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国语学社综述

[摘 要]本文着重对建国以来学者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划分了三个研究阶段,即：价值认证阶段,初步研究阶段,深入研究阶段.由于外国语学社存在时间短、原始史料缺乏,今后需要进一步挖掘史料、扩展研究队伍、加强宣传教育.

[关 键 词]上海外国语学社；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6-0021-003

外国语学社是在上海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创建的中国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同时也是上海早期组织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上海外国语学社虽然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建国以来,一批学者对上海外国语学社这所新型的培养青年的革命学校进行了研究.由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外名义是外语学校”[1],外国语学社的研究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研究密不可分.截止到目前为止,关于外国语学社以及相关的书籍一共有四本,文章有二十篇,研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价值认证阶段――从建国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外国语学社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资料收集、价值认定以及对团机关旧址建筑复原而进行调查的阶段.1954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先后送发了《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问题的请示》和《关于成立革命历史纪念馆、渔阳里6号团机关与“一大”的第一馆》的文件,首次提出将渔阳里6号恢复为举办外国语学社时的面貌布置.口述史料是这一段时期资料征集的一个重点.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为了复原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的原貌,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其中有许之桢、李达、包惠僧、董锄平、陈望道、萧劲光、周伯棣等,在他们的回忆中主要对外国语学社的布局以及当时的老师、学员在外国语学社所从事的一些革命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1961年3月4号,国务院将渔阳里6号正式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旧址”,并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初步研究阶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旧址对外开放,上海外国语学社渐渐被人们熟悉,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上海外国语学社,并且开始收集相关方面的资料,着手进行研究.

书籍方面,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收录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的《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982年和1983年）、上海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编的《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以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的《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等书中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的人物回忆录和文章,是关于外国语学社资料比较齐全的一本书.

文章方面,由于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因此研究性文章比较少,主要有三篇,均对外国语学社在当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申培仁在其文章《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写到“外国语学社的出现在上海教育史上尚属创举等二十年代初,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一所以学习俄语为主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创立,为上海教育史和中国革命史增添了光彩,它是为青年革命者赴俄留学采取的重大措施”[2]；陈绍康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创建及其影响》则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第一,外国语学社的学生“既是学生又是革命者,既学外语又兼学别样,团员与青年从学社中受到很好的革命影响,有助于他们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确的认识和处理问题”[3].第二,外国语学社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二十年代中期曾在中国参加革命活动的苏联人葛萨廖夫认为：‘在上海成立外国语学校,聚集了优秀的革命者,准备把他们分配在国内工作或以后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去学习等分配在国内工作的学生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形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4]付克所写的《延安时期的俄语教育》一文也提到了外国语学社,认为外国语学社和延安时期的俄文学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特定的培养外语人才的任务,这为解放前后大规模培养俄语人才,创办几所俄文专科学校创造了经验,在外语教育史上应该肯定它们的积极作用和应有的地位”.[5]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外国语学社的基本情况以及人物做了简单介绍,如叶累的《外国语学社》、《少奇同志和外国语学社》和徐燕的《我党早期的外国语学校》.

史料的挖掘和公布是深化外国语学社研究的基础.这一时期,史料方面的文章比较丰富.王迪先写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考证了当年四川青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时间为1921年2月下旬,人数是17人,以及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人都曾参加过赴俄学习等几个问题[6]；陈少康在《鲜为人知的俄语女教师――外国语学社教员王元龄》一文中揭开了王元龄的身世以及当年所从事的俄语教学活动[7]；沈海波写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解散的问题――兼论外国语学社结束的时间》一文认为“文件所谓‘暂时解散’,应指1921年5月临时团外国语学社遭搜查及大批团员骨干赴苏学习而暂时停止工作,而外国语学社的结束时间,则应在1921年‘五一’前后”[8].在《丁玲不是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作者不详）一文中,作者通过考证证实了丁玲并没有参加外国语学社的学习,也不是外国语学社的学生.[9]这些史实考证为学者研究外国语学社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脉络,也让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这一段历史.

初步阶段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外国语学社及学员的介绍、史实考证及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发挥的重大影响,在价值认证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了有关外国语学社的资料,如对萧劲光、魏以新、曹靖华等人的采访以及对一些时间人物的史实考证,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和宣传奠定了基础.

