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裂“人”字障碍社会治理

障碍七社会参与不足

35.0%的受调查者选择“社会参与不足”,该项得票率列科学发展十大障碍第七位

表现：有些领导干部对民众总是不放心,连办个学习班,也要领导机关派干部来,拿着文件照本宣科,结果老百姓觉得“科学发展”是上级领导的事,与自己无关.

症结：全能政府思维仍旧禁锢一些官员思想,充分依靠群众在现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句话点评：社会的事应让社会来办.

科学发展观既然是要以人为本、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就不能光靠各级政府,而必须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仍习惯用下指示、喊口号、搞宣传、作动员的老办法,结果成效并不显著,应该看到我们这套老办法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应有理念.

要调动公民社会的力量

道理其实很简单,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全面、和谐进步这样的好事,是全社会民众自己的事,主要应该放手让社会自己来办,没必要事事都由政府包办.政府有政府应办的事,诸如制定政策、协调关系、提供怎么写作；社会民众则有他们应办的事,这些事政府不可能包办得了.我们对民众总是不放心,连办个学习班,也要领导机关派干部来,拿着文件照本宣科,结果老百姓觉得“科学发展”是上级领导的事,与自己无关,跟着表表态、走走过场也就完了,这是我们许多社会性事业办不好的根本原因.

社会的事由社会自己来办,这样的社会在近代以来叫做公民社会.对此,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写有《新民说》等文章介绍过,他说中国人几千年来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只知忠于皇上,不知自己是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的国家主人,所以传统中国社会缺乏公德、奴性成风,是只有“臣民”而没有“公民”的“一盘散沙”.梁启超进而指出：“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这就挖到了传统专制社会的病根,他呼唤的“新民”,即是享权利、尽义务、有公德、爱国家的近代公民.在另一篇题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的文章中,梁启超又强调了独立与合群、权利与义务等“德性”,在近代公民身上是对立统一的,“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只有人格独立、勇于捍卫自己公民权利的人,才能够自觉为群体社会和民族国家尽义务.这些进步思想的传播,历史上叫做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诞生.于是建设公民社会变成了国家行为,公民教育也被列为基础教育的必修课.我们近年来再版了民国时期的一些中小学公民课本,里面把作为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准则讲得生动具体.后来国民党把学校里的公民教育代之以三义的“党化教育”,受到当时的中国等党派的严厉批评,但公民课由此在我国基础教育中长期缺位,影响至深且巨.现在不少国家在高考中都有公民课考卷,说明其在现代国民教育中不可替代.小平同志曾说,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其实公民教育何尝不应该从娃娃抓起?娃娃时期养成不讲公德的陋习,可能伴随孩子的一生,并且又会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这样的社会现象,在我们周遭屡见不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现代化才是社会现代化的本真,需要长时间、一代代人的传承与努力,而追赶先进又时不我待,这是百年前梁启超告诫过的.

公德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应该承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公民社会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大地震期间,万千志愿者们的奉献精神确实感动了世人.但也应该承认,我国公民社会建设障碍不少,这些障碍,也可以看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障碍.一些地方的官员总是对民众自发的社会公益活动不放心、怕得很,有人甚至把百姓中的正当“维权”也视为“敌对势力”捣乱,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思维在作怪.党的十七大早已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定性为“错误理论与实践”,但肃清这种旧思维却非常之难,而这种旧思维不除,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至于我国民众普遍的公德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亦是事实.这在国门打开、国人大量出境旅行的今天表现得尤其突出.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保护环境非常重要；生活舒适、尊严与安全,在人的幸福指数中也不可忽视.国人来到发展水平比我们高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自然环境保护得好,这靠的是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自觉行为；而民众之间守法知礼、乐于助人、友善相待,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人的尊重和人性的温馨.对比之下,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在我们这里被批评了一百年,却不见有明显改观；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旁若无人；为一点小事,便打架骂街侮辱人；汽车多了,司机抢道闯灯不让人；不安全的还有食品等

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好

于是又扯到了国情问题.当年袁世凯说“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是国人秉性,以此作为他复辟帝制的一个理由,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更强调中国国情特殊,绝不可搞西方那一套,如搞社会必乱.然而,今天人们来到同是华人社会的我国台湾地区,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笔者与同事在台北工作两个月感慨颇多.以环境保护、垃圾分类为例,每周都有一天傍晚,响着音乐声的垃圾车来到我们居住的景美小区,只见全体居民齐出动,各家垃圾分类严格,排队装车,秩序井然.作为初来者,我们因垃圾分捡不细而显尴尬,几位邻居过来帮助重新分捡,我们言谢,邻居则说“大家的事,大家的事”,然后垃圾车去,音乐声远,街头未遗一片弃物.对此我和同事作了一番讨论,我说：北京市现在垃圾围城情况紧迫,政府倡导的垃圾分类处理却多年不见落实.同事说：北京外来人口太多,那些被驱赶的“盲流”,生存尚成问题,哪里会去做垃圾分类处理.我说：台北的外来人口也不见得少,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人家何以能做?同事说：做这些事本不难,但须让人人有尊严、有权利地生活,他们才会把北京当作自己的家园去爱护、尽义务.我说：问题的根本就在这里.我们得出结论：文化的特殊性不能取代文明的共同准则；具有高度公德意识的公民社会外国有,中国人也完全可以做得好.

笔者回大陆后,几次想写旅台观感,终未动笔.日前见韩寒的博文《太平洋的风》,有两句自我反省的话挺深刻,他说“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埋下了这些种子”.毋庸讳言,所谓“前几十年”的教训,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它把“以人为本”的“人”字割裂成相互对立的敌我,从而否定了“人”字本身.建设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里容不得它；欲清除科学发展观的思想障碍,首先要清除它的遗毒.而“后几十年”的教训,则表现为我们过分夸大了自身的特殊性,更有甚者公然无视人类文明的共同准则,这必然造成道德真空,无所依归,使一些人的精神世界“穷得只剩下钱”,其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也完全相悖.

某报载文称我国已是国家,引得读者热议.笔者以为政治是建设公民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的与法制还不够完善,那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日臻完善,以名副其实,乃众望所归.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编/徐艳红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