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迷雾,探寻“一战华工”的历史

点赞:31070 浏览:143714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2008年9月17日,由威海市档案馆、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美国卡拉玛祖学院、比利时鲁汶大学联合举办的“一战华工国际学术会议”在威海召开,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和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内的华工后裔和滞留法国的华工后裔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从史料的发掘,历史细节的清理和一战脉络的梳理等不同角度,分析、回顾了华工当年的命运和历史作用.会议期间,本刊记者采访了美国卡拉玛祖大学教授徐国琦博士.

《中国档案》:学过历史的人多少知道一点“一战华工”,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却不太清楚,参加这次会议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徐教授,您是怎么来关注这个问题的?

徐国琦:这个话说来就长了.我90年代在哈佛大学念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的选题是“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想做中国如何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跟国际接轨,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必然涉及华工,尤其是你做得很深的时候.但那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从国际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华工只是我关注的一小部分而已.后来博士论文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华工在其中所占分量仍旧很小,只有一章.该书中文版在2008年夏以《中国与大战》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收入其著名的“三联人文经典文库”出版.

三年以前,中国下属机构五洲传播出版社将“一战华工”列入其重要选题.凑巧的是,2000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属下的《21世纪》杂志主编之约,在该刊发表一战华工重要性的长篇论文.大概因为此篇论文的关系,五洲传播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并邀请我承担此书的撰写工作.我当时因急需完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的《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一书,五洲传播出版社的华工一书的书稿一直拖到2007年才完成.该书虽为学术著作,但实际上是的对外宣传资料.2007年11月五洲传播出版社以《文明的交融》为书名分别出版该书的中法文版.我在撰写此书时,即打算进一步研究“一战华工”问题.2007年夏在造访威海市档案馆时,威海市档案局的张建国局长在听了我的解释后,对这一题目很感兴趣,我们打算在威海合作筹办一次关于“一战华工”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合庆饭店的总经理杨机臣也参与讨论,他对这个提议非常支持,表示合庆饭店愿意提供方便、优惠.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酝酿筹备这个会议.当我把开会的这个消息通过网络发出去后,有好多重量级的学者、有识之士都非常感兴趣,他们希望我们开完会之后把相关的东西发布到网上,一旦上网了,就向全球公布了.

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世人关注“一战华工”的重要地位.我的那本《中国与大战》一书里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对一战的贡献,我在《21世纪》的那篇文章中向读者强调一战华工课题的特殊意义,介绍一战华工这个所谓的弱势群体,如何帮中国跟国际接轨,如何参与拯救西方文明.我给五洲传播出版社写的那本书的书名就是《文明的交融》,把华工的重要性提得很高.国内的学者普遍认为北洋时期积贫积弱,是卖国政府,一战是狗咬狗的战争,几乎无人意识到华工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令人高兴的是,“一战华工”的重要性通过本次会议得到学术界认可,并得到媒体及威海当地政府的广泛关注.我目前正在撰写的华工英文专著能得到西方学术出版重镇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青睐,这本身也就意味着此课题已经得到西方主流学术机构的承认.哈佛大学的极有影响且全球声誉很高的赖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特聘我为2008-2009年度的驻院研究员,提供一切必要的研究和写作条件,让我得以集中时间完成这一专著.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此次会议和自己的学术专著全方位、大力度地把“一战华工”的重要性介绍给中外学术界,让全世界都来研究这一被遗忘很久的题目,关注“一战华工”这一特殊团体.

《中国档案》:这个课题以前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深入研究呢?

徐国琦:这个实际上很简单,因为过去国内的学者都认为弱国无外交,北洋政府是一个军阀政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很少研究“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你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基本上找不到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有分量的“中国与一战”书籍,连这个大题目都没人关注,更何况研究“一战华工”呢.

