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

在向科学进军中,周总理提出要科学院当“火车头”,在这个形势下,要调很的干部到科学院,加强科学院也把我调去了.

陈老总举荐张劲夫

刘振坤(以下简称刘)：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咱们开门见山,请问您是怎么样调到科学院的

张劲夫(以下简称张)：哈哈！调我到科学院就是一个.我那时做经济工作,在地方工业部当党组书记.组织部安子文部长打给我说,“劲夫啊,调你到科学院工作.”我说：“我不懂科学呀,我还是做经济工作算了,不要调我去吧.”他说：“不行！这是常委定的.”要我执行.“你马上去,立刻就去！”看来没有价钱可讲了,我只好问：“那我去找谁呀”他说：“你找陈毅同志！”那时是陈毅同志管科学院的工作.陈毅同志在华东是我的老领导,我就去找他了.陈老总说：“要你到科学院是我提出来的,现在号召向科学进军,很重要.”他还说：“我已经把你调科学院的事告诉郭老(指郭沫若院长)了.郭老表示欢迎你去.”“今天晚上就在北京饭店找一些在北京的科学家聚会,请你到场,到场就是到职了.”当时北京饭店新楼顶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餐厅,郭老请了上百位科学家.陈毅同志到场.郭老当场宣布：“派张劲夫同志来到科学院当党组书记,当副院长.我下面就是他,经常工作由他负责.”我只好表态：“我来科学院是定的,我来学习、向大家学习,当学生.国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技术很重要,我不会,我没有做过科学工作,也不懂自然科学；但是,我要学习,来和大家共同搞好向科学进军！”我就是这样子调到科学院的.

搞规划初识杜润生

刘：那您是怎么认识杜润生同志的呢

张：过去杜润生同志在太行山,我在新四军,没有在一起工作,也不认识.1955年有一个会,会上批评邓子恢同志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小脚女人”的问题.后来周总理发言不但批评了邓老,也批评了杜润生同志,批评他们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在砍合作社等“小脚女人”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老杜的名字.到了1955年底,科学院几位科学家副院长,还有武衡同志,把当时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情况讲给大家听,和各部的领导都到会,像上课一样.然后,在1956年春天,开了知识分子会议.这个会议除了谈知识分子问题以外,还涉及到中国的科学技术问题,叫作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问题,简称向科学进军！那时把科学院的作用看得很重要,要加强科学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由原来国民党时候的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合并建立起来的,力量不够强大.因此,提出来要加强科学院,周总理还提出要科学院当“火车头”.在这个形势背景下,要调很的干部到科学院,加强科学院.我自己不是搞科技的,也把我调去了,裴丽生同志也去了.杜润生同志调去,是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给我讲的,要他到科学院当经济所所长.那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在一起的.没当所长以前,让杜润生先参加12年规划的工作,即当时正在搞的自然科学规划,完成后再去当所长.

刘：那您俩是谁先跟谁联系的呢

张：我先到他家里看望他.那时他住在农口的一个四合院里.我先把安部长的意见给他讲了,叫他先参加规划工作,以后再考虑去研究所.当时科学规划工作已经集中了几百位科学家,以科学院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为主,加上其他一些科技专家.有科学院的,有各部门的,大家集中在一起搞这个规划.规划一开头是由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即文教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同志做具体组织工作.为了领导这项工作,成立了十人领导小组,由科学家和行政干部组成.

刘：您一开始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张：那个时候是国务院管科学院.一上班,我就去找周总理.我说我到科学院是定的,我只好服从.可是我不懂,怎么工作啊他说：“你去,首先抓好科学规划工作！向科学进军怎么进,定个远景规划.现在已经有几百位科学家在搞,范长江同志在那里负责组织.现在调你去,主要你去负责.国务院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由富春同志当主任(富春同志是负责计委工作的),你去当秘书长.你先把规划搞出来,搞出一个规划纲要,搞出一个文件.”从周总理那儿回来,我就同裴丽生同志(他是山西省省长调到科学院当秘书长的)商量,我说,请你主持日常工作吧,有什么重要事情我们商量办就是了.周总理交代我主要是抓规划.这样,我要集中力量抓规划了.

