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红手印

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相聚茅草屋中,在当场写下的一纸字据上,按下17个手印和4个印章（其中严宏昌按了两次印章）,代表全队20户人家（两家户主在外讨饭未归）.字据写道：“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18位农民的名字是：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

他们没有想到,这份字据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杀开了农村改革的一条血路.

2０07年4月16日和17日,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室和村民严宏昌的家中,笔者和小岗村的部分当事人就那段历史有如下交谈.

记者：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30年就要过去了,当年写下契约,一起按下红手印,决心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到今天已经有6位辞世,他们是：严立富、严家其、严家芝、关廷珠、关友章、韩国云.为了准确地记录历史,为了说明当时小岗村农民决心包产到户的过程,我想再度提出相关问题,请当事人来回答,由我记录、整理,再由口述者订正.即使这样的回忆与其他人的回忆有一些出入,也不妨碍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留给历史.

众说纷纭,记录显得尤为重要

严宏昌：我愿意回忆、愿意讲一讲,因为这段事情已经是往事了,却有无数来访的人提问过.众说纷纭,有时候我先后说的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各种记录也多,所以应该留下认真的记录.我今天回答问题的时候把几位当事人也请来一起谈.你完成了记录稿我也会认真地看,大家一起核对,这样会准确一些.

记者：不管怎么说,你在这个有意义的行动中都是重要的人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存的契约中,只有你的名字出现两次,一次出现在前面,一次出现在20个名字中间.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你先简要地回顾一下自己的身世吧.

严宏昌：我是小岗村人,出生在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换算公历,是1949年10月30日）,小时候上过学,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只读了半年,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我讨饭走得很远,大江南北、淮河两岸都去过.

我是1969年底结婚的,老婆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我们是自己认识、自由恋爱的,她比我还大两岁.到1978年,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当时,小岗生产队的家庭自留地留得很少,每人只有5厘地,我家6口人,总共只有3分自留地,好在都在家门前,耕作管理比较方便,我们家吃饭吃菜就靠这3分地.

1978年8月,从过去板桥人民公社内,分出了新的梨园公社,于是要产生新的生产小队队长和其他队干部.于是,全村人家的户主来到严学昌家开会,因为他家的地方大一点.当时担任梨园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钱进喜前来主持.

选举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选出了三个人担任生产队负责人,有我一个、严俊昌一个、严立学一个,一共三个人.这时我提议,下面的干部就不要配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全村20户人家,有两户是单身汉,就这些人,除了生产队长、副队长,还要选配文书、民兵排长、妇女队长,弄得差不多人人都是官了,要那么多官做什么?因此我就说,有我们三人就够了,工作就可以做了.

当时我将这个意见一说,钱书记当场就同意了,不再往下选了.但是最后要等公社党委批准.

这样一来,小岗村生产队推选出的就是我们几个人了.这事定下来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由于严立学是老会计,那就让他接着干.我是当时全队户主中唯一没有当过生产队干部的,当时在场的人几乎都当过队干部,只有我没有.我成年以后在外面先是讨饭,后是做工,但是人在外面不种地是要交钱的.我每月向生产队交15元,给我计150分.否则就不可以出去,因为出去做工要公社的介绍信,这需要生产队同意.1978年初,我在凤阳当建筑工人,也管着几十个农民工.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包工头了.

我是在1978年上半年回到生产队的.为什么回来?是因为蹲点干部反映,说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所以生产队要我回来,我不愿意.于是,生产队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还不愿意.生产队最后要我每月交1０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来,只好回来.

我被推选为队干部以后,队里的关廷珠当场就对我说,小岗村的人没有当过队干部的就你一个人,如果你让我一天喝上两顿稀饭,我就满足了.

我听了以后压力很大,因为我常年在外,对生产毕竟不熟悉.我也把自己的心情向严俊昌和严立学说过.俊昌是我堂兄,是我三叔的儿子.他说,我没有文化,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但是你要把点子想好.

记者：当时在被推选出来的生产队干部中,你和严俊昌谁是队长?我看到有许多文章说,当时严俊昌是队长,你是副队长,因为严俊昌毕竟在年岁上比你大一些.

严宏昌：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倒要花一点工夫.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三人被选出来了,我的得票是最多的.我想,这可能和我在生产队里没有当过队长有关系.还有,我毕竟在外面当过包工头,也管过几十个人,甚至更多一些,而且年轻,而俊昌曾经当过多年队长.

