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摘 要]国家自主性是中国模式奥秘的钥匙.从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两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的内涵包括中国的领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持国家对市场的引领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归结起来,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就是中国维持并不断提升国家自主性.中国模式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其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官员能否防止被俘获或成为掠夺者,能否让国家意志一直保持中性,以及国家能否不断优化与市场的关系而持续地提升国家能力.

[关 键 词]国家意志；国家能力；党的领导；经济建设；独立自主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2)05-0028

一、问题的缘起及概念

目前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颇为热烈.有人提出,中国模式主要包括强势政府、渐进改革、对外开放等八个特点.[1]也有人称之为“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并将其概括为一心一意地进行创新和试验等三条经验.[2]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除了少数人提出质疑外,大多数都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目前讨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模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即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性原因何在.有人提出,中国模式的秘方在于实用的双轨制政策；有人认为中国增长神话的唯一特别之处在于中国政府未雨绸缪,在经济繁荣时期防止过热和泡沫,进行卓有成效的宏观调控；也有人提出,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节省了建立交易权利的成本.分析这些说法,都给人一种倒果为因、循环论证的感觉.换句话说,既然中国政府推行双轨制等政策而创造了经济奇迹,那为什么美、日等其他国家不推行双轨制,不未雨绸缪,不节省建立交易权利的成本呢?中国模式的缘起在于中国的经济奇迹,经济离不开政治,市场取决于国家,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笔者认为,国家自主性是中国经济奇迹奥秘的钥匙,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国家自主性（StateAutonomy）指国家作为一个组织拥有自己的利益、想法和追求,并拥有排除其他国内和国际社会力量干扰和压力而去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不屈从于社会压力（包括国际压力）而独立地制订并执行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外政策,就是自主性强的国家.反之,意志被社会势力操控而成为“被俘获国家”（Capturedstate）；或者官员们一心想着私利,公共权力成了官员手中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不是反映公共利益诉求,成为“掠夺型国家”（Predatorystate）,这些都是自主性弱的国家.自主性强的国家同时也是国家能力强的国家,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市场渗透能力、引领能力和强制能力.渗透能力是指国家与社会定期交流、沟通,捕捉信息,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能力；引领能力是国家根据市场最新发展态势,维持总量平衡,并推动、引导市场发展的能力；汲取能力是国家从社会征收到足够的税收的能力；强制能力则是国家运用暴力手段,保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威慑能力.其中财政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中唯一可以量化的一种能力,是判断整个国家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正如有人所说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是衡量国家职能范围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行政能力的一项指标.”[3]

自主性强的国家能够超然于国内和国际社会强势集团的压力,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具有“共容性（enpassing）”[4],同时还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许多研究表明,良好的经济表现都离不开强国家的推动,“经济上更具活力的国家都是强国家”[5]

以国家自主性理论来审视中国模式,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与改革开放前不同,中国经过拨乱反正,国家意志回归中性,重构与市场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增强国家能力.与英美模式国家不同,中国在的领导下,能够整合各方利益分歧,减少了被俘获的可能性,维护了国家意志的自主性.与东亚模式国家不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主权完整,不断提升国际层面上的自主性.

二、中国的领导保证国家能够自主地制定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

长期以来,英美模式国家以、高效、廉洁而著称,拥有很强的干净而透明的执法能力,被视为能力强的国家.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几年危机频发、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状况持续低迷呢?根源在于国家意志自主性弱,即属于容易被俘获的国家.在三权分立和制的架构下,英美国家很多时候会出现“多头领导”的情形,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就算以总统为首的国家官员认准了国家长远发展政策,由于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难以确定和推行,错失良机.国家自主性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和政府能否制定出一种稳定、长远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现代化计划与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6].由于国家意志上的非独立性,导致了国家在征税等政策上的非确定性,该征的税无法征收,财政汲取能力不强,长此以往,国家能力也将弱化.前不久美国发生的债务危机充分反映出,共和、两党利用国会这个博弈平台,为了自己党派利益,在国家债务及其税收问题上激烈争斗,置整体性的国家利益于不顾,导致国际评级机构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顶级的AA下调至AA+级.这是“一场政治的危机”[7],反映了英美模式国家深层次的问题――弱国家自主性.

中国的领导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国家的安全外交、内务司法,也包括经济贸易；既包括重大政策制定,也包括人事任免.从地方到,从基层单位到国家中枢,中国对整个国家进行了纵横交错的覆盖和渗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实际上把国家机关的权力统一于自身,而且掌握着军事力量,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无论从其结构上看还是功能上看,它已经不同于世界政治现象中的一般政党的意义,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组织而又超越了国家组织.”[8]这样一个超国家组织的最大特点是集中而不分散,认准的事说干就能干,杜绝了三权分立和制制度下的相互牵制,减少了国家意志被俘获的可能性.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把中国的政治模式归纳为“纵向”,他说：“纵向模式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9]

党的领导保证了国家能够力排众议,独立、高效、及时地制订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同时,党作出的决策,下级组织和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执行,这样的组织机制可以使国家政策得到全面及时的执行,为自上而下地贯彻国家政策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拨乱反正,抛弃了极“左”路线,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在2002年十六大上,中国明确宣布自己是“三个代表”,其中一个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些利益集团,国家意志逐步回归中性.