三、深入研究阶段――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以建团70周年和80周年为契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渔阳里以及外国语学社,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丰富的.

著作方面,1990年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为筹办建团70周年展览出版了一本纪念特辑,即《红旗飘飘》（31集）,这本书在以往的基础上收录了革命先行者的家属、亲人、战友写的回忆录,熟悉老团员生平事迹的专家、作家为他们写的传记和故事,以及挖掘了新的关于人物的历史资料和调查,如俞秀松烈士书信（19封）、王一飞烈士给妻子陆缀雯的信（36封）等,为进一步进行人物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2004年4月,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主编的《渔阳里的故事》一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渔阳里的历史背景、渔阳里的人物、今日渔阳里,将渔阳里的历史沿革做了细致的梳理,使人们对渔阳里以及从外国语学社走出来的革命先辈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文章方面,有研究性论文也有史料挖掘的回忆性文章.研究性论文有三篇：陈绍康、刘荣珠写的《略论外国语学社几个特点与人才的作用》论述了外国语学社创立时社会背景具有时代特点；外国语学社工作与活动具有开创性与多样性以及外国语学社处在“租界”的特殊环境与条件下,中俄两国革命者不怕干扰与困难显示了团结一心合力办学的特点.[10]肖洛等的《试论外国语学社对刘少奇思想的影响》则认为外国语学社是刘少奇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刘少奇在外国语学社的革命实践中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革命真理,并对他在建国后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打下了思想和理论基础.[11]另外,张玉涵的《浅谈建党时期党在上海的革命干部学校》把上海外国语学社与平民女校、上海大学进行了对比,认为这几所学校,虽然是早期党领导办学的最初摸索,但也积累了一些如何培养革命干部的可贵经验.[12]这些文章都对外国语学社在当时所发挥的对人才培养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它使很多有志青年转变了旧有的世界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走上了革命道路.

关于史实回忆以及考证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写的《柯庆施就读上海外国语学社前后》,以柯庆施的回忆介绍其当年在外国语学社的学习情况以及在莫斯科参加的一些活动.[13]朱政着重介绍了外国语学社的世界语老师斯托比尼在外国语学社期间一边传播世界语,一边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4]慕水则做了一份外国语学社的师生名录,除事迹不详者仅列其姓名外,其余的人均以姓名、生卒、字（曾用名）、简历的方式一一做了介绍,[15]这份师生名录是至今对外国语学社人员记载人数最多也是最全的一份.另外,沈海波对外国语学社的学生赴俄的时间也进行了考证,如第一批是1921年3月启程赴俄的,第二批是4月初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遣赴俄的,第三批是4月11日出发的,第四批是4月下旬,第五批是在5月初.[16]

此外,在一些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研究以及留学教育的文章中也以略短的篇幅提到了外国语学社,如李永春的《关于1920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外国语学社“此项组织尚系各个社会主义混合物,而非马克思主义之干部”[17],冉春的《南京国民政府留学教育管理研究》认为“北洋政府后期留学苏俄运动,是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直接产物”[18]等等.

纵观这一阶段的成果,学者们在求真务实基础上下功夫,广泛搜集、深入挖掘史料,在对史料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去再现历史的真实；研究领域大大拓展,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研究视角更加新颖,如将外国语学社放到教育史中进行对比研究.

可以看出,外国语学社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积极成果,尤其是对史料的发掘.但是相比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对外国语学社的研究还是比较落后的,一方面,外国语学社存在时间很短,在敌人的监视下,一些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此留下的原始资料不多,仅现存的有两则招生广告,即“本学社拟分设英、法、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由本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额满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次白.”[19]以及“本社添招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学生各一班.有志向学者满廿名以上即行开课.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20]另外一方面,人们对外国语学社了解较少,理论宣传不够,致使这段历史被大多数人所遗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扩大对外国语学社研究的队伍,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对该领域进行深化研究；其次,现存留下来的大部分都是回忆性资料,而历史研究应以原始史料为基础,所以我们期待前苏联秘密文件中对这段历史的解密；最后,在青少年中加强对外国语学社、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理论宣传,抓住建党90周年的契机在青少年中形成爱国主义教育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