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学引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6-0005-02

摘 要：汉字是华夏各民族认识客观世界表达主观情绪的符号系统,它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判读理解汉字需要了解知悉华夏先民的认识和思维方法,还必须以系统的眼光并采用联系的方法,才有可能正确释读汉字.掌握意象思维原理,了解辩证逻辑方法,就有可能对汉字六书理论进行全面的系统解读.

关 键 词：文化符号；认识方法；天人合一；意象思维；辩证逻辑；比类方法

伴随全球对汉文化认同度的提高,汉语汉字悄悄地热乎起来了.人们要想真正读懂汉字,并借此彻底理解汉文化.如果我们不想眼睁睁让汉字学被炒作成一种怪味胡豆,或者让它被改造成不伦不类的“中式比萨”,那就需要建立一种既不是利用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文字,更不是研究文字当中的文化理论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文化文字学.文化文字学是研究社会文化背景下面的文字学,是在古代语境当中复原古人当初构形造字的原始意图,并由此探究中国文字的本身含义.我们需要在明确的科学目的引导下构建传统文化的现代言说体系.

由于封建君主政权的残忍、严酷,造就了中国文化隐曲、晦涩的特定风格.全社会除帝王君主之外,各阶层的人们都流露出来一种英雄崇拜情结,这种集体无意识被蕴涵于古往今来的文化叙述模式当中,也在汉字构形造字中折射出来.各阶层将实质相同的心理英雄幻化为形式各异的不同模式,使得这种英雄情结中“英雄”范式呈现出各别不同,于是产生了神灵崇拜、圣贤崇拜、帝王崇拜、清官崇拜、侠客崇拜等各自的话语形式.而我们今人不仅没有确切理解和恰当接受古文中的文化意蕴,反而惊叹于它们的驳杂陆离.

不同社会境遇的人对于相同社会事像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例如汉字“甾、菑、災、灾”,“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秀文人所创,“灾”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乡儒陋夫所制；“甾”是农家,“災”是常人,“灾”却是自恋情结颇重的文人,因为在他看来自家屋里失火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再说“傘、繖、伞”三字,构制“傘”的应是商人平民,“繖”则出自士子官绅,“伞”的构形就难免抠门之嫌.基于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同,社会各阶层差不多将汉字最终调制成了五味杂陈不知其可的古玩堆.但汉字是活生生的语言与思维工具.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须臾不离的重要伴侣,汉字决然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可有可无的什么古董.

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显示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文化—文字特征.这种特征充斥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封建文化历史长河.在遭遇一些惊咤文人的过度夸张之后,中国文字学成了一座科学孤岛.置身其间的鲁滨逊们成天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探宝,身边的文化遗产被鲁滨逊们不当地看作是过时的古代货币而不是足以立身致富的宝藏.而以探索古代文化宝藏为己任的寻宝客们则抓住所得文物的一鳞半爪进行考古式研究,其结果是将汉字从古代文化锦囊中抽取出来并分割成了文字、音韵、训诂三种不同学科.间或有人试图将三者穿插融合进行观察,但未及深入就不幸被过早匆匆兜售变现.于是莘莘学子逡巡于周秦古训或英美异说之间无所适从.老学究们古训烂熟于心,新学者们新说信手拈来.但我们既不能满足于鹘仑吞枣从而食古不化,也不必得意于生吞活剥以至仓促失语.

为了理解和接受汉文化,首先还得了解熟悉华夏先民的思维方式,掌握他们的世界观、宇宙观.毋庸讳言,那是一种天人感应、天地人三才合一的自然思维模式,其核心大致是一种混沌的宇宙整体观和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不仅心感神应,而且器官脏腑都互相对应.著名中医学典籍《灵枢·邪客》就象煞有介事地讲：“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十指.”说得风马牛不相及却又活灵活现.唐代医学理论家王冰在《素问·六微旨大论》注中也说：“以其身形包藏脏腑,受纳神灵,与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太虚者,广生化之器宇也.”同样讲得玄虚渺冥.但“天人感应、万物有灵”的确就是先民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这种主流意识曾经流行数千年之久,及至今日仍有余绪流传.

跟中国古人浓厚的天人感应观念相适应的意象思维和辩证逻辑.得到秦汉时期名辩学思潮的推波助澜,使玄妙的哲学理念和奇特的思维方式二者互相促进,渗透到整个文化系统中,甚至连世间万物都是为之而设,都能随之改变.先民因此构想出了一幅自然图景：天有五星,地有五方,人有五伦,物有五运.对于五星、五方、五伦,人们耳熟能详毋需赘言.五运当中初运为木通肝,运于春季主风；二运为火通心,运于夏季主火；三运为土通脾,运于长夏主湿；四运为金通肺,运于秋季主燥；五运为水通肾,运于冬季主寒.为了配合五运六气理论,居然对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普遍规律都进行了大胆改造,将四季延伸成了五季.五运不仅存在于自然与人身,甚至还左右着王室兴衰甚至社会变迁,天人合一观念被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上述古人的五运六气学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死结.在辩证思维方法的帮助下,古人在六气当中就衍生出了主气客气、胜气复气之变.生生不息,不一而足.就像《灵枢·通天》讲的：“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遍言也.”所以古医家不无忧虑地说：“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预于兹矣”.

