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还是贤能政治?

点赞:4941 浏览:18898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1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日前,春秋书院邀请北京、上海和台北三地学者聚会苏州,举行主题为“中国崛起的文明根柢”首届春秋学术论坛.其中关于中国政治文明究竟走向平等的政治,还是选贤为能的善治,引发学者热烈讨论.

钱永祥(台湾“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考虑政治主要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追问现代国家的国民权利问题;第二个面向探讨采用政治作为决策机制.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权利问题,为什么政治是规范上应该要做的事情?其次是效益问题,政治是否一定能带来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福利?这样看来,如果“善治”想要挑战的平等要求,构成另一种选项,它必须同时在权利问题上与效益问题上着手,不能只谈效益问题.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可否从传统文化中为现代社会(包括中国乃至全球)提供一个更积极的文化信息,其中包括对政治的修正问题.社会所遇到的问题是根本结构上的问题,不能仅靠内部的修补来解决.另外,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国中,一票永远不会改变选举结果.同时,我们也不想回到由一小撮精英操控政治的时代,因为这样又有它明显的弊病.那么,也许更理想的一套制度是混合政治:既有民意的表达,亦有精英的决断.这种政治理解正好跟儒家的理想政治相吻合.既有民意反映的一方面,又要给精英一定的权力.那么,这种混合政治应怎样操作?儒家其实很强调地方自治(这以儒家对封建的维护为表达),并且,一个小地方的人会对他们切近的地方事务更为清楚.在地方实行自治的基础上,在高层次上给予精英更多权力.同时,国家应当为人民的参政议政提供基本的条件,如、法制保障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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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儒家传统与现代有一致的地方,但关键的区别在于,“以民为本”常常在实践中表现为“为民做主”,而思想在原则上是“人民做主”.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紧张才是问题所在.不只是工具性的制度安排,在其制度背后有一套理念,包含着某种“内在价值”.

为什么有“内在价值”?这和现代人的自我理解有关.比如,现代人不太能接受家长制的政体,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家长制必定是坏的.实际上,在效益论或工具论的意义上说,家长制在恰当的条件下有可能是好制度.我们都知道,家长比孩子更知道孩子的真正利益所在,为孩子做主实际上是“以孩子为本”的表现.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接受家长制,因为现代人已经把自己和别人视为平等的自由人,这是根深蒂固的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这不只是西方人的观念(古代西方也不是如此),也已经根植于现代中国人的意识之中,这是在历史中建构的非常强的现代观念.

人权是解决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办法.制度有多重维度,选举不是的全部,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选举的结果不尽人意,这是在工具性价值方面的缺失,需要改进.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作为现代人根本的政治理解,这是难以动摇的.即使在工具意义上有时不如贤能政治更为“善治”,我们也不得不接受的基本框架.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在过去几百年里,中国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幸运的是,在关键时刻,总会有一些具有历史责任感、遵奉中国文化、维护整个国家利益的人物挺身而出,有时甚至以牺牲自己的方式,帮助中国渡过危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发展,我们可能会对精英主义有另一种理解.问题是,在一个成为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忽略或者直接否定这类观察和解释.

另一个问题是家长主义.比如,很多社会有所谓道德立法,而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家长主义问题.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就是否应该废除处罚同性恋的立法有一场激烈的论辩.当时主张废除旧法的H.L.A哈特,他坚决捍卫个人自由,但也承认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家长主义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划定所谓合理的家长主义的范围和界线.要解决这类问题,除了原则,还要考虑具体的语境.由此又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比如自由、平等一类观念.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理念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根深蒂固,我们现在不能用精英主义的、家长主义的方式来治理社会.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没有问题.

我们也需要问一下,中国人(姑且这样笼统地讲)讲的自由、,其含义和欧美国家公民(也姑且这么说)中流行的自由、的含义是一样的吗?或者,它们之间相同的是什么,不同的又是什么?在选择和设计一种制度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探讨这些问题,否则,制度与社会的脱节就无法避免.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问题只能关起门来解决.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有学者在讲中国的问题时,强调“负责”的观念,而轻视“问责”,认为那是西方的形式,不是根本.问题是,如果没有“问责”机制,而应当“负责”的人又不负责任,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我看来,在中国根本无法实现儒家意义上的贤人政治.因为孔子的时代是贵族社会,而21世纪是世俗化的时代,要从古代社会的价值为基础的儒家贤人政治中寻找可能的贤人政治的方案,是不可能的.

依我浅见,中国的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好的可能性,那就是重建与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来避免民粹主义恶性膨胀;另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在长期拒绝选举的条件下,突然来一个爆炸性的政治,一旦中国突然进入选举体制,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超级的民粹主义现象.我们要考虑到这种后果的严重性.

再来看新权威主义,一个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除了维持社会生活的政治稳定,发展经济之外,最重要的责任,那就是用开明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放权搞活”的方式,来逐渐向有序的政治“软着陆”.

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在于在开明的威权政治时代,就要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文化,发展公民社会,需要发展混合性的政治,即部分选举与精英威权制混合的政体.一方面,在某种层面上,在某些范围内,有选举存在;另一方面,执政党内的精英政治也有存在的合理性.当然,中国的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与当务之急,还是要重建公民政治,这是避免民粹政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