但在当时,没有定下来谁就是队长,因为最后是要把名单报到公社去批准.但是既然已经把我们选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工作做起来了.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把当队长看得有多重,没有把它当作是什么官.我倒是真的想把队里的事情安排得好一些,让乡亲都吃上饭.

所以,我没有在意谁是队长谁是副队长,就抓起工作来了.其实所谓的工作,主要是派活,因为没有到年终分红的时候,生产队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派活.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严立学当会计,他有这个经验.

是什么使你们走上“大包干”之路

记者：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小岗村人把生产队的事情主要地交到了你和严俊昌这对叔伯兄弟手里了.接手之后你们先做了些什么,是什么使得你们一步步地走向“大包干”的道路呢?

严宏昌：选举会以后,严立学就建议要盘点生产队里的家底,因为这个时候就要到秋天了,要平整土地了.我们就把盘点的事情交给严立学.那时生产队里没有什么集体积累,他马上就把家底盘点出来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生产条件了.但我们还是认为,要抓住秋耕和冬耕,为来春种上庄稼打好基础.要整地,没有牛耕田,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只好发动大家出死力气,用铁锹挖,用耙子耙,怎么也得要整地呀.但是我们工具太缺了,大家虽然也用力了,但效果不太好,大家认为这么办不行.

大约也在同时,我向严学昌、严立学提出,每人只有5厘自留地,太不够了,要增加自留地,让大家有点菜吃.对我这个提议,大家都同意,这些地就分下去了.

但是这样一来马上就有了问题,我发现生产队集体的地里不怎么有人.有时候我们当队长的到了地头,发现大家都懒洋洋地没有跟上来,到的人干活也不积极.我一看,这样不行,就找到严立学,将一个生产队分为两个小队,让大家有一个竞赛.我为这事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严立学,让他拿到公社要求批准,结果上级不批准.

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三人研究,自己干.我们就按人口分下来,分了两个小队.结果一分开,矛盾还是很大,主要是利益分配不均匀,我们三个人解决不了问题.

一开始,我找到严学昌,对他说,我以前是小包工头,各项工程包干到人,工程完成得合格而且效率高.干活就是要这样做,不管你是瓦匠还是泥工,所以我总是能够提前完工.

他说,搞农活能不能这样做?哪个敢做呢?

我说,你去问别人的意见,如果可以,就瞒上不瞒下地来做.

结果大家单线联系,听每个人的意见,发现多数同意这样做.

最后,我就找到立学和俊昌研究这个事情.结果,我们三人思想不太一致,形不成决议,主要是担心上级怪罪下来,我们心里怕.

我把握不定,找到严学昌问他的意见.严学昌对我说：谁要是不同意,就把集体的好处多给他点,哪怕他吃干饭我们喝稀饭都行.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坚定了我的决心.我又找严俊昌、严立学商量,要分田到户,分个明明白白.当然前提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首先交够应该给国家的,这在我们凤阳农民头脑里是特别清楚的事情.

按满了红手印的字据

记者：那张表示18户农民决心“分田到户”的契约是你起草的吗?对这张字据有许多疑问和争议,不少人说在开会的时候还没有写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在开会的时候就准备了印泥,让有的人带上了图章吗?

严宏昌：这张纸条是我写的.从笔迹上就可以看出来,是我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了,纸上只有我一个人的笔迹.然后由每个人在自己的名字上按手印.就在当时会场上,大家看着写的,同意的人就当场按手印.这张纸也是真的,纸是严立富从家拿来的,因为严立富以前是生产队干部,当时做记工员,他家里有纸.

记者：有一种说法,在那个举行会议的晚上并没有写下这张纸条,这纸契约实际是后来在拍摄电视片的时候补写的.

严宏昌：这张纸条确实是真的,是我写的.至于后来拍电视拍电影,把当年情景一遍一遍模仿.但模仿的东西毕竟不是原件.

记者：为什么在这张契约上,有的人按下红手印,还有三个人却是盖章的?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严宏昌：当时我们首先要求盖章.因为在我们看来,盖章更具权威.但在那时,因为穷,只有三个人有图章：一个是韩国云,因为他是贫农代表,有图章.再一个是严立学,他是会计,做账要图章.最后就是我了,因为我是小包工头,有图章用来给大家作证明发工钱.

其他人没有图章.有些人基本上没有读过书,不会写字,所以只能由我把所有的名字都写下来,然后由他们按手印.

