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档案保护

在世界记忆工程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推动下,我国档案保护工作逐步提上日程,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应“搞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档案保护”.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针对自然和人工环境中珍贵的遗产,档案是文献遗产的来源之一,加强对档案的保护则是对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档案进行抢救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审视我国当前的档案保护研究现状,我们发现有如下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理清档案保护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

“档案文献遗产”一词是随着世界记忆工程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全球遗产热的兴起,“档案文献遗产”也开始被档案界频频使用,那么,“档案”和“档案文献遗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两者之间能画等号吗提到档案文献遗产,我们就会同保护联系起来,因为世界记忆工程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实施的初衷和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提升人们对文献遗产的保护意识,加强对珍贵文献遗产的保护力度.但当前某些研究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文章,没有仔细区分和界定,简单地将两者混为一体,模糊了档案保护和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之间的区别,这是很不合理的.

档案和档案文献遗产是不同的,正如并不是所有自然和社会的产物都是遗产一样,能评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东西必然符合一定的条件,具备某些特征.那么,什么样的档案才能称得上是档案文献遗产呢存在一个选择标准的问题,这个标准可以是世界记忆工程中选择世界文献遗产的标准,也可以是中国文献遗产工程的人选标准,或者是各个地方根据自身的情况所制定的标准.能成为档案文献遗产的档案,一定是珍贵的、特殊的档案,它们的保护和一般档案的保护也应该有所区别.

理清档案与档案文献遗产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实施主次有别、分级管理与保护的前提.据统计,在我国3995个各级各类档案馆中,仅国家综合档案馆就保存有1.3亿卷档案.要将这海量的档案予以最佳呵护,在经济上是难以承担的.同时,保护档案的方法很多,不同的方法所需投入的资金与人力也不相同.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要有效地保护档案,必须根据档案的不同价值,分别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实施主次有别、优先重点的分级管理,使那些重要的、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处在更为良好的监护之下.

构建保护技术的跨学科整合平台

档案保护技术领域每天都有新技术出现,库房环境维护技术、杀虫灭菌技术、档案修复技术、档案复制技术、档案管理技术、安全防护技术等层出不穷.国家在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技术成果的推广却不尽如人意.或者关于技术成果的信息比较闭塞,不善于借鉴同一领域的优秀成果,重复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笔者在阅读国外文献时却发现,国外常常将保护技术整合起来研究,保护技术是针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三大领域的.一方面是由于档案保护、图书保护和文物保护在管理模式、技术领域存在共同之处,所以保护是通用型工作,并不局限于档案部门,而是与图书馆、博物馆合作进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档案的行政管理体制所致,由于国家与地方、州与州之间,管理体制不尽相同,有的实行档案馆图书馆一体化,有的实行档案馆博物馆一体化,有的甚至实行三者一体化,这样客观上打破了三者的条块分割,有利于保护技术研究的整合.我们可以通过欧洲存取委员会(ECPA)、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保护在线(CoOL)、加拿大保护协会(CCI)、澳大利亚文化遗产保护协会(AICCM)的网站上看到这一显著特点.也正是研究平台的整合,从而导致了国外保护者(conservator)这一行业.

我国档案保护技术的整合平台选择有三：一是文献遗产保护平台；二是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三是文化遗产保护平台.三者都是以遗产为立足点,且范围逐步扩大,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对保护技术进行整合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刘家真的《文献遗产保护》和周耀林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分别以文献遗产和可移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技术的整合平台.可移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对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在国际上远没有文献遗产使用频繁.文化遗产平台,虽然包容性强,但外延过于宽泛,而与记录技术和记录载体相关的档案、图书、文献在其中只能是冰山一角,所以这个平台不太好把握.相比之下,文献遗产平台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在世界记忆工程的推动下,中国文献遗产工程的实施,为文献遗产保护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

加强对档案保护机制中非技术因素的研究

我国在档案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档案保护的综述性论文中,周耀林在《对1949～2000年我国档案保护技术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一文中指出：国内有关档案保护研究的论文难以数计,档案学核心期刊为对象,跨度1949～2000年的档案保护研究论文共954篇,近90％的论文关注应用问题,其中,主要是技术应用问题.技术因素对档案保护固然重要,但非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笔者对2001～2006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除去同刊同名重复的文章,笔者共检索到文章160篇,分布于70种杂志.其中111篇分布于25种档案杂志中,发现已经有一些文章开始讨论非技术因素,如档案保护技术标准体系的构建、档案保护的相关法律、档案保护意识、档案保护管理等.总体而言：我国档案保护研究的视角有所扩展,开始关注档案保护中的非技术因素.立足点也有所提高,有的文章已经站在了遗产保护的高度来谈档案保护,但是研究不够系统全面,研究的重点还是集中在技术因素,对国外相关信息的关注也很少.

人们常说“三分技术,七分管理”,虽然我们不能舍本逐末,认为管理是档案保护的关键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管理层面上的非技术因素.非技术因素主要包括增强保护观念、改善保护环境、改革保护管理体制、完善保护法律法规、增加保护经费投入、购置保护仪器设备、申报保护科研项目、设立保护专业教育、共享保护信息、加强保护合作等多个方面,涉及经济因素、体制因素、人文因素、环境因素、人员因素等,是针对档案保护机制中的管理层面而言的.由于管理层面或推动或阻碍着技术层面的实施,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加强对数字档案保护机制的研究

数字档案的出现对档案保护技术学原有理论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档案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视角质疑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赵淑梅认为在信息技术面前,档案保护技术需要进行“革新”,这个革新是“整个体系的,而非在传统技术体系中的局部调整和修补等”她提出了建立“电子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主张,以“探索数字信息的完整、安全、可靠的技术手段和法规体系,其目的是保持数字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长期可读性.”张美芳分析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指导思想的实质以及数字时代档案保护的新问题,认为现代档案保护所“保护的内容拓宽了,保护的范围变广了,保护的难度加大了”,传统的档案保护已经很难“正确地体现”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研究内容了,字里行间渗透了变革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要求和呼声.

与纸质档案相比,数字档案保护技术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纸质档案保管的重点是温湿度控制、防霉、防蛀、修裱加固、字迹恢复等方面；而数字档案的保护重点是维护载体上数字记录信号的可读性,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由于数字档案属于非直读文献,数字档案的信息要被人接受并理解,除档案的信息符号必须完整外,解释这类档案的信息系统必须存在.与磁录音、磁录像等模拟信息不同的是,读出数字档案不仅需要硬件还需要软件,这为数字档案的长期保存增加了难度.如何才能真实完整地长期保存数字档案,是当今世界数字的档案保存的前沿研究领域.保存数字档案具有两大难点,一是数据脆弱,容易丢失；二是IT技术频繁更新,导致长期保存电子文献可能难以有效读出.因此,无论是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方面,加强对数字档案保护机制的研究都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