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一)

长江三峡工程从20世纪50年代正式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到90年工建设,经过了40多年的准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一直与长江治理、开发打交道,从1949年开始,先后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施工设计处处长、副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也是三峡工程决策和争论的参与者、见证者之一.下面,我将有关三峡工程决策和争论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中苏专家的合作与分歧

长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的母亲河.它虽给中国人民以舟楫、灌溉之利,但其水患灾害严重,一直没有得到治理；丰富的水利资源,一直未能得到开发.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提出过开发三峡的设想.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提出要在三峡河段“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24又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提到在三峡可以装3000万匹马力的发电机.孙中山的设想,引发了几代中国人治理、开发长江的渴望.1944年,美国人萨凡奇受国民政府邀请,考察三峡,并在美国丹佛尔垦务局进行过三峡工程的设计研究,建议兴建三峡工程.当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三峡工程根本不可能兴建.

新中国成立后,把长江洪水控制和汉江治理问题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1953年2月19日到22日,主席离开武汉,乘坐海军“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到达南京,视察长江.当时,我随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从武汉到南京.在船上,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问题的汇报,着重研究了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听完汇报说,

“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这么多的支流水库,还是不能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修一个大水库,卡住长江上游洪水呢”要林一山回去抓紧研究,有了成果向他报告,但对外不要讲.随后,长江上游工程局按照林一山的布置,于1954年4月,组织人员对长江三峡进行勘察,选取坝址.经过一段时间的勘察,提出黄陵庙、三斗坪、茅坪等坝址更为有利,值得研究.

1954年夏,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少遇大洪水后,、刘少奇、周恩来于当年12月在京广线的专列上,用了一整夜时间,专门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下决心正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作.还要周恩来回北京后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发电报,希望苏联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作.

从1955年起,在党、国务院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人士通力合作,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勘测、科研、设计工作.以原来长委会为基础,由国务院有关部委派人参加,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1955年6月,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组长的苏联专家组陆续来到武汉,不久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正式抵达,中苏合作全面展开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

1955年10月到1956年6月,中苏专家对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进行了广泛查勘.长委会调集了18支勘测队在长江干流和嘉陵江、汉江、乌江、金沙江等进行地质勘测.苏联航空测量队出动10余架飞机,分南北两线航测了长江流域主要地区.特别是1955年10月至12月,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葆华和长委会主任林一山带领长办一些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对长江上游干支流进行综合查勘.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成员马林诺夫斯基、阿卡林、司太尔马哈、斯坦盖也夫、叶戈罗夫、德钦斯基、马祖尔、鲁达可夫、沃龙金等10余人参加.就是在这次查勘中,中苏专家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

苏联专家由于对长江防洪形势的紧迫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水电开发考虑较多,主张把重庆上游40公里的猫儿峡枢纽和上游干支流几个枢纽建起来解决近期需要,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太大、投资过多,不大现实.中方专家则认为长江防洪问题紧迫,是治理长江的首要任务；猫儿峡等工程淹没良田太多,不能作为治江重点；倾向于以三峡枢纽作为治江战略重点.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1955年12月30日,他在北京专门开会,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与会.在听取林一山和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对治江战略的不同意见后,周恩来明确指出：长江中下游防洪,紧迫重要,三峡暴雨区形成的那种大洪水,是上游其他枢纽无法控制的,三峡水利枢纽扼中游来水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有利,又有巨大库容,“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不但对长江防洪有显著作用,综合效益也不是猫儿峡等工程所能代替的；三峡工程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听后,赞同长江防洪是全属性的大问题,同意进行三峡工程研究.此后,苏联专家与中方专家相互配合,在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等方面,在勘测、规划、设计、科研等领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长办的各个专业逐渐健全起来,队伍逐步扩大.

1956年的国内争论

1956年上半年,经过几年的努力,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不久前组成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即将提出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时,长办主任林一山总结当时的工作成果,在《中国水利》杂志第5、6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的文章,全文长2万多字.文章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治理开发中的枢纽作用和地位,提出“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建设大坝的最好地点；二是在进行长江流域规划的同时,要对三峡工程的设计展开深入研究,其中谈到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最高为235米)以及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等领导提出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问题,主要是从长江中下游防洪方面考虑的,并决定由长委会、长办负责此事.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萨凡奇计划及中美合作三峡工程设计的中方团组,除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外,主要是资源委员会的全国水力发电总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央提出三峡问题时,国内负责水电的部门认为此事应由他们负责,当要他们参加时,就有了一些看法.