刘：我很想听一听您是怎样抓规划的,希望展开谈谈

张：前边说了,规划原来有一个十人小组在搞,我一到那里,看到好多科学家的意见不一,意见很多.我认为有这么多意见是自然的,很重要、也很好,是个好现象,说明大家很积极,能发表意见嘛！规划要靠科学家嘛！而且当时向苏联学习,国务院打电报让苏联帮助；苏联答应派15位明星科学家,他们叫院士的,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就和杜润生同志在一起了.我说老杜,你来参加规划,你帮助我一起搞哇！我院里面还有一些事情,日常工作由裴丽生同志负责了,但是完全不去不行,我刚刚来.杜润生同志也没有搞过科学工作,但我请他参加.当时大家意见很多,怎样通过分析、研究、归纳,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这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方法论了：怎么搞规划不然好多问题就定不下来呀！搞规划是很复杂的事.经过我们参加研究,大家就七嘴八舌地研究出一些办法.老杜帮助我把好多意见归纳出来,主要是两种规划办法：一种叫按任务来规划,还有一种叫按学科,即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等来规划.我们研究把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来带学科”,作为主要的规划方法.但是大家的意见还是不一致,尤其是有一部分老科学家,特别是搞基础研究的不赞成,他们习惯于按学科搞研究.然而,从整个国家来讲,当时向科学进军,好多建设工程项目都开工了！科学要为经济怎么写作,要解决这些建设中的问题.经过我们这样的说服,绝大多数人都赞成了.也有一部分老科学家还有意见,担心这样可能造成不重视基础研究的后果.因为科学过去一直是按学科来搞的,好多新的成就都是由学科的基础研究发现、发明,然后应用出来的.于是,我们当时就说用两种方法来搞规划,主要方法是“以任务来带学科”,另外再专门搞一个学科规划来补充.先用“任务带学科”的方法把这个规划搞好,再留一部分同志专门搞学科规划.这样列出了56项任务,加上学科规划,变成了包括57项任务的12年科学规划.这样,方法论解决了,大家按照57项任务进行分工,几百人分开来逐项搞12年目标.然后按这个目标奋斗,制定落实措施,搞出了一个规划纲要.

刘：杜润生同志在这个规划当中起了哪些作用呢

张：在这个规划当中,杜润生同志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我的印象当中,十人小组,那么多科学家,七嘴八舌,各有所见,但是,真正能够说出道道来,有系统意见的不多.杜润生同志当时有好多意见,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开始我很发愁哇,这规划怎么搞搞不出来交不了卷哪！哎！这个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好印象.有了这个印象以后,我委托杜带几个年轻人,主要负责规划纲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参加起草的同志很多,但将其汇总起来,写成纲要,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经过几个月努力,我们搞出一个稿子来报告国务院,周总理、富春同志都看了.这个时候陈老总去管外交了,请聂荣臻同志接手管科学.党有一个科学小组,原来组长是陈毅同志,现在就变成了聂荣臻同志.我就成为成员了,于光远等也成为成员了.国务院通过了这个规划纲要.护“国宝”讨得“尚方剑”

刘：我经常听到人们说,在反斗争中科学院保护知识分子卓有成效.能不能谈一谈这段历史

张：在1957年反斗争开始的时候,我亲自找到本人.我认为那样搞,中国科学院就搞不下去了,我很难工作了.我找到,讲的是很简单的话――讲多了讲不好,老人家那么高水平,要批评我啦.我说：“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向科学进军吗中国有句话：‘物以稀为贵’呀！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科学家呀,科学家人很少哇！要培养新生力量.现有的老科学家是宝贝,是‘国宝’啊！因此,我的意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12年规划很难实现.”说：“你张劲夫还敢讲这样的意见,好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所以,后来“宝贵的财富”一类的话在文件、报纸上也有了.这个意见是我们党组研究过的.但不经过同意,我们不敢改变的这一套做法.那个时候调子越来越高哇！我先跟谈了,让我到书记处谈,书记处当然同意我的意见了.小平同志说：“那你科学院党组代我们书记处起草一个文件,由发给全党.”主要是对自然科学界,因为社会科学界太复杂了.我建议社会科学归管,我管自然科学.这样让科学院起草,起草工作也是老杜他们几个人搞出来的.上报书记处,书记处同意了.文件以名义发到全国.它划清了几个界限.比如,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当时有钱学森等好几百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有的经过斗争,也就是吃过苦头,东西都没收了,才得以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后来这几百人起了很大作用,我说,这些人不参加运动.文件里有这么一条.他们从国外刚刚回来,国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让他参加反如果参加,不是要把他们吓坏了吗其他人还怎么敢回来呀！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把政治与思想问题分开来,一时分不清的,先作为思想问题对待.还有方式方法策略问题,有一些老科学家脾气很怪,怪怪的脾气啊,哎！你要采取批评会、斗争会,他吃不消的,有的还可能啦！他自尊心强得很哪！所以文件规定谈而不斗,谈而不批,对平常讲一些错误意见的,谈谈话就算了,个别谈,不参加会.你知道,我们那时开会总是越左越吃得开呀,越激烈越英雄啊！

反,科学院总的讲,大家一致赞成保护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当时对青年嘛,主要强调教育,有些问题让青年自己辩论,经受锻炼,不是都采取保护办法.因此,有一些青年没有保护,但保护了一些尖子.老的科学家,我记得科学院在北京地区情报所的一个科学家,学化学的,他是党员,戴了帽子,其他再没有人划,都把他们保护起来了.京外呢,著名的科学家也都保护了,因为我们发的文件明确规定,科学家划必须事先经院党组同意.沈阳金属所的葛庭燧,搞金属内耗研究的,当时,所党委书记向沈阳市委书记汇报了他很多言论,定他为,要宣布了.我听说之后,马上坐飞机到沈阳去,跟市委讲,有文件的,科学院的直属研究所这个科学家我要负责啦,我们科学院不同意划,我不同意！我说,你们不能定,把他们制止了.后来改革开放,葛庭燧出国时零用钱都省着,成为模范员.他不仅工作上努力,政治上表现比我们有些党员都好哇！后来全院可能就两个老科学家划了,其他都保护住了！青年科学家中有几个戴了帽子.当时,我们也有左的思想,想对青年严格一点.我自己现在的看法,反运动确实有扩大化的问题,究竟有几个是呀

