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个体与组织的政治心理学

［摘 要］官僚政治既有阶级性一面,也有社会性一面.因而,在任何社会中官僚政治都带有社会性.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看,官僚政治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检测设,也有非理性的检测设；不仅有组织社会学的非人格化、程序性的意义,也有人格化、病理性的意义.因此,官僚政治的研究势必要求我们突破现有的研究视角,从强调外在客观的研究转到内在主观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以精神分析学的若干概念为分析工具,从官僚政治心理学角度着力研究官僚个体、官僚组织的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应有其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政治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权力自恋；组织自我防御

［中图分类号］Ｄ０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０）１２－００１５－０４

历史地看,官僚政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活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区别仅在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官僚政治的表现程度和幅度有所不同而已.官僚政治的存在与发展是真正制约与影响社会主义政治的关键之所在.正如韦伯和米歇尔斯所说,现代政治问题不在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官僚政治的问题.因此,如何防止和克服官僚政治,如何探寻官僚政治的运行机制,这成为众多学科学者纷纷进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本文主要是以精神分析学若干概念为分析工具,从官僚政治心理学角度对官僚政治中官僚个体与官僚组织两大构成部分的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一、精神分析学：官僚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从官僚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官僚政治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检测设,也有非理性的检测设；不仅有组织社会学的非人格化、程序性的意义,也有人格化、病理性的意义.韦伯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也无奈地指出官僚组织存在着“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的二律背反.”［１］因此,官僚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是更多地从潜意识的心理、本能的以及人格化的组织等主观的内在方面,而不仅仅是从客观的外在方面来理解官僚与官僚机构的目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在官僚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适用性.

什么是精神分析?在西方不同的精神分析学家那里,精神分析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２］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在医学实践中产生的心理学理论与治疗方法,但却不仅仅局限于此,弗洛伊德本人也不否认这点.他从一开始就试图表明：精神分析的学说并不局限于医学领域,它也可能会被应用于各种论述精神的科学之中.［３］在官僚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中,笔者认为,所谓的精神分析学,就是以古典精神分析的若干概念,对以政党、政党的后援组织等官僚组织的这种客观社会存在的功能、行为以及运行机制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功能、行为和机制的病理性现象进行分析,探究这些病理性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潜意识或非理性因素,进而提出可能性的对策、建议.

作为精神分析学,其运用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在官僚政治研究中的不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政党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很少考虑在每一人类行为中起一部分作用的主观成分.但正如所指出,等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４］因此,政党及其后援组织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政党成员、领袖人物的主观因素的外化与综合反映.换言之,政党始终包括那些主观地在品德、言行方面优异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人们,所以不承认研究政党等官僚组织的主观因素,这很容易忽略了政治过程中复杂化的主观的因素.而弗洛伊德的研究弥补了这种空白.弗洛伊德曾经试图形成对于军队、政党等组织主观方面的本能、冲动和一般心理性质提供一种科学的说明,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军队、政党等组织不仅是政治学的,也是心理学的.正如奥兹本所指出,凡愿在观点和行为方面以革命者自任的,不应当仅通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定律,也必须把握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现象的原动力,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一个重要部分.［５］可以这样说,精神分析学是研究人类愿望和要求之性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研究实现或阻扰那些愿望的外部条件的科学.只有在这两种相反的研究之统一中,才能对人类有充分的了解.［６］

有鉴于此,相对于公共选择等学科的研究来说,精神分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补充和丰富.精神分析的学说与方法使得官僚政治的研究进入政治心理学的范畴,可以多角度、深层次地认识官僚与官僚机构这一主导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的组织.

那么,官僚政治是以怎样的逻辑与机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并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呢?我们认为,这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官僚个体的个体性心理特征是怎样的?他们有怎样的个体性心理运行机制?二是官僚组织作为官僚人格化的社会存在,它们的集体性心理特征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群体性心理运行机制?正是因为官僚个体与组织的交互作用,造成官僚个体利益部门化,官僚组织人格化,并在社会上产生一个新的阶层――即在实际上掌握社会资源使用权及产品分配权的官僚阶层.

