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中大气象

进入“辛亥革命100周年”以来,有关辛亥革命题材的图书出版了不少,其中《辛亥年》让人印象至深.此书将大量引证化为具象的文字、缜密的逻辑线索、开阖跌宕的大片情节,细节细到恍在读者周遭半步之内,视野大到仿佛环视今日之事.这种气象的高阔,情节阖跌宕,文字的洒脱,让我立即想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辛亥年》当然绝非辛亥一年之事,前有历史铺垫,后有无限绵延,也必有“上溯”与“下及”.《辛亥年》在世相突现、事件麇集、矛盾最为丰满的这一年搭建的框架内,主义的宣扬,英雄的牺牲,利益的争夺,权力的分配,军事的交锋,经济的角力,矛盾的斡旋,旗帜的变幻,从锱铢必较,到退让妥协,方才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最终于“偶然”中获得成功,展示了富含辩证法营养的历史大趋势.

在这种大势中,此书的叙述常常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予人警示.

一政立国,自然是主义的胜利,军事的胜利,根本则是经济实力的胜利.“孙中山两手空空地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急向索饷,孙中山大笔一挥,拨20万元救急.当总统府秘书长手持总统批示,前往财政部提款时,发现国库之内仅有银元10枚.”（书224页）孙最终让位于袁世凯,原因可谓多矣,中山先生鉴于民族大义,“承让”的因素也见于史册,但“国库仅存10枚银元”的象征意义恐亦为一个重要推手.

一政立国,亦不全在经济实力,甚至武备强大与否.“德国皇帝威廉向载沣传授他的执政经验时说：‘要有足够的军队,并且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书51页）然而,时人哪里知道,一政立国最终当是制度的胜利.在于制度是否具有健康、强大的生命力：内涵、人心向背、自洁能力、科学效率.

有论者认为,晚清GDP的数字领先世界.此姑且不论,但“1903年,清政府的岁入已由白银8000万两猛增到10492万两等1910年,清政府在试编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时,竟然要求岁入29692万两”,可怕的是,“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法忍受,国家与民众的对立,已至空前.”（书3页）当晚清皇族内阁以为,“它不需要辩论,只要射出杀人的,所有企图争辩的嘴都会沉默下去”（书164页）：当“任何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晚清官场上,看上去都像一个十足的怪物”时（书296页）,辛亥革命的胜利能是偶然的吗?

《辛亥年》中,汪精卫的人格裂变,吴禄贞的愚蠢式坦荡,历史的吊诡与偶然,读者会再一次鲜明地感到,一个组织、一位政治家若想聚拢万般力量建立理想社会是多么的艰难.古往今来,科学、理想的执政机制,仿佛一个美丽的影子,总是在和复杂的人性兜圈子、捉迷藏.

书中透露的一个新掌故也颇耐人寻味.20世纪90年代,在故宫英华殿的角落,人们意外发现了溥仪少年时的作业本.物理、化学、英语,完整如初.在一页作业本上,溥仪还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溥家全是疯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9月出版,祝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