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转变

[摘 要]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转变,更新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些转变包括：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以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现实分析,由静态的线性逻辑分析转向动态的政治过程分析,既重视由微观个体行为的互动所形成的宏观政治活动,又重视制度结构、组织模式约束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从不同侧面间接地承认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方法.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091：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2-0080-05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的推动下,研究方式完成了自19世纪中后期便已经开始的重要转型,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并由此催生了当代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3大学派.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还缺乏广度和深度,这从根本上制约着相关领域学术水平的提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为基础,剖析当代西方政治学在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上发生的转变,对于厘清当代西方政治学错综复杂的知识图景,把握其主旨脉络和发展趋势,批判地汲取其积极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具体实践

当代西方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政治实践.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之所以缺乏科学性而遭到摒弃,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整个分析建立在凝固不变的起点上,从事物的抽象本质出发.同时充斥着思辨式的逻辑演绎和价值判断,因此具有极大的主观任意性.例如,从先验的抽象人性出发,推导出包罗万象的政治状况并加以解释.这种万能公式型的主观分析路径,对于探索规律和指导实践来说,效用不大.

19世纪中后期,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具有现代意义的一些政治学研究方法开始被用来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如“历史一比较分析”法、“法制研究”法和“机构研究”法,并且逐渐取代了沿用已久的传统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风靡西方学术界的行为主义革命,提出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方法彻底改造传统的政治学,强调理论的出发点不应该是陈腐的历史文本或静态的制度机构,而应当回归到发展变化的现实政治生活.但是,行为主义学派却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政治过程的资料收集和情况介绍上,而不是放在政治运作的理论探讨上.因此,这一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是凝固的(是事实而非现实),没有任何“活”的和“能动”的因素发挥作用,加之研究方法又片面地追求分析的可演算性,造成理论的内在逻辑呈线性化和封闭化,结果只能是刻板地和机械地描述一些政治现象.这对于发展变化着的具体政治实践来说,很难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和建设性的意见.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兴起后行为主义革命.政治学研究开始放弃用所谓的纯科学模式来精确解算政治活动的理念,承认历史有机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理论的科学性定位于真理性标准与实践性标准的统一.后行为主义学派主张,把能动的人的行为活动当作理论研究的起点,把研究人的行为活动过程与社会的现实运动过程联系起来,构建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象相匹配的理论,进而指导政治实践.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在实际操作层面(运用经济学工具)发展了后行为主义的理念.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为人的行为活动是政治分析的核心.不同之处在于,理性选择学派侧重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主张根据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观察政治制度：新制度学派则认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强调个体的行为(包括自利行为)受到现实的政治制度、组织模式和社会文化范式的制约与驱动.

传统的政治理论总是主观设定绝对的、先验的概念作为分析起点.无论这个起点是抽象的原则,还是以抽象原则为基础的理想化政治制度,都是用社会意识(思想动机)说明社会存在.这样就颠倒了(社会)意识与物质(社会存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至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使用“关注历史文献”的比较方法,马克思早就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认识社会历史的经验论方法,无法“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最终只能得到“僵死的事实的汇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不同意使用机械唯物论式的研究方法,把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归结为纯粹的数量关系.忽略了所依据事实的历史性质,忽略了事实本应是能动人的现实活动,集中体现着这种方法的不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它内涵着实征科学基点：第一,从事政治实践的现实人.第二,现实人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遵循经济规则.政治学要从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人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要“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的动因.第三,现实人的政治行为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即受到“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

作为引领时代精神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率先从方法论上批判了传统政治学中的唯心论、经验论和机械唯物论,倡导以实践为价值核心的唯物主义分析原则.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由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现实分析,主张研究要面向人的政治活动,既强调个体政治实践的经济动因,也重视制度性因素的政治规范效用.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存在着某种类似.

分析过程由静态思辨转向动态生成

当代西方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过程由静态的、线性的逻辑推导,转向动态的、开放的生成过程.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除了理论起点的抽象化和凝固化之外,另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整个分析“采用演绎的方法,从一个普遍的前提推导出特定的结论,”试图通过静态的、收敛性的形式逻辑去认识动态的、开放式的现实活动.