二、官僚个体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的精神分析学分析

(一)权力自恋型政治人格：官僚个体的心理特征

在官僚政治中,官僚的个体性心理特征表现为权力自恋型的政治人格.作为权力自恋型政治人格来讲,这里的自恋并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把自恋概念强制在性的里比多理论的框架之内熏而是如弗洛姆所言:“如果有人使用一个同性的驱动能量不同的精神能量概念,使它得到充分应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７］作为官僚个体的权力自恋概念来讲,应是一个建立在“权力、收入、声望”三要素所产生的精神能量的基础之上.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看上去像一个上尖下阔的金字塔.指令只按照一个方向流动―――从上到下―――而且是必须服从的.在顶端熏等级关系消失了,因为没有上级；在底端,等级关系在相反的意义上消失了,也就是说,没有下级.金字塔的顶端和底端没有直接的交流.［８］可见,现代官僚体系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权力、收入、声望”三者都出现了,高强度地出现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也成为官僚个体不断地追逐自身心理效用最大化的驱动能量.作为权力自恋型政治人格来讲,官僚个体的心理特征如下：

１．高度依恋权力.通过权力,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能够为民立极、专隆教诲、训经宣达、端平法度,绝对自恋、自负,特别适合充当民众的道德楷模和道德保护墙.

２．注重形式而非内容.在官僚这里,韦伯科层制的工具价值变成目的价值,管理活动呈现文山会海、公文旅行、指示叠加等极端形式主义化.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做总结、作报告、开会、“通告情况”、“采取措施”、郑重宣布、庄严号召、然后又总结.然而现实的事业,却踏步不前,更甚者是遭受损失.总之,官僚实际追求的是与一定的特殊群体利益相适应的、与人民相脱离的利益,形式的公平可以掩盖内容的不公平.

３．喜欢神秘而非公开.为使自身效用、利益免遭各种批评,也为把追求特殊利益超然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怎么写作”等口号之上,官僚个体热衷于知识垄断、职务机密、特权法定等神秘原则.

(二)官僚个体的心理运行机制

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看,精神能量总是要在人的内心中反复运动,这样就在人的内心中呈一系列的心理运行机制.尤其是官僚个体为了免除因精神能量流通不畅而引起的生存与发展的焦虑病症,官僚个体通常在内心采取下列的心理运行机制.

１．投射／移植机制.所谓投射／移植,是指把自己的性格、态度、动机或,投射到别人身上.它含有两种含义：一是官僚个体将自己的某种罪恶念头,或某种恶习,反向指斥别人有这种念头或恶习,或者把自己所不能接受的性格、特征、态度、意念和转移到别人身上,指责别人这种性格的恶劣及批评别人这种态度和意念的不当.譬如,一个在潜意识里具有强烈权力、物质的官员,在接受贿赂的时候,却推说施贿者总是在诱惑他,令他无法拒绝并且十分厌恶.对官僚个体内心中的这种投射／移植机制研究,能让我们清醒地看清官僚是如何利用别人作为自己的“代罪羔羊”,使其自身逃避本该面对的责任.二是通过投射／移植机制,官僚个体把他的私人动机投射／移植到公共事务上面,并运用公共利益的措词使这种投射／移植合理化.譬如,我们经常会看到官僚们打着为人民怎么写作的旗帜而行一己之私,《ＸＸ市总工会２１人公款游,以“帮扶款”名义报销》的报道充分表明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借口背后,官僚们是如何慷国家之慨而行一己之私.从官僚个体的内心来讲,他们熟练地运用投射／移植机制,就可以将内心的、私人动机的不道德指向外部世界检测想敌的“不道德”,从而可以避免官僚个体在接受贿赂时内心的焦虑.

２．自居作用机制.所谓自居作用,是指一个人把所钦佩或崇拜的人的特点、某一团体的特点作为自己的特点,用以掩护自己的缺点.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官僚个体模仿心目中的重要人物,如上级领导、领袖人物等的言语、动作、表情,并以他们的形象来支配自己的言行.通过自居作用,官僚个体往往向比自己地位或成就高的人的认同,以消除个体在官僚政治生活中因无法获得成功或满足时所带来的焦虑.二是指官僚成员、上下级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是建立在一个重要的情绪的共同性质之上的.譬如,本是封建社会腐败恶习的官官相护等,成为当代某些地方官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它们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导致人际关系非正常化滋生更多腐败现象.［９］通过自居作用,一方面,官僚个体的自身形象向内萎缩到上级领导的人格与形象中,泯灭了自身个性特征和政治人格,在上级领导的权威保护下寻求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官僚个体的自身形象向外则成为领导的人格与形象在社会的放大与再现,凭借上级领导的权力为个人带来不易得到满足或谋求个体心理效用最大化.

