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是怎样写成的?

1934年11月初,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率部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之下,北上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1935年1月27日,方志敏不幸被俘.但他并没有因身陷囹圄而停止战斗.在短短6个多月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重要文稿和信件,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13万文字,用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

读者也许会问：这些气壮山河的文稿在狱中是怎么写出来的

“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

1935年1月27日,陷于绝境、7天未食、饥寒交迫的方志敏不幸被俘.当天晚上,在国民党军的团部,为了“以免他们问东问西的讨厌”,方志敏从容坦荡,挥笔写下245个字的《自述》：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这篇自述是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开篇之作,虽短,却字字铿锵如金石.

2月2日,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笔纸,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写道：“我写一个条子给军法处,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军法处满口答应,以为我是要写什么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我在狱中写下这一本略述,当然是出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

不过,笔者认为,国民党军法处未必指望方志敏写什么“供词”或“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反正文稿掌握在他们手里,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若方志敏写的东西符合他们的意图,可拿来发表,作为攻击的武器；若写骂国民党的文章也无所谓,放在保险箱里就是了；而且不管方志敏写些什么,都可作为资料,用来研究以对付.然而,后来这些文稿被传了出去,交给了地下党组织,则是国民党方面始料未及的.

国民党军法处同意方志敏写作,提供笔墨纸张,并且从不检查,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干预,这为方志敏的狱中写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方志敏有了笔墨纸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6万余字.写作曾中断了一段时间,方志敏在该文中写道：在狱中的普通号,无心看同囚一室的刘畴西、王如痴下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然而不久,方志敏又开始动笔,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送出稿子的办法.

方志敏在文章中记述：监狱里的“士兵亦极易接近.如我虽是个重囚,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很和蔼可亲地来和我谈,自生活问题谈到革命问题.他们之中很多被红军俘虏过,到过苏区,都众口同词地说,苏区好,红军好,很容易结成朋友”.被方志敏争取过来的人主要有3个,一是高家骏,浙江绍兴人,23岁,是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监狱的上士文书.他被方志敏的说服教育和坚贞品格所感动,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并答应帮助方将文稿送出去.二是看守所所长凌凤梧,他从内心敬重方志敏,在生活上给他一些关照与帮助.三是胡逸民,浙江永康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官至政府监狱典狱长.因官场倾轧,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鉴于他的特殊背景,狱方对他监管宽松,给予一定的行动自由.胡逸民与方志敏接触渐多,以至成为狱中挚友.胡逸民也表示愿意帮助方将文稿送出去.

有人愿意帮助将文稿送出,这是方志敏狱中写作的另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个条件是方志敏经过主观努力争取来的.在监狱中,方志敏从不放弃任何时机,向监狱的卫兵、看守兵和其他被囚禁的人们做宣传动员工作,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遗余力地讲解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通过宣传,赢得了一些看守和卫兵对革命的同情与理解,从而为自己的写作创造了条件.

由于得知文稿能够送出,方志敏坚定了写下去的决心.他写道：“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不仅如此,文章的用语与写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设想,如果文稿最终要落到国民党的手中,方志敏肯定会有许多顾虑：为了不给敌人以口实,有些事情就不能写,有些事情只能含糊其辞,写得隐晦一些.然而,明确文稿可以交给党组织,交给自己人,方志敏就可以写得很直白,很坦率,不但可以写苏区取得的成就,也可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教训.

“优待号”比“十年前在省城读书时

所住房间要好一些”

方志敏的看守所分为3个等级：“优待号”、普通号与三等号.入狱之初,方志敏被在普通号,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3人同囚一室.方志敏记述：生活上“军法处算是优待(?)了我们,开三餐饭,开水尽喝(普通囚犯一天只吃两餐饭,喝两次开水),并还送了几十元给我们另用.但我们比普通囚犯,却要带一副十斤重的铁镣,这恐怕是特别优待吧!”

4月下旬,方志敏被转囚到“优待号”.方志敏心里明白：“军法处以我与刘、王在一处,不便向我劝降,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房屋较好,但很寂寞.”