针对中国经济落后和人民生活贫穷的事实,改革开放后,中国纠正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认识,提出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摆脱贫穷落后局面,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发言权论断.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0]他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1]国家把提高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中心工作,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东亚模式国家也都把经济增长和生产（而不是消费和分配）作为其国家行动目标,把“经济发展第一”作为基本国策,推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二战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经济成就,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中国坚持发展经济,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12],这一点跟东亚国家非常类似.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在于中国的中性政府,中性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追求的是增加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特定集团的利益.[13]因此,中国模式中的国家意志不但是自主的,而且是中性的.

四、重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提升国家对市场的引领能力

改革开放前,市场被看作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被消灭,推行纯粹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大锅饭体制缺乏利益激励机制,使社会成员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14]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万能的,不能包治百病,它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国家完全取代了市场,导致生产力低下,国家能力弱化.

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机制是有效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没有市场是无法实现经济建设的各项目标的.“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首先得有资源可资动员和提取,没有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经济和自主的私人交往领域,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则无以为继,反过来使现代化陷于停滞.”[15]改革开放,国家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找回市场”.1979年就发表谈话,“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6]经过短短14年的探索,1992年十四大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家找回并培育了市场之后,并不是把所有事情交给市场就万事大吉了.在现代社会,国家除了提供古典意义上的“公共物品”之外,更需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形态演变趋势,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引领和把握市场发展方向.在战略性的发展部门和领域,适当地投入资源,制造出动态的比较优势.现代国家应当拥有对市场的渗透、调控能力,特别是对市场发生校正、导航作用的引领能力是国家自主性的核心要素.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曾把英美模式国家称为“市场导向型国家”,而把日本等东亚模式国家称为“计划引导型国家”,并对两者做了比较,英美国家关心经济竞争的形式、程序和规则,不过问经济活动的具体实务；一般没有产业政策,或者根本不承认有产业政策；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国内外经济政策,一般强调法制和互惠；其目标可能是为了稳定和充分就业,与维护本国产业结构没有明显关系.相反,计划引导型国家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制订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具体计划,首先考虑产业政策,即关注本国的产业结构并注重完善能加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结构.[17]英美国家强调企业自由和市场自主,政商是疯狂游说,国家渗透能力和引领能力弱.而东亚模式国家政商积极沟通,达成共识,从而形成渗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产业发展政策等引导工具,产生了很强的引领能力,国家自主性强.

中国与东亚模式国家极为相似.由于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组织与企业建立有充分的联系渠道和沟通机制,如公司法就规定,在公司中设立中国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①国家因而逐渐培养了良好的沟通渗透能力.国家定期出台产业政策,税收优惠措施等导向性工具,培育并引导高新技术、新能源、农业科技、环境保护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其他引领市场的工具.如每年年底,党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并发布公告,对下一年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并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确定基调,从而引导企业和市场朝的决策方向发展.有学者曾说道：“中国的各级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产业集群等方面做得远远超过许多国家.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18]这种包含着市场引导、新产业培育的引领能力,将推动国家自主性不断增强,也会让中国模式经久不衰.

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断提升在国际上的自主性

托马斯里斯-卡彭（ThomasRiss-Kappen）曾说：“在国际上,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国家在权力分配的位置和它对国际机制和组织的内嵌性.”[19]里斯-卡彭所说的“位置”指的是国家意志问题,即是否拥有独立完整的主权；而“内嵌性”则是国家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即对国际社会的渗透能力等国家能力.东亚模式衰落的原因在于东亚国家在国际上的自主性弱.由于日韩等国的安全由美国军队保护,主权不独立,而且国内市场狭小,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导致东亚国家在国际上的自主性弱.许多研究表明,日本经济衰落的根源在于1985年迫于美国压力让日元升值,导致出口下降,并且使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泡沫经济[20].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平等互利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核心准则.每一项重大决定中国都是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作出,绝不会看人脸色行事.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日本不得不签订《广场协议》（PlazaAccord）,但中国对美国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则明确予以了拒绝.这一点,改革开放前后是一脉相承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曾说过：“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21]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模式尽管指的是改革开放的经验,但也应当看到,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22]主权独立是中国模式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相一致的地方,也是与东亚模式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在全球化时代,市场一体化日益加深,国家不但要与国内市场而且要与国际市场构建共生共荣的关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国家自主性在国际层面上主要在对国际社会、国际市场的国家能力上体现出差别.改革开放前,除了与少数国家交往,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基本上孤立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很弱.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3]1978年后,中国坚持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步,鼓励引进来,也提倡走出去.既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又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既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开放货物贸易,也开放怎么写作贸易.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该组织成员,说明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作为成员国可以对国际贸易规则发表意见,影响该项国际制度.1980年4月,中国正式恢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代表权,至2010年中国在该组织的份额提高到了6.19%,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而雄居第三,可见中国对国际金融、货币规则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些事实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望尘莫及的.中国以积极参与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不但增强了国家能力,而且进一步诠释了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