两个面包,勉勉强强能够生存下来.这种情况在十月革命后更加恶化.由于大多数工厂停工,华工们失去了微薄的收入来源,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有些华工平时节衣缩食,有一点积蓄,但在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前也很快变得一无所有.同时,十月革命后列强对苏俄实行物资禁运.在列强的禁运政策之下,不仅苏俄处于极端困境之中,广大华工也失去了生活物资来源,这样,不少华工被活活饿死在异域,更有因不堪忍受俄国人的与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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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国难归.面对旅俄华工的悲惨境遇,北洋政府试图与俄国临时政府谈判以遣返华工归国,中国政府要求俄国遣返全部华工,但遭到俄国政府无理拒绝.最后,中国政府只得退让,表示俄国只需遣返合法合同中的人数,但俄国政府又以正式合同中有已经回国者、有已经死亡者为由,表示合法华工数量的多少须经过详细调查才能确定.这显然是为了取得有利条件而采取的一种拖延战术.在北洋政府与临时政府谈判的同时,不少华工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到祖国,他们沿路乞讨,以获得最基本的食物,但不少俄警“荷监视”,任意驱逐,很多人在回国途中病死、累死、饿死,或是被俄国军队迫害致死.

由此可见,旅俄华工不仅受到非人的,而且生活上日益艰难,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而北洋政府通过俄国的遣返行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旅俄华工联合会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北洋政府与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合作

1917年中华旅俄联合会成立后,尽心尽力帮助照料处于困境中的华工,并且积极援助其返回祖国,其成立之初的救援行动主要是单方面的.北洋政府面对十月革命后俄国混乱的形势以及华工急切需要救助的紧急形势无计可施.恰在此时,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向北京政府报告:俄国“工人党很有势力,利用这一形势,对我们的劳工予以帮助显得极为重要”,于是北洋政府选择与得到苏俄支持的旅俄联合会合作.旅俄联合会(华工联合会)的主要贡献在于:(一)帮助失业华工寻找工作,以维持其生计.为了改善失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华工联合会设立招工所,专门联系需要招工的俄国工厂,安排华工进厂工作.为了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华工联合会坚持华工必须与俄国工人有同等之权利与同等之待遇.经过华工联合会的努力,仅莫斯科地区即有一千余名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

(二)调查各地华工情况,保护其合法权益.为了了解各处华工的实际情况,以制定具体的保工措施,华工联合会派遣副会长刘雯赴廉斯锅夫司克、云达夫里滨司克等地铁路沿线调查华工实际状况,每到一处即宣布保护华工之宗旨.但因地点太多,此次调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华工联合会决定采取分股办事的方式继续调查.在调查华工实际情况的同时,与俄国政府各机关商议保护华工权益四项办法:第一,中国工人之工价与俄国工人相等;第二,取消巡警以免毒打工人;第三,遣送残废工人归国及发给恤金;第四,在华工聚居地设置保工机关,由华工联合会与俄国工部各派一人“监视一切”.通过华工联合会的努力,欧俄地区华工的生存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同时其在华工调查方面的努力也为遣返华工归国打下了基础.

(三)设置华工栖留所,照料无居所之华工,送生病华工赴医院疗养.为了安置在俄华工,俄国内务部召集华工联合会、俄京自治会等组织和机构展开讨论,经过密切磋商,最终决定设立安置华工专门会,并在俄京设立华工栖留所,由俄京自治会委员尼嘎诺罗夫担任会长(后因其脱离自治会,故改由他人担任),而实际领导工作则由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担任.该会由俄京自治会出资7万卢布、华工联合会出资1万卢布在俄京租用房屋,专供无居所之华工居住.在此居住之华工分为三类:遣送归国、代觅工作、病工送往医院治疗.华工所用一切均由俄京自治会供给,华工联合会则派遣通事两名、账房一名常驻该所,负责日常管理.

(四)联系苏俄政府遣返华工归国.遣返华工归国是华工联合会所做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该会会长刘泽荣经过多方奔走,最终俄京自治会、俄国财政部和交通部同意提供资金和专车遣送华工回国,并且按照计划华工遣返过程中的车费、伙食费、医疗费等都由俄国政府负担,途中各方面待遇从优.可见,如果按此计划执行,华工遣返问题将是很顺利的.但该计划尚未执行,俄国临时政府即在十月革命中被推翻,此计划也不了了之.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对华工问题比较重视,他们担心数十万一无所有的华工滞留俄国会给社会管理带来很多麻烦,且在苏俄领导人的眼里,大量华工留在俄国无异于危害国家安全的一颗,因而苏俄政府也急于遣返华工.中国政府与苏俄就华工遣返问题的谈判,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而异常艰辛.因国内物资奇缺,苏俄政府在谈判中甚至以中国须提供粮食与医疗物资接济为条件.中国方面认为遣返华工乃俄国理应承担之义务,且并非中国不愿意接济苏俄粮食与医疗用品,只因俄国党派相争,交通不畅,没有接济的必要条件.最终,双方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在与苏俄政府的交涉落空后,北洋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与苏俄有密切联系的华工联合会的合作,通过华工联合会的积极游说,最终苏俄政府同意安排专车运送部分华工归国.