对于新的环境,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是这样描述的：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桌边放着一把锯短了脚的矮竹椅；接着竹椅背后,就是一张铁床；床上铺着灰色军毯,一床粗布棉被,折叠了三层,整齐的摆在床的里沿.在这室的里面一角,有一只未漆的未盖的白木箱摆着,木箱里另有一只马桶躲藏在里面,日夜张开着口,承受这室内囚人每日排泄下来的秽物.在白木箱前面的靠壁处,放着一只蓝磁的痰盂,它象与马桶比赛似的,也是日夜张开着口,承受室内囚人吐出来的痰涕与丢下去的橘皮蔗渣和纸屑.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即方志敏本人――笔者注）,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优待号”的环境在客观上给方志敏继续写作提供了便利.方志敏认为,“优待号”比“他十年前在省城读书时所住的学舍的房间要好一些”.

转囚“优待号”后,方志敏认真地搜索了牢房里每一个角落,希望找到一个隐蔽之处用来保藏文稿.他终于有所发现,那就是“壁上脱开的裱纸”.在《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一文中,方志敏写道：“接着娄同志死难的第二天,我才起床,就看到有八个卫兵,手持着,都上了,知道法西斯蒂又要杀人了.我以为是毙我们四个,赶快将一些零碎文稿捡好,塞入壁上脱开的裱纸里（我曾与一个人约定,我若突然被提出毙,他就会来此处拿取的）,准备他们来提.”

“优待号”里的马桶,方志敏也派上了用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写道：“这篇文稿,是决不能让敌人看到的.敌人是限定我8月31日交稿的,到了那天,我会留个字条告诉他们,我写的稿子,已经撕成碎片,丢到马桶里去了.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党的.”

方志敏写作的6个动因

关于方志敏的写作动因,笔者认为有如下6个方面:

一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在遗墨中,方志敏着笔最多的,是他的反思.入狱之初,方志敏不仅“感到愁苦和屈辱”,更痛悔由于指挥失误招致军事上的失败.他在文稿中写下了当时的心境：“在回忆中最使我感觉痛苦的,就是想到了这次红十军团的失利!当时,不懂得错误在那里,现在想起来,明明白白的,那些是错了的,那些是失败的根源.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那还会失败?自己那还会做俘虏?”历史的教训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方志敏决定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4月20日写成《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这是写给赣东北、闽北、皖赣、皖南各负责同志并转全体同志的信.在这篇5000字的信中,方志敏写出了入狱后殚精竭虑的思考,总结闽浙赣苏区斗争的经验教训有8点,涉及路线、肃反、策反和革命工作等诸多方面.这些真知灼见如果能够早些被同志们收到,或许能够在此后的革命中少走不少弯路.但可惜的是,这封信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明昭天日.

方志敏多次表示,之所以写这些文稿,就是要留下“历史”,让后人以史为鉴.在《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一文序言中,方志敏写道：“在没有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以供他们的参考,我们做错了的,他们不再做,做对了的,他们可以效法做,遇着的困难,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这算是我临死前的一滴努力”.

二是表达对党和祖国的忠诚、热爱之情和英勇献身的决心.在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文稿中,方志敏热情地讴歌了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讴歌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决心.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写道：“我虽然不能实际的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检测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检测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在这样细腻而温柔的文字面前,相信没有几个人不被感动.

5月下旬,方志敏写了《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全文约1.5万字.开篇即以诗明志：“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接着,他又写了约1000字的《清贫》一文.文章中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文章千古事!身陷囹圄、自觉时日不多的方志敏,用“写作”将未尽事业推向了永恒,表现了一个人的崇高精神和高尚情操,激励和鼓舞千千万万的读者,成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

三是控诉与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在狱中文稿中,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字比重很大.尽管方志敏在狱中得到当局别有用心的“优待”,但他仍心如刀绞,寝食难安.“自入狱后,亲眼看见囚人们憔悴黄瘦的嘴脸,亲耳听见囚人们的悲叹与哀号,亲身感受到一切残酷的待遇,迫得我不得不在未被法西斯蒂匪徒们残杀之前,将狱中情形,描写出来,使全国红军和革命的工农群众,知道他们同生共死患难的战友们,正在国民党监狱内,挨日子,受活罪,更加激怒起来,加紧奋斗,迅速摧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一切被杀,被斩首,被活活地折磨而死的战友们复仇!”于是,他写了篇《狱中纪实》,约1.2万字,于6月9日夜12时写完.此文“专门叙述三等号囚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三等号的囚人们,才真是苦极无告的.他们象落在热锅里的蚂蚁一样,辗转挣扎,死完了才算”.