从19世纪中后期直到二战后的行为主义革命,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学家始终秉承形而上学的研究理念.他们仍然以制度、历史文本或者政治信息作为分析的前提,期待着“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自然科学工具所进行的处理,能够还原出政治活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70年代,数学(逻辑)和物理学的新进展彻底粉碎了人们的幻想.科学家们发现,用单纯数理(演绎)的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描述静态事物(包括机械运动),却无法精确地模拟发展变化
着的有机系统.热衷于精巧的公式和算法,结果将陷入大堆的具体数据而不能自拔.对于有机系统,尤其是社会政治过程,只能结合实际,辅之以,甚至主要以动态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

后行为主义学派承认,“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最优的结局.历史发展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能否找到绝对正确的逻辑框架去预测政治活动的结果并不重要(也不可能).重要的是讲究科学的行动策略,亲身体验和亲自从事政治活动,发现问题和矛盾,拿出解决方案,在个体的政治参与中把握政治运作的特点和规律.这种方法从微观的实践活动出发,重点考察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生成性地理解宏观政治行为,力求揭示出政治活动的内在机制.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的产生及其向经济学的渗透,理性选择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更多地采用科学实验手段,利用经济学工具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其中,理性选择学派主要“讨论利益各异的行为主体如何达成集体决策”：新制度学派除了认为“任何组织制度都产生于人们的政治互动行为”,更多地则关注“组织制度一经产生,反过来决定组织机构内部的”“人和团体的行为”.

传统政治学“用静止、孤立和片面的观点”和形式化的理论构架形而上学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无论是以抽象概念为起点的严密演绎,还是以文献数据为基础的精细演算,都是试图用静态的、绝对的和刚性的逻辑框架展现千变万化的现实政治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联系的角度,从“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的角度考察社会政治活动.马克思指出,认识社会历史,不仅不能按照观念上的“纯逻辑的次序”来构筑体系,甚至也不能“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排列”,或者用“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科学“公理”来精确再现,而应该按照它们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因为,“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理论的真理性问题,不是事先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答案的纯粹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键是以科学的态度采取实际行动,改变世界.须知,“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是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行动,实践――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蕴涵着辩证法要义：第一,它是发展的方法论.它与时俱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奉行真理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理论探索者与实践活动家的结合.它以探求社会政治规律为目标,以改造世界、解决社会现实政治问题为目的.第二,它是联系的方法论.它研究政治个体(包括个人和团体)的行为作用(来自权力方面、权利方面、权力同权利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所形成的对立统一),通过考察个体与社会(制度)的互动往来,把握社会历史、社会政治的质变过程.

当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后行为主义学派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理性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主张差异经济个体在互动中实现集体决策和社会组织模式规范个体行为的观点.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改造现实世界的理念.认为的利益差别的个体(生产力)在经济交往(分工与合作)中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并且反过来支配个体活动的观点,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分析结果间接得到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支持

当代西方政治学动态地考察社会实际政治过程所达成的共识,并不能掩盖它具体的揭示过程的动力机制所存有的分歧.个体政治行为的倾向(态度)与现实的政治结构(制度),到底哪个更适合作为讨论的开端,围绕这个基础性问题,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成了两派不同见解.理性选择学派倾向于从个体行为带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检测设展开讨论,强调政治的宏观运作形态由微观社会基础决定：新制度学派更倾向于从现实政治制度引出分析,强调人的行为由规则驱动.要理解微观个人行为,就必须研究宏观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社会范式.这样一来,态度与制度的关系似乎成了悖论.实际上,政治态度不是简单给定的.它是人在一生当中面对政治结构作出的反应.政治制度是那些持有一定政治态度的人,在政治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创造的.