1956年9月,国内负责水电的同志,针对林一山的文章,组织了一批文章,在《水力发电》杂志第9期上出了专刊.这些文章认为：用三峡工程防洪是不必要、不经济的；荆江地区防洪形势非常严峻,如发大洪水,会导致淹死几十万人的毁灭性灾难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耸人听闻的；在全国用电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三峡所发的电根本用不了,会造成资源和投资的浪费；三峡工程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不但国内解决不了,就连世界上也解决不了；提出用沅水五强溪工程替代丹江口工程.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历时两年的争论.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国内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进行汇报.我于1955年起先后被任命为长办规划和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负责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工作；1956年长办工作重心由规划转向设计时,又担任枢纽室副主任,没有参加南宁会议.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并要求周总理亲自抓,一年抓四次.

1958年2月底3月初,周恩来率100多位党政要员和专家,实地勘察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南津关和三斗坪,我也陪同前往,并汇报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设计情况.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一个个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说没有意见.周恩来说,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下来,批准丹江口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开工或者做开工准备.在随后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时,原来对三峡工程上马有意见的同志并没有坚持反对建三峡工程,并讲三峡工程有很大的防洪、发电、航运的综合效益,只是把分歧说成是三峡工程的坝高定得高,建设时间上也有些不同看法.船到重庆后,周恩来在总结会议上讲,这次会议是按照精神,积极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一次会议.经过两年多的争论,现在大家的意见基本取得了一致,由此看来,争论还是有好处的,不争论哪里有这么多材料来说明问题

1958年3月,根据周恩来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同时,决定撤销长江水利委员会.这次会议实际上对两年多来的争论作了结论.

这里,我还讲一个小插曲.1958年10月,我,随水电部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我们是10月21日凌晨乘苏联图一104飞机动身的.曾经预订过前一班的机票,因客满而推迟.不料那一班飞机在西伯利亚发生了空难事故,以郑振铎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全体遇难.我们到后,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对三峡水利枢纽很关注,驻苏使馆便组织留学生听我们作报告.率团负责水电的一位领导在讲国内“大跃进”的一些问题外,也讲了三峡工程,谈到对三峡工程的不同观点.随后我也作了一场报告,主要是围绕文件所说“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讲的.这两个报告实际上展开了一场争论.

坝址、人防和泥沙研究

1958年3月,成都会议结束后,乘坐“江峡号”轮由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址.过三峡时,他对船长讲了一段关于建设三峡工程重要性的话.4月,他在武汉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我们准备在三峡筑一个水库.准备工作需要5～7年,连筑成就要15～20年.”“这将是我们的第一个大水坝”.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作出“为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的要求.

1958年4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根据周总理开展三峡科研大协作的指示,成立三峡科研领导小组,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为组长,科委与水电部各一负责人为副组长.6月,国家科委、中科院召开首次科研会议,对三峡工程开展全国科技大协作,到会的有82个单位、268人,同时还有13位苏联专家与会.根据这次会议制订的计划,全国共200多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三峡工程的科研协作.

1958年成都会议后,长办根据成都会议精神和周总理的指示,全面部署勘测设计等工作.在勘测方面,长办专家和苏联专家一起,做了大量的地形、地质比选工作.在规划设计方面,成立了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我被任命为组长,全力抓好设计工作.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安排、布置、检查工作成果,1958年末提出三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1959年拿出初步设计报告的初稿.

这一时期,三峡科研、勘测、设计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坝址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1955年以后,我们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坝区即南津关和美人沱进行了勘探研究.经过比较,1958年选定了美人沱坝区,‘随后在该坝区进行了坝段比较.1959年,选定了三斗坪坝区.当年5月,我们邀请66个单位188名代表讨论初设要点报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三斗坪坝区具有不可争辩的优越性；枢纽建筑物可按正常蓄水位200米设计.以后,又在该坝段比较了三条坝线,1960年经过比较,选择了上坝线,即现在通过中堡岛的坝线.

1959年,针对战争状态下三峡工程怎么办的问题,在三峡建设方针“积极准备,充分可靠”之后加上“有利有弊”四个字.1960年,考虑到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和国际形势,决定放缓三峡工程建设的进程.当年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主持召开长江规划会议,调整三峡工作部署,并指示“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加强人防”.同时,由于黄河三门峡水库发生严重淤积问题,又提出水库的寿命问题.20世纪60年代,根据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加强了人防和泥沙的研究工作.

1959年12月,周恩来在提出“有利有弊”的指示后,指示成立了三峡防空炸科研领导小组,张爱萍负责,张劲夫、钱学森、钱正英、林一山参加,并成立了以军事部门为主,有长办、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参加的三峡工程试验站.长办作为三峡工程的设计单位,对三峡坝址也进行了防护研究.从1961年起,从宽河谷段的三斗坪坝址研究转向窄河谷段的石牌、太平溪两处坝址防护的研究.1963年起又重点研究了太平溪坝址的防护工作.这一时期,我还与洪庆余到哈军工联系用化学爆炸作模拟试验事宜,在北京东花园、官厅水库进行了试验.以后,还在新疆核实验基地作了核爆模拟试验.