严立学（插话）：严宏昌说的是对的,当时就是这三个人有图章.纸条上的字都是严宏昌写的.

记者：仔细看按满了红手印的契约可以发现,只有严宏昌一个人有两处签名、两处盖章.这是为什么?

严学昌（插话）：这是因为严宏昌表示,在这个事情上他要带头,所以先写上自己的名字.表示以后一旦出事,要捉就先捉他.既然写了两个名字,所以就在两处名字上盖了两个图章.

严宏昌：事实上,在按手印前,我们已经分了田干了起来.我们知道上面不叫干,我们干着也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在一起商量,要签字画押,表明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同时对于干部有一个交代.当时这样做必须保密.

字据是在向大家讲明了情况以后由我当场写的,名字的排列也是我写的,大致的顺序是按照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积极性比较高的,我写在前面.写这样的条子排列名字,我以前也做过,主要是领救济粮要写这个名单,大家都是按住家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排列的,但这次不是,重新排列了.

记者：仔细审视你们一起秘密开会按下手印的契约,那上面有20个名字,而你们实际到场的是18个人,那两个没有在场的人是谁?他们的手印是怎么按下的?

严立学（插话）：那天晚上到场的是18个人,契约上写了20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两个人是代签的：一个是严国昌,一个是关友德.严国昌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字是我哥哥严立坤代签的（按手印）.还有一个关友德,当时跟着我父亲在江西要饭没有回来.严宏昌要我找他哥哥关友章代签,他不签.就由我找到他的叔爷关廷珠,由他代签了（按手印）.

签订契约的草房

记者：当时为什么选在严立华家开会?后来这座房子怎么样了?

严立华：我生于农历九月,究竟哪天是生日我自己都不知道.推算起来,我是1944年出生的.那年秘密开会的时候,大家是到我家来开的.因为我家有两排房子,是我讨饭回来,自己和泥盖起来的,大概在1970年左右盖的.房子前后两排,前两间,后三间.

那天开会的时候,我的老婆孩子在后排屋子里睡觉.我们在前排屋子里开.那个晚上,我家点了一个煤油灯,是用一个墨水瓶做的.

大家来到我家,有的坐在草垫子上,有的蹲在地上.屋子中间有一张小矮桌,连茶杯都没有.

我家的房子太破旧了,大约在80年代就拆掉了.

记者附言：1994年4月,记者来到小岗村,村里还有一些旧茅草房.记者即向村里负责人提出,要选出一些旧草房予以保留,作为历史的见证.但是小岗村没有人同意这个建议,反而向记者说,看到这些旧房子就会想起伤心事,留下来做什么?结果在几年间,将70年代后期的房屋全部拆光.

分了多少土地

严立华：当时分地搞“大包干”,总的原则是平均每人4亩地,荒地不在内,计算的是熟地.如果加上荒地,大约每人5亩地.这样我家人口少,分得18亩,加上荒地20来亩.

严宏昌：当时我家6口人,分地约25亩,加上荒地大约有30亩.

附录：小岗村妇女段永霞自述

记者附言：1978年12月的那个冬夜里,在分田承包单干的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的18位小岗村农民全部是男性.换句话说,这次秘密会议的参加者全部是男性.这在当时的小岗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这块世代农耕的土地上,传统的力量表现得特别顽强.那时,每一个农户的“当家人”必须是男性.

他们在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契约上按下了冲破旧体制束缚的红手印,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小岗村改革的道路上没有女性的声音.记者采访了严宏昌的妻子段永霞,请她从小岗村女性的角度谈谈“大包干”契约,她爽快地答应了.下面为口述记录稿.

我1947年生,原先是凤阳县板桥公社罗刘大队吴段村人.说起来,我和严宏昌有表亲关系.我父亲去世早,我是家里的独女,母亲不放心我,特别关照我一定要嫁一个好人.我喜欢严宏昌,就在1969年嫁过来了.

那是“”闹得最凶的日子,闹得地里没有人好好干活了.农村人,不好好干活就要饿肚子.我1969年嫁过来,1970年就开始讨饭了.我前后生了5个孩子,有4个是在讨饭路上生的.

说起来,小岗村男人分田搞“大包干”是为了吃饱饭.1962年这里也搞过一阵子“三自一包”,生活就好一点.可是以后不让搞了,小岗村人就再也没有吃饱饭.