四是排解狱中的苦闷.方志敏把读书、写作当做排除寂寞、排解痛苦的一种手段.他在文中写道：“祥松前在普通号,有三个同伴同住,谈谈讲讲,也颇觉容易过日.现在是孤零一人,镇日坐在这囚室内,未免深感寂寞了.他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想借烟来散闷,酒来解愁,也是做不到的.而能使他忘怀一切的,只是读书.他从同号的难友处借了不少的书来,他原是爱读书的人,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尤其在现在,书好象是医生手里止痛的针,他一看起书来,看到津津有味处,把他精神上的愁闷与肉体上的苦痛,都麻痹地忘却了.”

这里,方志敏把读书当做排解狱中的苦闷的方法,在笔者看来,写作也有同样的功效.

学生时代的方志敏就酷爱文学,不仅喜欢阅读中外名家的作品,而且进行创作,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勤于笔耕的作者.他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小说《谋事》和诗歌《呕血》《我的心》《同情心》等篇,在《新江西》刊载有小说《私塾》和诗歌《哭声》《血肉》《快乐之神》等篇.如果不是投身革命,方志敏有可能成为一位作家或诗人.

入狱之后,方志敏有了充分乃至无聊的时间,为了排解苦闷,他重新拾起学生时代的爱好,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历史感奋笔疾书,迎来了写作的又一个巅峰期.

在写作的时候,方志敏思想高度集中,往往达到忘我的境界,把“精神上的愁闷与肉体上的苦痛,都麻痹地忘却了”.不仅如此,每当写完一篇文章,他还会有短暂的愉悦.写完《可爱的中国》之后,他轻松地写道：“拖起那双戴了铁镣的脚,钉铛钉铛走到他的铁床边就倒下去睡了.他往日的睡,总是做着许多恶梦,今晚他或者能安睡一夜吧!”

五是延缓敌人死刑之执行.方志敏在入狱之初,以为很快会被处死,后来得知案子“缓办”,才改变了等死的消极想法,开始谋划越狱.他写道：“我不应该利用目前的一切可能与时机,去图谋越狱吗?我不应该对敌人施行一些不损害革命利益的欺骗和敷衍,以延缓死刑之执行吗?应该的,应该如此做去.”“就是这样吧――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

在方志敏看来,用写文章来拖延时间,以延缓死刑之执行,是个不错的谋略.在一篇文章中,方志敏写道：为要延缓敌人对我们死刑之执行,以达到越狱的目的（因为一时找不到人送信出来,得不到外援,恐越狱是要成为幻想）,与取得在狱中写作之不受干涉,我曾向敌人说了个谎.我说,要写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经过与赣东北苏区的详情,敌人乐得甚么似的,赶快令看守所供给桌椅笔墨和稿本.他们满望从此得到一点“剿匪”（?）材料,以便更凶恶地来摧残苏区.实在,我却利用这个机会,写成了好些文稿保藏着,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

六是反击国民党的诋毁与咒骂,反驳其谬论.方志敏的写作充满了战斗性,有些文章直接反击国民党的诋毁与咒骂.

方志敏被捕入狱后,一些国民党高官要员反复劝降,都承认方志敏是一个革命者,但指责他只顾工农的利益,忽视了民族的利益.方志敏回答,这“简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了”,并说：“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的人,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为此,方志敏写下了1.6万余字的《可爱的中国》.在文末,方志敏特地说明：“这篇象小说又不象小说的东西,乃是在看管我们的官人们监视之下写的.所以只能比较含糊其辞地写.这是说明一个×××（即――笔者注）员,是爱护国家的,而且比谁都不落后以打破那些武断者诬蔑的谰言!”《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是方志敏在狱中最后的重要文稿.方志敏写了约6000字的序言,说明写作目的是通过“忠实地写下”苏维埃政权为人民谋利益的成就,来回击国民党对苏维埃的诋毁、造谣和咒骂,“用事实打破敌人造谣的狗嘴”.

“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方志敏身系囹圄,心却日夜想念党,惦念工农群众和战友,为了革命事业,他“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他说：“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方志敏把写作视为对党的最后贡献.无论是在普通号还是在“优待室”,利用敌人要他“写点东西”的纸和笔,进行着废寝忘食的写作.方志敏早年染有肺病,入狱以后,脚戴重镣,饱受折磨,身体虚弱极了.写作时间稍长,头就发晕,全身无力.他咬紧牙关,靠着桌子坚持写,或者拖着铁镣在室内移动几步,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在床上躺一会,起来再干.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因此,方志敏没有长远的写作计划,没有系统的安排,只能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且要抓紧时间写.在一篇文章中,方志敏写道：“我亦因之被俘,囚禁于法西斯蒂的军法处,历时已五个来月了.何时毙――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写一整篇出来.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下了决心,要在一个月内,写好这篇文字.”