华工联合会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不少贡献,例如,帮助华工工伤诉讼;劝诫参与及吸食的华人痛改恶习;为华工索取拖欠工资等等.以上这些工作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华工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维护中国侨民的形象.

北洋政府为了配合华工联合会的行动,也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在政策上以及资金上提供支持.在政策上,北洋政府逐渐认可了华工联合会作为旅俄华工管理机关的地位,在外交上积极配合.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采取追随列强的对俄政策,1918年驻俄大使刘镜人离俄,不久驻俄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也相继从俄国撤离,中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基本中断.刘镜人离开俄国之前,向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颁发了委任状,授权其“保护华侨的利益,如有必要,可向丹麦公使馆请求协作”.其后华工联合会办公地点搬进中国驻俄大使馆,北洋政府并未提出异议,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北洋政府事实上承认了华工联合会作为其在俄国合法代表的地位,因而华工联合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行了使领馆的职责.北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华工联合会工作的同时,在资金上先后给予10万卢布和4万卢布的支持.此外,北洋政府通电各省,要求各地积极捐助受难侨工.在各省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很多地方发起救济侨工的募款热潮,大总统徐世昌也捐款1万元以号召人们积极响应.在华工被运送回国后,北洋政府又免费通过中东路将华工送到长春,并发给部分华工补助费,以使其顺利返回家乡,对到达长春后须经南满路到大连等地再转往直隶、山东各地的华工,北洋政府分别做出了合理安排,部分华工在自愿的前提下被安排到抚顺等地的煤矿和工厂工作,大多数则通过南满铁路送到大连等地转乘日船回到家乡.为了减轻华工的负担,北洋政府商请日本大使,希望免费让华工乘坐南满铁路公司的列车,最终满铁公司同意“以三等车减收半价“运送华工”.

经过双方的齐心合作,数万旅俄华工得以顺利遣返归国,这是在俄国处于内战状态以及中国国内政争频繁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可谓来之不易.但随着俄国革命的不断深入,旅俄华工联合会也逐渐布尔什维克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北洋政府产生了很多矛盾,同时华工组织与华商组织之间为争夺侨界领导地位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另外受中苏两国复杂的国家关系影响,华工联合会与北洋政府之间由合作转向对立.

三、北洋政府与旅俄华工联合会由合作转向对立

1918年12月15日,中华旅俄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在俄国其他地区广设分会,并且规定“只有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工人才可成为会员”,“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越出工会的范围”.中华旅俄联合会的改组表明其由代表全体旅俄华人的利益而转向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很明显,出现此种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苏俄在取得政权后实行优待工人的政策,工人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以商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则被视为剥削阶级.因此,为了密切与苏俄政府的联系,中华旅俄联合会必须逐渐划清与侨商阶层的界限.华工联合会在给北洋政府的解释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自公使回国之后,我们想把自己的组织更名为工商联合会.但建立工商联合会不符合工农国家的原则,于是它被立刻关闭了.所以我们便将中华旅俄联合会更名为华工联合会.但是,相比侨工,侨商阶层作为传统侨界的领导者更能取得北洋政府的支持,而且侨商阶层在意识形态上与北洋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随着华工联合会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北洋政府对华工联合会也逐渐由合作走向怀疑、由怀疑走向根本对立.(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华工联合会成立后创办机关报《大同报》,该报积极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记录中国工人参加十月革命的经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艰苦历程,登载大量中苏两国人民、革命领袖往来的珍贵文献.在华工联合会的宣传下,不少华工参加了苏俄的革命斗争,为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与苏俄势力不断向东推进的同时,在华工联合会的引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也逐渐影响到国内.这种状况令北洋政府十分担忧,它害怕俄国革命思想“赤化”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政府电令各地严查过激主义,防止感染过激主义的华工回到国内.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召集属下众要员召开紧急会议,严密部署防止过激主义措施,并且严查从俄国来华之俄国人与华工.新疆的杨增新也不甘落后,除了在俄国内乱中坚持对新旧两党都不得罪的方针外,严密防控过激思想从中亚传人新疆,对来自中亚的各种邮件严格检查,对从中亚进入新疆的各族人民严密监控.北洋政府对华工思想上的严密防范,甚至阻止部分涉嫌感染过激主义的华工回国,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更多的华工彻底投入了苏俄政府的怀抱.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更多的华工不愿意回国,甚至不敢回国.1921年6月华工联合会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这样华工联合会在意识形态上与北洋政府彻底决裂.以上这些情况实质上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种思想观念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具有不可调和性.

