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本土化的第四条道路

［摘　要］长期以来,社会学本土化一直沿着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三条道路展开,但是这些都不能算是最本质意义上的本土化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最佳道路和最终出路是结合西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复兴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关 键 词］社会学；本土化；国学；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２３４（２０１２）０3—００87—０2

一

自二十世纪初社会学传入我国以来,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如何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等问题就一直萦绕在学者们的思考和讨论之中.综观历年来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研究者们大抵沿着下述三条道路进行着持续的探索.

第一条道路是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自严复翻译《群学肄言》,社会学引进中国以来,社会学理论开始在一些教会大学讲授.最早的社会学本土化努力是借用该学科实证的调查方法对中国社会开展的小型调查.比如北京实进会对302名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的调查,这是最初的本土化努力i.这种层面的社会化其实不是最严格的本土化,是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工具,以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为内容的一种学科应用.本质上是在发挥和发展西方的社会学学科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费孝通先生最在他的《江村经济》中,融合了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的乡村社会展开的调查研究.《江村经济》被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赞誉为“人类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ii.此后,国外学者也把眼光转向中国,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社会.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弗里德曼的种族研究、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黄宗智的社会—乡绅—国家研究,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以及武雅士和王斯福的民间宗教研究等.

第二条道路是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探索在这条道路上的研究者力图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努力构建本土化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宏观结构与微观运行进行更精确的阐释.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探索进展比较缓慢,已经完成的理论建构只是应用于本土的生活现象,不能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解释力度,创造的理论也没有走向国际社会学理论的大舞台.真正优秀的理论必然具有非常宽广的解释力,是属于全世界的,需要与国际社会学理论进行交流和对话.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构建的最广为人知也引起过广泛争议的概念“差序格局”、“团体格局”.近年来,郑杭生教授在这条社会学的本土化的道路上进行了持久的努力.他在一系列的作品中,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理论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描述,显示了社会学学科的独特价值,在社会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此外,翟学伟构建了本土化的人情、面子等概念,对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展开了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iii.

第三条道路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长期从事社会学方法研究的风笑天提出,在应用西方实证的社会学方法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要根据中国社会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这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进行适当的调整、改造、补充和完善iv.孙立平教授在《迈向实践社会学》一文中,提出了颇具本土化特色的“过程—事件分析法”,这是一种力图像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一样,进行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融合的理论努力v.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从逻辑上分析,社会学学科由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组成.似乎在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本土化,就囊括了社会学的本土化的所有可能.笔者认为这三条道路的社会学探索固然对社会学学科的开拓和发展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最本质层面上来讲,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学本土化,也不是社会学的中国化.

首先,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为依据对中国社会进行的研究最不能称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因为这种单纯以国外理论来验证和解释中国现象的研究,其实质只是用中国的社会内容来验证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或者是某种中国研究.只是一种对理论的应用或者鉴别,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全球化和西方社会学理论自身的拓展,所以它不仅不是社会学的中国化,反而正是推动社会学本土化的压力来源和本土学者的智识竞争的对象.

其次,通过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考察中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分析架构确实具有很强的社会学本土化味道.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展出更具广泛的解释力度的,突破本土范围内应用的理论框架.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在本土生发出只针对本土社会具有解释力度的理论,那么其实质依然是一种对本土社会的研究.不过和第一条道路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克服了用“进口”的理论来观照本土事实时经常产生的水土不服问题.但是这些理论没有能够融入国际社会学理论的大家庭中,也缺乏足够的和国际社会学理论对话的实力和地位,更多带有地方性知识的味道.

最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上述两条道路相比确实走的更远了,似乎具有完全意义的本土化.因为作为一种工具性质的研究方法本身就具有突破研究内容限制的特点.如上文提到的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提法,其具体思路是在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相结合的的层面展开,深受现象学,符号互动理论和常人方法学的影响.即使我们说诞生于中国的研究方法具有全新的原创性和宽广的应用,但是,它一旦创生,也就属于整个社会学界.此类研究隶属于整个社会学研究的大场境.我们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当然不能狭隘地认为是指社会学理论或方法的创立者是中国人士.一个好的理论或方法一旦产生,就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智识财富,如果我们的社会学本土化仅仅指的是社会学理论创立者为中国人,那只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情节,并非此处纯学术语境下讨论的本土化议题.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应该是指的这样一条区别于上述路径的第四条道路：把西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理念和东方传统文化内容相结合,产生出新的契合时代需求和现代科学思维标准的东方社会学思想体系.也就是以西方科学逻辑思维和社会学实证方法为手段对东方传统文化重新进行梳理和考量,以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摆脱意识形态和一切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成见和偏见,重新整理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证方法的考量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