３．歪曲作用机制.所谓歪曲作用,这是一种把外界事实加以曲解、变化以符合内心的需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官僚个体心理起到隔离作用.官僚个体把部分的事实从显意识中加以隔离,不让自己意识到,以免引起精神与心理上的不愉快.在官僚个体的心理中,最常被隔离的是与事实相关的个人感觉部分,因为此种感觉易引起焦虑与不安.换言之,不承认自己行为的真正动机,找一个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辩护,有了这些理由将事实隔离并压制在潜意识以下,心里就不再紧张焦虑了.二是为官僚个体起到合理化作用.僚个体的动机未能实现或行为不能符合社会规范时,尽量搜集一些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理由,给自己的作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以减免焦虑的痛苦和维护自尊免受伤害.譬如,时下众多腐败官员在剖析贿赂本质时关于“朋友交往和馈赠”的论调.［１０］这种典型歪曲作用的心理机制,一方面,他们把受贿想成是朋友之间的馈赠,其在感觉上就隔离了因“贿赂”而有不祥的感觉,并在潜意识里习以为常.另一方面,他们存在侥幸心理,借各种托词以维护自尊,在试图为自身违法行为寻求合理化慰藉时,则不免文过饰非,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４．推诿作用机制.所谓推诿作用,是指将个人的缺点或失败,推诿于其他理由,担代其过错,个人内心得以避免焦虑产生.在官僚政治中,官僚们经常会以其森严的等级和“专业知识”、“职务机密”等借口为我们构造一个自欺欺人的世界.特别是僚们认为自身利益要受到外在威胁时,他们会编制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教等以掩饰自身真正动机.一旦官僚经常反复使用此机制,借各种托词以维护掩饰／伪装自我真正动机,则不免文过饰非,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譬如,在一些单位,遇到有权有利的事就抢,见到无权无利的事就踢,碰到担责任就推.某些机关对下面的请示报告,批来转去,在“研究”中扯皮、循环,有的一拖就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在运转过程中文件丢失,竟然找不到环节,查不到责任单位,说不出个原因.办事拖拉,不讲效率,文来文往,旷日持久,使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

三、官僚组织心理特征与运行机制的精神分析学分析

(一)组织自我防御：官僚组织的心理特征

官僚组织自我防御,是官僚为处理、控制导致自我利益受损的危险或障碍时,以恢复组织内部关系平衡与稳定的一种自我保护性行为.官僚组织的自我防御一旦出现,就会阻碍我们对官僚组织内部信息的深层探究和本位利益的有效遏制,社会主义政治的一系列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包括增加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公开听取意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务政务公开等等,都会被组织自我防御消解而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因为这些举措在官僚看来都是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障碍或威胁.从官僚政治心理学角度看,组织自我防御具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１．复杂的网络化和自我繁衍性.官僚组织自我防御一旦形成并发展起来,便具有了复杂的网络化和自我繁衍功能,体系之外的人很难进入体系.通过控制社会资源和内部复杂的关系网络,官一代、富一代产生官二代、富二代,然后是官三代、富三代等.大部分不合理的制度,实际上就是由于这种防御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隔离控制造成的.

２．逆淘汰性.如前所述,进入官僚机构的任何人都面临着接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可能性,集体无意识最终也成为一种通过一代代人遗传而形成的、在官僚政治生活的深层起作用的无意识现象,而不愿意遵守其规则的人必然被淘汰出局.无论愿意与否,任何进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人都必须遵守其固有的体系规则.