远古时期的华夏先民,就是生活在这样浓郁的自然力崇拜氛围中.语言崇拜成了他们的原始宗教之一.活跃在人神之际的巫师,当他画出了一道符咒,就需要用语言对这个符咒进行相应解说.巫祝对符号人为地给定一个语音形式,才使这个符号跟语言发生了联系.一定的符号一旦同检测定的语音建立了固定联系,早期的汉字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下面这一事实,即源于殷商早期的汉字是作为贵族文化而得以传播运用的.那时的汉字只是被当作一种崇拜物而被应用于特定的宗教场合,它也因此而笼罩着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学界长期以来关于文字起源的正统观点,是劳动人民在神圣的劳动过程中“创造”了汉字.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位理论家能够为我们解释一个简单现象：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何以竟然不认识由他们自己在愉快的劳动中自己创造的汉字?那种源于鹦鹉学舌的荒唐“理论”,在一切都居然允许甚至主张“实事求是”的今天,应该可以受到质疑了.因为它从未经过理性论证并且也必然经不起事实考验,其实是早该寿终正寝的陈词滥调.天人感应观跟意象思维及辩证逻辑方法,在汉字这种独特文化符号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在汉字构形当中也随处可见.许慎释“王”字引孔子语曰“一贯三为王”,曾被不少当代学人讥嘲是迂腐之论,正暴露了我们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全面认识.令古人心驰神往的“王者”,当然就是他们心目中能够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的圣人,也就是所谓的“通三才”.在众多汉字当中,“一”具有多种指代意义.既可喻天,如“天”最上的一横,也可指地,如“立”最下的一横,还能代人,如“王”中间的一横.汉字“王”当中的三笔“一”,分别喻指的是“天、地、人”.根据这个道理我们有理由推想,古代早期“王”字的初文应该是两横中间一个“大”,也就是宇宙间一个顶天立地的正面的“大写的人”,而且这种写法该是王字的正体.至于后来改写为三横并以“丨”贯之,那就是汉字实行简略原则使中间的“人”字抽象化的结果了.

名辩学思潮对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时间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或两个特定的时代.从武王克殷、春秋力政、七国争雄到强秦富汉,时逾一千三百年的光阴里,直至秦代贾逵李斯率领的“书同文”实践,不仅系统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文化理念与哲学思想,也完整地体现了那些时代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质.汉字作为汉文化的特殊载体,自然而然也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刻痕.充分了解名辩学思潮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理解中国古人认识事物理解世界的观念和方法,认识汉字六书理论形成的过程及理论方法,理解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对于今天的汉学汉语汉字研究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理论意义.

古贤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在当时的文化事象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这种影响在语言文字当中显得相当晦涩.并且古人并不是事先预设造字规则,然后在汉字构形实践中循规蹈矩墨守成法.他们只是在造字时“无意中”将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理念镶嵌进了汉字当中而已.正是缘于无意,先民因此对自身的造字行为也就往往不具说解.他们将自己时代的文化哲学意识融入到汉字构形实践中,只是一种朦胧的、不自觉的自发行为.这就势所必然地导致后人对六书理论感到困惑不解.这种情形一直影响到自唐以降的汉字研究,历代学者除了反复确认六书当中“会意、形声皆为合体”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外,对于潜藏于汉字中的古代文化理念,通常表现出不知所以,少数略得其意的人也最终迷惑其间而不得其衷.以至滥觞于东汉到宋代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的“右文说”也生不逢时地不幸落寞沉寂了.

华夏先民在生活生产中运用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经验思维,它在本质上具有功能性、经验性和整体性、模糊性.那种思维跟客观事物或具体行为有着直接联系,它的特征就是依赖心智悟解、淡化逻辑推理、忽视形质分析,那就是意象思维.这种思维机制主要是基于“联想”的心理功能,通过特定人群的集体主观意识,建立一种“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认知模式,利用客观事物特具的性质、情貌、功用等特征,将各自独立存在,并且各具“自相”的事物或据形式、或依情貌、或从性质上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在这样的认知模式下,只要把握了物象整体中的某些共有特征即所谓“共相”,便可以从中将具体事物的功能特征也就是所谓“个相”推衍出来.汉族先民正是在这样一种思维基础上认识世界和创制汉字的.

今天以现代科学逻辑评价先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那种天人合一观念稍嫌幼稚自不待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自然思维模式如果继续发展,显然暗藏将科学引入神学歧途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既不得其说,又妄为革故鼎新,亦难脱狭隘愚陋之虞.不言而喻,以现代人知识眼光去评价先民的世界观,难免担心其幼稚荒谬.然而设身处地理解古人,他们以区区之身而受万物之形,陷于混沌迷茫实为势所难免.汉字作为汉文化的符号标记,自然而然地渗透了汉族先民天人相应文化观念.

汉族先民受到原始知识结构限制并在自然思维模式的支配下,在各自生存地域的文化观念、经济模式等因素影响下,通过非逻辑性的意象思维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也藉此理解他人的观点.随着知识经验日益丰富,仅仅依赖口耳相承已经不足以传承弥足珍贵的知识,这才开始逐渐采用某些特定形式的符号把思维活动的成果陆续记录下来,这种被记录下来的符号便成了早期的汉字.先民的汉字构形实践不是借助逻辑思维或分析思维进行的,也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组织行为或训练有素的系统方法.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要想真正掌握汉字构形理论,势必需要了解促使这个民族发明和使用汉字的独特思维方式,了解六书理论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文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