1959年,鉴于三门峡水库淤积引起的社会严重关注,长办开始将水库调度与泥沙淤积作为重大科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于60年代初由武汉水院与长科院建造了三峡水库,开展库尾推移质5年至10年系列淤积对重庆港区与航道影响的长模型,初步查明推移质泥沙淤积规律,得出航道深槽虽有变化但仍能保持一定航深满足正常通航和航运发展要求的结论.此外,林一山亲率长办人员深入华北、西北多沙河流,对一些水库保留有效库容的经验进行实地考察,并针对三峡水量丰沛的特点进行研究,得出可在多沙的汛期降低库水位泄洪排沙,待汛后再蓄水至正常水位,使三峡水库保留有效库容的调度原则.1965年,长办提出成果报告,上报周总理和,并在黄河三门峡试用了研究成果,取得了很好效果.

这期间,特别是周恩来仍没有放弃三峡工程.1962年至1963年,周恩来准备搞三峡工程.林一山和我在北京呆了两个月,随时准备向周总理报告,可能是他脚受伤了,休息了一段时间,我们等了两个月也没有汇报成.1965年1月17日,林一山去向周总理汇报长办的工作,要我去汇报三峡工程的情况.当时正值春节前,林一山汇报完,准备由我汇报,但因周总理又安排几位副总理汇报工作,我就没有谈成.周总理最后送我们出来,林一山让我向他讲一讲,总理说：“唉,你不用跟我讲了,我知道.”因为1958年是我向他汇报丹江口工程,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已经有个想法,丹江口工程完了以后接着就干三峡工程.没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把兴建三峡工程耽误了.

葛洲坝工程上马及三峡坝址的选定

1969年10月,视察湖北时,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提出要修建三峡大坝,泼了“冷水”,向张体学提出“头顶两百亿立方水,你怕不怕”,指出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事后,张体学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提出先修葛洲坝工程.但按照长办过去研究的建设程序,葛洲坝工程属三峡工程的一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工程,应在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兴建,或与三峡工程同时修建.

1970年3月,周恩来通知湖北省军管会,要林一山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预备会议,研究“四五”计划纲要.会议是在北京饭店礼堂开的,我跟林一山一起去的.周总理在会上问：“林一山来了没有”林一山答：

“来了.”周恩来说：

“兴建长江三峡工程是伟大领袖的伟大理想,我们一定要在他健在的时候把这件事定下来,不把这件事办好,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当时,周恩来计划把三峡工程写进“四五”计划纲要中.这个文件我亲眼看到了,就是在北京饭店开会时周恩来的秘书、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给我看的.

4月30日,水电部在向周恩来汇报全国电力工作时,谈到葛洲坝工程问题.周恩来表示要比较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先上哪个好.武汉军区也对葛洲坝工程非常积极,司令员曾思玉从朝鲜访问回来后,一直住在北京,希望能把建设丹江口的队伍转移到葛洲坝.周恩来把林一山找来,综合各方意见,反复权衡,最终认为先上葛洲坝,可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

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和国务院报送《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会,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汇报.24日,周恩来将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报告及《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并附上林一山的反对意见,呈送.批复送审稿提出在“四五”计划期间兴建葛洲坝工程是可行的；“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

1970年12月26日,在77岁寿辰的这天,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就在尚未做完设计的情况下,大规模开工了.由于准备不足,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发生了严重事故.1972年11月,周恩来抱病两次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并责成林一山等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经过充分讨论,决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修改设计.当时长办确定由我负责葛洲坝工程的设计修改工作.1974年9月,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主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葛洲坝工程于当年复工.复工以后,我就长期住在工地参与建设.1975年葛洲坝工程基本走上正轨,1981年初实现截流,1981年中通航发电.

1974年葛洲坝工程复工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又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按照计划,葛洲坝工程竣工后接着就搞三峡大坝.为此,70年代中期,长办开始着手编制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于60年代研究人防问题时,三峡坝址变来变去,这时首先要确定好三峡坝址问题.1978年2月,水电部在现场召开了“坝址选择准备会议”.1979年4月,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有关三峡工作汇报,决定由林一山主持召开选坝会议.

1979年5月,三峡选坝会议在武汉洪山宾馆召开.55个单位200多名代表参加.代表首先考察了太平溪、三斗坪两个坝址和荆江大堤险段,随后进行讨论.讨论中,代表对这两个坝址的优缺点各持不同意见,未达成一致.同时,部分代表还提出三峡工程不宜近期建设的意见,“主上”与“反上”双方也吵得不亦乐乎.1979年9月,根据国务院指示,水利部主持召开选坝汇报会,40多名专家与会,仍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会后,水利部向国务院写了报告,除反映各方意见外,推荐以三斗坪开展初步设计.争论多年的坝址问题终于确定下来.(待续)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