３．政策隔离和扭曲性.官僚组织的自我防御就像一个存在于党群、干群关系间的藩篱,决策层的政策在向民众传达以及民意上传的过程中必然通过这层藩篱,但又会在其中被人为消失或者发生扭曲,结果造成政策难以得到落实,群众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经过与环境的互动而逐渐养成的对外界刺激和内心冲动处理应对的方式,官僚组织的自我防御机制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一方面,成为官僚组织人格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会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反应,而官僚个体在意识上未必能觉察到,人民群众更是难以察觉.官僚组织自我防御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外化为社会主义政治中存在与运行的自我体系.其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１．组织自我防御通过对自身所拥有的――一种构成他之为他的特有的东西――知识、技能,等等,掌控信息的主导权,实现信息不对称.凭借教育和考试进入官僚体制的公务员,此时获得了他之为他的特有的东西――知识,这里的知识不仅仅是普通教育所获得的一般的、大众化的理论,普通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只是官僚政治形成的前提,真正的“知识有两类:第一,通过专业训练得到的专业知识,广义上称作‘技术’等第二,官场知识,它是相关于为官实践的具体知识,唯一适用于官吏利用行政部门”［１１］在组织自我防御的知识面前,韦伯认为,即使是最有权力的专制君主也往往是最没有权力的,因为自我防御的机制干脆把他们当作一知半解的、偶发性的而不置可否.知识在这里实际上成了官僚集团以神圣的“国事”名义来维护和扩张它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最终借口.

２．组织自我防御表现为职位拜物教,形成对职位稀缺资源的高度占有与支配.物化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表现和体验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１２］在官僚政治中,人不是被简化为商品而是被简化为他所拥有的职位,职位在官僚人身上取得了类似商品在商品拜物教中的地位,霍尔瓦特称之为职位拜物教.作为职位来讲,物质、精神、心理等各种需求都通过职位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按照韦伯的观点,等级制愈严,等级惯例的统治愈强,“权力、收入、社会声望”也愈高.［１３］同时,职位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人民群众对它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我可以做的,职位使我有能力做的以及通过职位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任职者本身.职位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职位的特性就是我的特性、我的本质力量,因为我是任职者.”［１４］这种职位拜物教将组织自我防御隐蔽在复杂的科层制的面纱背后,使得官僚们希冀建立保障其本位利益的“职位的权利”,任何试图削弱官僚本位利益与权利的行为,都会被他们证明为是一种统治权力本身的削弱.

３．组织自我防御表现为官僚荣誉的偏好,借此为自我树立道德高尚的政治标签.官僚追求利益时受到一套信仰和价值的支持,即韦伯所谓“官僚荣誉”.在中国,官僚荣誉的获得还被赋予一种神秘的神性意义,“考生通过考试的成绩证明熏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神’的载体.高级官员被认为具有巫术资格.如果他们的神性得到‘证实’熏他们死后或甚至在生前熏就经常会成为崇拜的对象.”［１５］这种“神性”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官员是君子理想的化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官,是诸多道德的负载者,更是仁德执著的追寻者.因此,在人民群众这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获得了宗教意识中的在彼岸世界里高不可攀的“神”的地位,他们已经成为道德君子.更为重要的是,官僚荣誉本质上是一种学生荣誉,它表面上似乎是取决于考试成绩,其实际上还是要取决于上司的评价.“官僚的荣誉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是由考试成绩和上司正式的评语确定的学生荣誉熏即使在他通过了最高一级的考试后熏依然如此熏在某种意义上说熏每个官僚体系莫不如此.”［１６］通过这种荣誉的偏好,官僚们可以将自己纳入包含了“师生关系”、“主仆关系”的“上下级关系”以及人格化的权力中,进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利益共同体的自我防御体系.

４．组织自我防御表现为对官僚话语的沉迷,形成一套缺乏体验社会变迁与人民利益的话语系统.官僚话语是组织自我防御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官僚们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又是一个社会沟通与互动的过程,它涉及官僚政治生活的表达方式及其观念形态.官僚话语大多是一种抽象的没有真实的话语,它们大都是原则性、政策性太强,不具有现实操作性,并缺乏对社会变迁的历史体验.但官僚们对官僚话语的沉迷却能为自己带来语言快感,使得官僚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其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职位、荣誉等东西是独特的,理所当然地成为“听取忏悔的神父”熏有资格在仪式上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其治内所有的管辖事务,甚至于安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同时,官僚话语在术语构成、表达方式和语义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保证官僚体系、个人与国家权力的高度一致,借此,官僚可以维护所拥有的知识、职位、荣誉等所需要的合法化符号和自上层赋予官僚制合法化的力量,取得在经济上的高度集权管理和在思想文化上的严格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