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早期的两家外文报纸

天津开埠以后,随着侨民的不断涌入,不少外国人开始在这里兴办教育文化事业,其中以商人、学者或政治家为主体的外国报人,以日趋繁荣的天津租界为背景,凭借实力和特权,逐步推动了近代天津报业的发展.天津市档案馆从英国征集的《中国时报》(英文版)和《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的缩微胶片档案,再现了近代天津最早的英文报纸从创刊到停刊之间发行的每一期全貌.正是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外文报纸的出现,使得素有“华北地区新闻中心”之称的近代天津报业,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

《中国时报》

1886年11月6日,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创办天津第一份英文报纸《中国时报》(TheChineseTimes),当时又名英文版《时报》,中国人称之《益闻西报》,由英国人亚历山大·宓吉(AlexanderMichie)任编辑兼主笔.该报为周刊,逢每周六出版一期,每期3栏12页,撰稿人多为传教士中的“中国通”,如丁韪良、殷森德、明恩浦、李提摩太、丁家立、甘淋等.与现在的报纸不同,《中国时报》不是大开页的,而是如同一本薄薄的翻页杂志,在报头印有“TheChineseTimes”的英文大字和发行当天的时间和地点,如创刊第一期就写着“天津,周六,1886年11月6日”(翻译后).在每期《中国时报》的头版,读者都会看到一则内容完全一致的“声明”(Notice),大致意思是“《中国时报》不会采用匿名作者的信息.凡被采纳的内容必须包含作者的姓名和地址,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版之用,只是作为一种诚信的保证.特别要求的是所有关于商业方面的通讯会寄给经理,关于文学贡献的通讯会寄给编辑”,从中可以看出该报自始至终秉承的宗旨：公开、透明、及时、专项专题传达.其中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在“声明”下方还印有每一期报纸的版块标题和每一版块所在的页码,形式相当于书籍的“目录”,读者只要一看到该目录,就可以方便地查阅自己感兴趣的报纸内容了.而该报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专门译载中国的新闻、上谕,和“以及其他一些任何中国报纸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一般消息”,如创刊第一期就用4页的篇幅摘录译载了《申报》、《京报》从1886年10月27日至11月13日这段时间发行的报纸中出现的重要新闻内容,以方便租界内的外国人及时了解天津及天津之外省区的信息；同时利用“航运”版块,针对穿梭于天津码头的大小货轮,及时刊登有关这些船只的抵港时间、出港时间、指挥官、装载货物、写作技巧人以及出航时的天气状况等,借助这些信息,船商不用跑到码头就能查看自家的船只的具体情况了.

由于《中国时报》的舆论作用,促进了租界一些重要机构和公共事业的建设,如天津商会,河道与港口改进工程,各地工地、道路和公共事业计划等等,因此该报被外国人高傲地称为“远东最好的报纸”.但随着外交人员、外国商人等的纷至沓来,以及出版印刷术的发展,《中国时报》已不能完全满足各方需求,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停刊.可作为天津的第一份外文报纸,该报不仅在栏目的编排方式上为后来的报纸做了借鉴,而且部分版块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许多英文报所沿袭.

《京津泰晤士报》

继《中国时报》之后,另一份被认为北方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PekingandTientsinTimes),由属英商裴令汉(WilliamBellingham)所有的天津印字馆于1894@3月10日创刊.这是一份关于政治、商业、文学、科技与社会各方面的报纸,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被时人誉为与香港的《孑刺报》(HongKongDailyPress)、上海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汉口的《楚报》(CentralChinaPost)同为英人在华所办的“四大具有魔力的大报”,被称为“外国人在华北的圣经”.