另外一个原因,“中国与一战”或“一战华工”是一个跨学科的题目,不仅要求研究者对中国历史要熟悉,对中国政府的“以工代兵”策略熟悉,还要对西方的社会、西方的历史比较了解.至少五个国家与华工有关联.中国当然是其中一个主要国家,法国和英国是当时在中国招募华工的两个主要国家.加拿大是第四个与华工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因为绝大多数华工是通过加拿大并由加拿大政府安排到达法国的.这一事实至今包括加拿大人在内的好多人仍不知道.美国是第五个与华工有直接关联的国家,因为美国在参战后向法国政府借用了大约一万华工为美国大兵做与战争有关的辅助工作.要对这一很有国际背景的课题有相当研究的话,挑战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做这个题目对国内外学者都有一定的难度.东西方学者都同样面临语言的问题和学术视野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对“以工代兵”一事只能做不能说,并极尽掩盖之能事.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中立国,害怕德国的报复,更不愿意把外交底牌都露出去.同时英法等国对此事也是能保密则保密,能误导则误导.一是属军事机密,二是堂堂大国居然求助中国帮忙,它们显然不愿声张.所以如果我们不跨国精心阅读多国档案,学者们是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做“一战华工”这个题目,已历经十余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寻找资料上了.我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是从法国、英国、加拿大、美国找来的.从资料和观点上来说,撰写一部国际水平的华工著作的条件终于成熟.

我觉得现在也是把该题目做大的时候了,中国政府立项出书,就说明重视这个题目.哈佛大学出版社愿意提前跟我签关于“一战华工”一书的出版合同,说明西方主流学术媒体也在关注这个题目,威海市档案局在张局长的领导下,全力筹办这次国际会议,更是功不可没.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具备.

《中国档案》: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有多少人在关注华工这个学术问题?

徐国琦: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有些人关注,但他没法做,关注的人现在有一些,包括参加这次开会的代表,但是在学术上能有深入研究的,可以说微乎其微.主要是掌握资料有限,视野不够开阔,缺乏高屋建瓴的气魄.这是国际范畴的学术大问题,从一个角度,从一个国家,用一国资料来做,都不能深入,无法解释“一战华工”课题的全面意义.英国有一个学者十几年前就想写一本华工的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具体成果出来.所以我的感觉,到目前从各种角度关注的人应该是不少,法国有人想拍华工电影,住在法国的两个资深美国媒体人老早就跟我联系,要写华工小说,新西兰有个诗人要写华工组诗.我做这个题目有一定反响以后,许多对华工感兴趣的人一般都跟我联系,或提供资料,或希望我提供信息.但目前我尚未发现有关此一课题的一本比较理想的学术专著.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利用群策群力,大家合力把此一课题往下做.乐观的是时间成熟了,悲观的是这个题目要做大做深难度很大,国内有关档案微乎其微,缺失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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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档案》:有关一战华工的史料多不多,充不充分?

徐国琦:这就看你怎么说,有关像法国招的华工、英国招的华工,还有美国从法国借了一万多华工的档案在外国很多,但是极其分散难找,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这个专门分类,学者需要在各种档案里费力搜寻.我费尽心力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法国外交部、国防部还有劳工部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及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上万页资料.惟一缺的是中国,中国的档案不全.例如华工回国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方面的档案如有的话,应在青岛档案馆,但我2007年到该馆后,发现毫无线索,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中国档案》:你去国内其他档案馆或者图书馆查到相关的资料了吗?

徐国琦:辅助资料还是有些,我在北京、上海、香港及其他各地的图书馆,以及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一些资料,但有价值的不多.关于华工的整批档案不在大陆,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把大部分外交档案其中包括华工的档案带到台湾,所以我的中文档案资料主要来自台湾.

即使管理较好的国外档案馆,也有资料散失的问题.几年前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即发现有些资料不全,在同馆方交涉后,答复说5箱子关于华工的档案找不着了.解释是1939年英国为了应对二战,把有些档案送到香港来了,战后把这些档案接回去了,但这5箱子资料可能没拿回去或失散.2004、2005、2006年夏我都在香港追查这批失踪档案,但迄今仍未发现任何线索.

我目前正在撰写的这本华工专著的好处是不仅第一个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在一战期间对拯救西方文明的贡献,同时对关注这个题目的人提供一个扎实的研究基础及进一步线索,以便大家把一战华工这个题目进一步做下去.