(二)争夺使领权力.在北洋政府外交人员从苏俄控制区撤离后,华工联合会事实上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变成了使领机关.但是随着华工联合会势力的扩张,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地管理旅俄华人,华工联合会向北洋政府正式提出让其领导人出任各地领事的要求.在刘泽荣等的授意下,莫斯科华工会会长刘雯等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在华工联合会中选择“方正练达,资劳卓著者”充任彼得堡、莫斯科等地领事.按照其初步设想,由刘泽荣任彼得堡总领事、刘雯任莫斯科总领事.但由于领事地位重要,除了朱绍阳于1920年5月被任命为驻伊尔库茨克领事外,北洋政府对其他要求没有轻易答应.在此设想落空后,华工联合会转而反对北洋政府在俄增设领事,认为“俄京现有旅俄联合会独任其劳,成绩已著,足以了之”,没有增加领事之必要.在华工联合会扩张势力的同时,北洋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其对使领馆权力的侵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认为华工联合会“今年来似有凌驾领馆而上之势,若任其伸张,不预行设法取缔,恐将来必酿巨患”.因而北洋政府也提高了对华工联合会的警惕.

(三)华工与华商之间的冲突.在传统的华侨社会,由于华商组织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且在文化程度、组织能力等方面较华工组织有很大优势,特别是在与本国政府沟通渠道上优势更加明显.华商会可以通过与其有直接联系的领事馆与北洋政府沟通,一些有势力的侨商甚至能够直接与北洋政府机关打交道.这样就形成了侨界华商组织领导华工组织的格局.就俄国来说,由于西伯利亚地区华民众多,俄国政府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因而需要华侨社团帮助管理中国侨民.但俄国政府对这些社团持一种矛盾心理:时而准许华侨社团的开设,准许其发展,时而对其严格限制甚至将其关闭.这种态度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侨民社会的疑虑,这也是造成俄国华侨组织不够发达的原因之一.直到一战时期,俄国的华侨组织只有海参崴中华总商会(1909年)、双城子中华总商会(1909年)、伯力中华总商会(1910年)、驿马河中华总商会(1913年)等少数华商组织;而在华工方面则直到华工联合会的成立才有了正式的组织.因而,传统的俄国华侨界领导权必然操纵于华商组织之手.从另一方面来说,俄国的华工与华商又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群体,华工需要华商为其提供必要的日常用品,而华工的多少则直接决定华商贸易是否繁荣,当俄国政府放松对华工的限制时,华商往往大获其利,而每当俄国政府严格限制华工人境时,华商贸易则急剧衰退.

十月革命后,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苏俄政府的支持下,华工组织基础迅速扩大,先后在海参崴建立工商联合会、在伯力建立华工会等.这些组织尽管名称各异,但都是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下属机构.然而这些机构与华工联合会之间又有明显的不同,其成员除了华工以外还有小商贩等群体.之所以允许小商贩加入,很显然是为了拉拢这些同样受到大商人压迫的群体以扩大组织基础,同时由于旅居俄国的商人中小商贩占绝对多数,这样也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以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在华工会势力强盛以前,华工往往是华商欺凌的对象,如十月革命期间海参崴富商张道有检测借救济华侨之名向中东铁路索车运粮,粮食运到俄国后却以高价卖给华工,大获其利,而华工却只能忍气吞声,投诉无门.华工会得势后将华商视为阶级敌人,加大了对华商的打击力度.一些华工会向富商勒索钱财,强制富商加入华工会;有些华工会甚至在俄警的纵容下公开抢掠华商的货物、钱财.有些华工组织检测借官府名义,任意敲诈,甚至进屋随意搜查.


对华商来说,其主要支持者来自北洋政府设置的领事馆.北洋政府设置领事馆的主要目的是保商,而不是保工,而且领事馆在财政上往往受到商人集团的支持,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华商与华工的冲突中站在华商一边也是领事馆的“义务”.如海参崴五区华侨工商联合会李鸿成控告张道有营私舞弊案,北洋政府在没有详查的情况下即判定李鸿成非法结社,“检测借外势,抗令倚恃”,为了防止将其释放后“益涨刁风”,遂强制将其押解回国,并且永远不准进入海参崴.北洋政府对上述案件的处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洋政府的基本思维:华商会作为在国内登记注册的组织,理应享有对侨民的管理权,而华工会仅仅算是侨工联谊组织,这种组织必须承认华商会的传统领导地位.由于在俄国形成了华商会与华工会两个势力团体,使得俄国的侨务问题复杂化,一些中小华商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先找华商会解决问题,一旦华商会不予解决时,则转投华工会门下.而华工会往往由于有苏俄政府的支持,遂借助苏俄的力量将被告押解入狱,在不知会中国领事的情况下即仲裁、审判.当华工会与华商会因某事而相持不下时,甚至会发生比较激烈的武装冲突.上述混乱的秩序也使得苏俄政府认识到其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最终在中国领事与苏俄政府的反复商谈之下重新达成协议,华商会又重新取得一定的优势地位,但已经很难有往昔的权威了.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华工联合会因与北洋政府有共同目标而走上了合作的道路,在这种合作中双方各尽其能,在华工保护、遣返等事务上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由于受到苏俄革命思想的影响,华工阶层逐渐觉醒,由被动的适应华商界的领导转而寻求自身的领导地位,前述意识形态领域的纠纷、使领权的争夺以及华工会与华商会之间的激烈冲突都是这种觉醒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觉醒又必然进一步加剧华工会与试图维持传统华侨社会管理模式的北洋政府之间的纠纷,两者之间由合作走向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责任编辑: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