狱中的写作十分艰辛.对此,方志敏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到底他（即方志敏本人――笔者注）的脑力有限,接连看了几个钟头的书,头就会一阵一阵的胀痛起来,他将一双肘节放在桌上,用两掌抱住胀痛的头,还是照原看下去,一面咬紧牙关自语：“尽你痛!痛!再痛!脑溢血,晕死去罢!”直到脑痛十分厉害,不能再耐的时候,他才丢下书本,在桌边站立起来.或是向铁床上一倒,四肢摊开伸直,闭上眼睛养养神；或是在室内从里面走到外面,又从外面走到里面的踱着步；再或者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么一小块沉闷的雨天出神；也顺便望望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他一看到那一簇浓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他从这里似乎得到了一点儿春意.

他还写道：“不管怎样,祥松还是天天在暗中努力着,为着这,用去了许多思想和心血,他头上的白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了.”

进入炎热的7月,在潮湿的牢房里,方志敏不顾蚊虫叮咬,挥汗如雨,仍然坚持写作.他不仅为撰写文稿呕心沥血,还为保存文稿和把文稿传递出去煞费苦心.他预感到敌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便写信给“囚友”胡逸民：“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毙,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

方志敏狱中写作尚待之谜

关于方志敏的狱中写作,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推敲、有待考证、有待探索.

一是方志敏在狱中是如何密写的?

为了保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有些是密写的.比如,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的文末,作者注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完,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在《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的文末,作者注明：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写成,六月十九日密写.

因为是密写,上海党组织收到文稿,就必须先显影再誊写.时任地下党上海特科临时负责人的王世英回忆道：“1935年下旬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原件存上海特科.”

除了上述两篇文章是密写外,6月11日前后,方志敏又写了《给的信》和《遗信》,也均是密写的.至于其它文稿是否经过密写,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有部分狱中文稿是经过密写处理的.

于是,人们不免有这样的疑问：在当时的条件下,方志敏如何得到“密写药水”的,是怎么掌握密写技术的,又是怎样密写的呢?

二是方志敏究竟写了多少篇文章?

1935年6月11日上午,方志敏写就《给党的信》,全信约1300字.在该报告中,方志敏曾经罗列出他撰写的7篇文稿的标题：“一、《我参加革命斗争的略述》；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相当于一篇绝命书）；三、《给闽浙赣同志们的一封信》；四、《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五、《狱中纪实》；六、《死》（也是纪实,以小说形式写的）；七、《可爱的中国》.”“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这7篇文稿除《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尚未找到以外,其他6篇都已收入《方志敏文集》.

方志敏十分看重这些文稿,为了保险起见,他还花大量的时间誊写,备有副本.不过,方志敏是把所有的文稿都抄一遍,还是有选择地誊抄了部分篇目,不得而知.

经过专家考证,有据可查的方志敏狱中文稿共有16篇（其中4篇只有标题）约13万字,这是烈士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这些狱中文稿是分4次“传送”的,但真正被党组织收存只有两次.其一是高家骏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的,其二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的.而两次“传送”失败的稿件是副本,还是原件,不得而知.如果,丢失的不是副本,那么,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就不止写了16篇.

三是《可爱的中国》是谁誊写的?

在弋阳方志敏纪念馆,笔者看过放大的《可爱的中国》的手稿,字迹工整、隽秀,像一幅书法作品,与方志敏的字体有很大的不同,一看就可判断不是方志敏所写.那么,《可爱的中国》的手稿是谁誊写的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传送”之后党组织派人誊写了稿子.如果是这样,方志敏原稿应是密写的,“传送”到上海后,地下党派人显影并誊写.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可爱的中国》并没有涉及党的机密,方志敏完全没有必要密写.二是在狱中就有人替方志敏誊写了稿子.《可爱的中国》于1935年5月2日完稿,而在此之前的4月下旬,方志敏就转囚到“优待号”,一个人单独.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替方志敏誊写稿子呢?

以上3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