《中国档案》:研究“一战华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徐国琦:这是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有学术意义,填补了空白,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涉及许多国家及事件,但大家基本上都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这是几十年的历史误区了,中国人,外国人都不知道.一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就不会找到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二个我觉得“一战华工”这个题目特别重要,因为一战期间,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有组织地、高瞻远瞩地直接参与国际社会一个非常集中的时期.明清两朝实际上是禁止中国人出国的,尽管战争之后华工被列强“合法”(列强与中国政府签署的外交文件)或非法带到国外,这些到美国、古巴的华工成为苦力,受尽了苦难,都是弱势群体,中国政府是无法保护的,外国政府更谈不上保护了.“一战华工”不一样,北洋政府第一次“以工代兵”,把华工出国作为积极参与国际社会非常重要的部分.1914年欧战刚刚爆发,袁世凯即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议中国派兵加入英国攻打青岛的德军,中国政府的考虑是与其将来被动被拖入战争,不如主动出击.袁世凯政府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打算利用西方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寻找参与国际社会一个新的突破机会,因为现存的国际体系对中国是不公正的.这批人很有世界眼光,他们就想直接参与国际社会,但是当时要参与也不容易,因为中国没有实力.袁世凯政府第一次向英国提议要参战,即被英国拒绝,因为当时英国人没想到一战会旷日持久,会这么血淋淋,他们根本不需要中国帮忙.1915年梁士怡提出“以工代兵”,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参战,从法律上是中立国,“以工代兵”公开地说是民间组织的,实际上政府直接介入.惠民公司是帮法国招募华工的公司,这个公司的招工条款是要法国外交部背书的,如果你违背了这个条文或者其他事故发生,法方是要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可以索赔,这就是为什么1917年2月份那艘法国商船死了543名中国人,中国政府有非常详细的名单,要索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一战华工”彻底地颠覆了过去不准中国人出国不保护华人的做法.


1917年2月法国商船被德国击沉死了543个中国人,梁启超说无论从国际法从人道主义我们都应该卷进去,我们没有理由不参战,华工失去了生命,德国人地践踏了国际法.美国人后来参战实际上也是因为德国人把美国的一艘船击沉,死了几百个美国人.中国最终参战,是华工用生命换来的,然后到1917年8月正式参战之后,中国最终没有派兵,尽管段祺瑞政府公开向协约国说可以派50万的部队,前提是他们能够提供运输和财政支持,只有法国对这个提议非常积极,英国、美国、日本反对.结果是中国虽然宣战,但是实际上按照西方说的所谓标准没有作出贡献,中国最终能挤进战胜国,还是因为华工.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华工直接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最起码从晚清以来,西方主流国家第一次在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生死挑战的时候第一次求助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地利用华工作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才开始收回过去失去的国家主权,比方说中国参战以后,立即取消德国、奥匈帝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拒付他们的庚子赔款,这就是收回国家主权,因为德国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

中国14万名华工实际上通过他们跟西方人每天的直接接触,把东方的文化带给西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人,他们能吃苦耐劳、憨厚、朴实,好多法国女人要嫁给华工,在法国衍生很多浪漫故事.14万名华工等于14万名士兵,华工取代了法国人、英国人做后方工作,他们的人才得以上战场.换句话说,华工直接参与拯救了西方文明.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华工直接影响了国家认同的方向,因为多少年来,儒家文明都瞧不起劳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工是社会下层,中国是精英社会.但是一战华工影响了一代先进的中国人,1918年蔡元培公开提出“劳工神圣”,这些人充分评价华工的贡献,中国参战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晏阳初说华工的贡献是为我们在巴黎和会上争得了一些主权.过去这些精英们对中国社会不了解对平民不了解,通过蔡元培、晏阳初这些人直接跟华工接触,使他们认识到,华工虽是苦力,但是因为他们的苦,也因为他们的力,我们中国才有希望.晏阳初因为在法国为华工怎么写作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以后他决定献身于平民教育,1949年后形成世界的平民教育.中国不仅因为华工影响了这一代先进人士的人生观,寻找拯救国家命运的一个方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是国际化的一部分,晏阳初把他为华工怎么写作的经验变成“平民教育”的理论带到国际上,带到第三世界.可以说,华工影响了精英,同时精英也希望通过教育华工把他们的国家理念、国家认同和国际地位灌输给华工,所以这一批14万名华工也是精英们的实验室,华工回来以后,他们的个人认同和国家认同连在一起了.你想华工从一个山东小村庄跨江过海到西方文明的中心法国,这些人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回来之后,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世界观就不一样了.周恩来、、陈毅等一大批后来成为中国重要领导人的人们,沿着一战华工的足迹,参加勤工俭学运动来到法国,寻找救国救民之道.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战华工”的历史是全球共同拥有的历史,是中国人的历史,当然也是美国人的历史,也是法国人的历史,也是英国人的历史,也是加拿大人的历史,因为华工直接参与并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