作为停刊的《中国时报》的后来者,裴令汉在创刊时充分吸收《中国时报》的成功经验,其中的一个重要继承就是把报道的重点依旧放在中国北方,经常评论时事,发表政见,并宣称旨在输入西方文化以激励中国的改革.在出版时间上该报依旧延续《中国时报》的惯例,逢每周六发行—期,每期4页,版块分为“广告”、“最新电讯”、“诗歌”、“航运情报”、“商业信息”等内容,直到1902年10月1日才改为日报,当时的销售量达到1200份.但同时又为了避免与该报雷同,《京津泰晤士报》在编辑业务,报纸内容、版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也进行了新的尝试.在创刊时裴令汉就将该报定性为一种商业性报纸,首次在报纸的头版就刊登“广告”(以往一些外文报纸多在版面的夹缝中或者是其他非主要版面刊登广告),同时在报头处清晰地标明每份报纸的价钱(10美分/份)、订阅全年的(3美元／年)和额外需产生的邮资.随着《京津泰晤士报》的影响逐渐扩大,“广告”在版面中占的比例也逐期上升,有时甚至占到一版之多,其中多数是外商广告,涉及保险、银行、酒店、对外贸易等多个行业,虽无图,但标题的设计绝不雷同,用词简洁,各有特色,藉以吸引目标消费群体.除此之外,在“广告”处还经常刊登一些娱乐动态,如天津戏剧、天津俱乐部的演出时间、地点和售票,改变了以往外文报纸刊登广告的单一形式,使读者可以不用出家门就能获取最新的消费信息.该报“广告”版块形式的改变,主观上虽以商业利益为宗旨,但客观上却沟通了中外商情.

为了凸显自己的特色,《京津泰晤士报》在“电讯”版块一改《中国时报》笼统报道政治新闻的风格,将视线定位在“最新”电讯上,对于欧洲来的电讯按时间顺序仅仅选登其中最重大的几条,而将报道的重点放在天津(及其所处的河北省)以及北方的其他一些通商口岸(如威海卫、青岛、烟台等地)和北京,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尤其真实记录了近代～段时间内天津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如创刊的第一期就报道了一则“官办铁路进展”(ImperialRailwayprogress)的信息.当时清代铁路有“商办”和“官办”之分,其中津古(天津一唐山—古冶)铁路早于1890年建成,全程150多公里,是我国自建的第一条商办铁路,也是我国至今为止运营历史最长的一段铁路.由于津古铁路的赢利颇丰,为此清政府于1891年在山海关成立了北洋官铁路局,每年拨发库银官款200万两,用来扩建该条铁路,将铁路线从古冶经滦州延长至山海关,三年之后建成,称为“官办铁路”.为此在该则外文新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扩建工程开始时间是1891年12月21日,并且提到这条线路竣工后会比客货两用的火车吸引更多的乘客,因为这次从天津到山海关将采用快速列车,沿途只停靠一些大站,时间不超过八个小时.尽管同今天动车从天津到山海关仅需两个小时相比,八个小时显得那么漫长,但是从这则内容我们却看到当时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铁路的发展速度和时代需求.

《京津泰晤士报》区别于《中国时报》的另一大特点是版块中增加了商业类信息.基于天津拥有九国租界这一特殊历史现象,该报每期都会刊登报纸发行同周周五的“外汇兑换比率”,以方便侨民与侨民之间、侨民和本土居民之间的生意往来.有时还会登载一段时间内天津市场上肉、鱼、水果、蔬菜的,如1894年3月17日的《京津泰晤士报》上就印有“牛肉每磅180钱,羊肉每磅240钱,鳗鱼每磅120钱,鸭子每只180钱,鸽子每只100钱,鲑鱼每磅80钱,橘子每磅160钱,菠菜每磅80钱等”,被报价的产品种类多达30余种.透过适时而异的物价波动和丰富的物产,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当时天津的物价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今天看来实属难得的历史材料.

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受日本侵略势力的压制,《京津泰晤士报》被迫停刊.从发行时间上看,这家具有47年悠久历史的英文大报是中国近代史上北方地区生存时间最长的一家外文报纸.

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R.E.帕克曾说过：“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大熔炉,新的种族、文化、风俗、社会形态就是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从这一角度审视天津近代以《中国时报》和《京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外文报纸,不难看出：尽管租界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和殖义侵略中国的阵地,但是,外文报刊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作为中外多种文化因素混合发展的结果,不仅促进了天津近代报业的繁荣,而且也丰富了天津近代文化形态,为近代天津报业的繁荣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