从1970年开始,我年年都要出去讨饭.我走在讨饭的路上就盼望,其实我不要求什么,只要能和家里人天天在一起,喝稀饭也心甘情愿.可是在“”的时候,小岗村人连稀饭都喝不饱.

我出去要饭的时候,桥洞里、车站里都住过.我怀上儿子严金山的时候,半年没有吃到正经粮食,营养太差了,所以孩子长得很瘦,到“大包干”以后才慢慢养好了.

到了1978年秋天,男人们就悄悄商量着要分地包干了.他们晚上开会按手印的事,我那时一点儿也不知道.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女人们知道了怎样,不知道又怎样?但我要是知道了,从心里说是支持他们这样做的.

他们商量分田包干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分下了土地,我当然知道要各家包干了.在这件事上,我知道前亏严学昌,后亏严立学,因为他们两个是特别积极、坚决的.严学昌跑来对严宏昌说,我们分地,有些人胆小怕出事,不愿意,还有的是怕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地分下去,对那些胆小不太愿意分的,如果他们想多要点就多给他们一些.只要能分了田,他们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我们分了地能吃上一年的饱饭就行.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要分地包干的风声了.我对严宏昌说,分了地以后,我马上下地干活.这就算是我支持他的话了.

他们按手印写条子的事,我事后还是听说了,但是我没有见到这张按了手印的条子.事后,韩国云来我家对我说过,要是出事了,我们还要管把你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我才知道了有这么回事.这个时候已经分田干起来了.

后来,县委陈庭元书记来了,我们的事要瞒着呢.但是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人家也是搞农业的,种过地的,哪有看不出来的.听说他看过了以后没有说话就走了.那时严俊昌来找严宏昌说,我们干得好好的,不知道上面让干不让干?看来我们总得有人出头和上面说这个事.结果严宏昌说,要我去开会我就去.

有一天,严宏昌接到通知要到凤阳开会.他要走了,走到门口又回来了,回来看看4个小孩.我看情形不对,就问今天你去了就不回来了?他不吱声了,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对我说,他今天去县里能不能回来可就两说了,万一回不来的话,我们家有4个小孩,你要和你的姊妹把我的小孩养大.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哭了.

说完,宏昌就走了.他走了以后,韩国云、关友江都来看过我.那天我也没有心思做饭,到下午就等他.结果他回来了,在小孩都睡着的时候回来了.他回来了,说原先准备要出事的,最后是陈（庭元）书记解了围,他打给地委王郁昭书记,打完就没事了.我一听特别害怕,说我们这么点小事把地委王书记都惊动了.

从那以后,我天天听广播听新闻.我家孩子说,我妈关心国家大事.我说,我不是关心国家大事,我是关心自家小事.我在家哭过,就是担心国家的政策变.直到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他讲了支持当年小岗村农村改革的话,我当面听到了,这就彻底放心了.

我们不要过“”那种日子.还是现在的生活好.现在我着急什么呢?就是我们家这位（严宏昌）,总觉得小岗村发展慢,心里不踏实.为小岗村的发展慢,我也着急.我现在觉得要发展小岗村得靠下一代了,我们这代人挣个温饱,下一代图个发展.所以我儿子出去打工创业那么些年,现在回来了.“兔子满山跑,到老归旧窝.”这是他父亲总对儿子说的.要是我看到下一代把小岗村发展起来,我就安心了.

记者附言：小岗村的“大包干”就这样起步了,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条血路.

当时,凤阳县委已经走上改革之路,着手研究和制订在农村包干到组的措施.但小岗村农民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走上了“大包干”包产到户的道路.可贵的是,小岗村农民的做法在当时得到了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而且加以归纳总结,很快发展成遍及全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大包干”.

把话题拉回小岗村,档案记载：“大包干”一年,到1979年秋收时,小岗村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增加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上升为400元,四邻皆惊.从此,人民公社制度式微,小岗村人也和饥饿告别.那张按满红手印的契约,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馆藏号：ＧＢ54563,国家一级文物.

今天的凤阳小岗村,早已解决了温饱.很有规模的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建起来了,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参观点.然而,小岗村农民还远谈不上富足,2007年的人均纯收入可能还不到5００0元.也许,一个时代只能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大包干”解决了贫穷、饥饿问题,把温饱带给了小岗村农民,但是如何使今天的小岗村走上全面富裕的发展之路,还需要努力、创新和变革,包括对历史的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