尽管存在争议,但从总体趋势看,两派观点正在走向融合(许多学者一直把理性选择学派归人新制度主义思潮当中),承认悖论(矛盾)是理解现实的正常方式.以新制度学派为例.它并不否认个体(包括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政治互动行为是推动社会运转和制度形成的一个动因.它只是强调,“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们一般的政治行为,而是制度性的政治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影响日深的历史制度主义学派,试图更好地协调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既承认个体行为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因素)在制度建立和制度演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又强调制度因素以非对称的权力形式在制度运作过程中所发挥的支配作用.就是说,两个学派的理论起始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个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只不过是观察个体行为动机的视角不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制度性约束力较弱的公共选择领域,经济学应用工具可以更好地派上用场；新制度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关乎组织模式和制度结构的领域,制度因素作为主导参量,有助于直接把握问题的关键.其实,为了克服片面性,两个学派的理论都在自身内部不断强化对方的观点,以保持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平衡.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融通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科学理解：第一,社会的运动和发展,既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也不存在实体性的、终极意义的动力源.社会内部要素的交互作用,亦即社会个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才是社会演进的真正动因.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互动,是把握社会内部要素交互作用的钥匙,因而被称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一方面,个体通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活动创造社会.具有工作能力和利益差别的劳动者(力),在生产斗争和生产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总体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又制约和规定着个体的活动.既定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及其载体(个体,亦即主体).这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存在对人的肉体、意识
的决定和再生产.“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

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关于社会政治过程的基本描述,实际上从不同侧面变相地承认和运用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只是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少西方政治学家不能够自觉地把握个体态度与社会制度之间无始无终的(矛盾)互动关系.他们仍然试图在态度与制度、个体与社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以此当作绝对的理论开端.

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评析

(一)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尽管试图排除并且改造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弊病,但远未从哲学方法论层面予以系统的清算,更谈不上达到理论的自觉.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图景中,各种思潮交错,学派林立,主题繁杂,却没有在方法论层面上进行过总体分析,没有指出当代政治学理论生态中的谱系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学虽然已经从整体上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却还夹杂着大量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思想残余.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论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更新的形式展开罢了.

(二)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总体特征是,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动态地考察社会政治运作过程.在展现社会政治运行的动力机制方面,当代西方政治学还表现出一些更具体的方：去论特征.例如,前述提到“既重视众多微观个体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宏观政治活动,又重视制度结构、组织模式约束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考察社会政治过程,主要是围绕社会系统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3个方面的动态特性展开的.例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强调社会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矛盾运动)就是社会个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是矛盾双方(分工与合作)的对立统一；强调具有工作能力和利益差别的个体劳动者(力),在生产的分工和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微观量变到宏观质变的结果：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控制生产力载体(社会个体)的再生产,是社会塑造新个体和新个体塑造新社会的无限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作为参照标准,似乎还可以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发掘出更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

(三)当代西方政治学在方法论转变的过程中,引入了多学科的分析工具.这样做有助于从不同视角考察社会政治生活,有助于考察其中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组织形式,通过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性政治行为模式.当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实质上是社会政治系统的自组织动力机制：研究社会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揭示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政治系统的运动规律和作用模式,及其对社会个体的规范功能和支配功能,尤其是重点分析社会个体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妥协的相互作用方式,亦即组织化机制,并且用沟通理论、团体理论和博弈论加以表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最先从动力学角度,从个体之间和阶级之间既斗争又协作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详细论述了微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与宏观社会组织模式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作用和关系,也推动社会政治的自我发展.

(四)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范式有着密切联系.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排斥封闭性、收敛性和纯粹还原性的线性推理方法,反对沿袭既定的、现成的理论起点或理论框架及追求事物背后永恒不变的绝对内容.它关注事物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强调存在即过程,过程即创生,创生即互动,互动的主体是彼此差异的个体.这种通过差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来动态地把握事物生成的方法论理念,虽然容易走向彻底脱离基础和本质的形而上学,但否定传统政治学的方法论的立场是积极的,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精神相契合.

(五)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趋势有其深刻的方法论背景.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属于动力学方法论.它既关注事物(系统)内部要素的差异及其相互作用,也关注事物整体运动模式对于内部要素的支配作用.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角度讲,政治比较分析的流行,是重视不同个体(国家)的制度差异或不同个体的观点差异、力图从差异的相互作用(交流参照)中获取新知识的表现,标志着非线性动力学在政治学领域的全面渗透.从系统自组织的角度讲,公共政策是社会政治系统动态分析的关键,是反映社会政治系统组织化模式的主导参量.通过观察个人的、团体的相互作用,在各种参量(政治意向)的变化中敏锐地捕捉未来最具影响力的参量(政策),是人们把握政治组织的生成和政治模式的运作的现实途径.

(责任编辑　周晓中)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