还有一点要说及的,1957年反,因为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的,同时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所副所长,大学坚持要把他打成,我就找他们领导谈判哪.我们认为他不能划,他有好多见解虽然不见得都对,但是他很积极,有很多意见是可以参考的.然而,这位领导讲,这个人进步早但进步慢,一定要划他为.还有,当时搞电子学的没有几个人,孟昭英在大学被定为,马大猷在科学院就很安全.后来,马大猷对我说,我幸亏在科学院,不然也会被打成的！孟昭英有个儿子叫孟宪震在物理所,我很欣赏他这位中层干部的才能,很可惜“文化大革命”了.这些都是科学院的尖子,了不起的.反时院党组的同志对我比较支持,赞成我的观点.我是讲真心话的,不应付人,不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有时讲话,越讲越有劲,就脱上衣了,哈哈！

周总理支持“四项紧急措施”

刘：杜老说规划纲要完成后,您提出落实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对建立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起了重要作用.请详细谈谈.

张：规划纲要通过以后,我们科学院大家的情绪很高哇！周总理让当“火车头”,怎么当啊抓什么东西任务带学科最有力、最有效,能够把科学带上去,但抓几个什么任务当时我们研究结果,最紧急的有四个领域或叫四个方面：一个电子学,一个半导体,一个自动化,还有计算机.这四个领域搞一个紧急措施,叫作“四项紧急措施”.要集中全国的可以集中的科技力量,从国外也回来一些人,大家齐心合力搞,要很快见成效.为此,科学院专门成立四个研究单位,临时没有条件,周总理就下决心把西郊宾馆拨出三座楼来给科学院,组织“四项紧急措施”,把力量都集中到这里来.譬如计算机,科学院有几位科学家,但没有工程师,当时军队总参三部有一个叫张什么祥的,是懂一点计算机技术的工程师,就调了来.哪里有这样的人才就把他调来,都集中一起干.当时周总理很支持,亲自过问,我们迅速组织起来了.周总理立刻批准,他说：“对！”先抓这四项.当时这四项在国际上发展很快,可我们是空白,或叫空白薄弱学科.要采取紧急措施搞起来,要起步.正因为我们采取了这四项紧急措施,所以到1964年,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国际科学会议时,我们当时的水平在亚洲国家是领先的,和日本差不多啊.我们1958年第一台计算机就出来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八一”嘛！1958年“八一”第一台,然后“109”就变成先进的第二台计算机,瞄准10000次了！

公心虎胆启用“小脚女人”

刘：杜老是怎么样留在科学院当秘书长的呢

张：在组织实施“四项紧急措施”时,我就向科技小组聂老总和周总理提意见了,我说科学院让我来,我不懂,方面太广了.要有水平比较高的、有点见解的,给科学家做工作比较好做.杜润生同志理论水平比较高,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因此,比较有见解,规划纲要,主要文件是他组织写的,好多人了,他是主笔,不然我交不了卷哪！后来搞紧急措施,我更感到杜润生同志有水平,我就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助手.我说,裴丽生也很好,他是一位老同志了,做实际工作很努力,很认真负责,埋头苦干,这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是,在科学院工作只有这个助手,我工作还做不好,我还需要一个助手,就是有理论水平、有见解的同志.因此,我建议把裴丽生同志也作为副院长,杜润生同志就作为秘书长,不要到经济所去了,经济所另外.而且把党组加强,配备两个副书记,一个裴丽生,一个杜润生.这样我做好工作才有信心.我这个建议,后来批评过.

发火了！

刘：是怎么批评的,为什么

张：批评说：“怎么搞的！我在怀仁堂批评‘小脚女人’的人,科学院拿去重用了.”哈哈！但是,我提杜时讲得有道理.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我给中组部安子文部长也讲了,安也比较了解杜润生,他同意这样配备.这样,我们科学院党组就有杜润生、裴丽生,还有秦力生、郁文等几个同志.武衡同志,规划完了就离开科学院,去当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了,范长江同志也去了.后来才改叫国家科委.所以,我要介绍一下杜润生同志,在向科学进军,搞科学规划开步走这一段,他对我很有帮助,对科学院的工作起了很积极的作用.按我现在认识,我提出杜为副书记是应该的、必要的,也可以说我这个意见是对的.后来批评我,我觉得不符合实际.哈哈！不符合实际！(他夫人插话：“文化大革命”当作他的一条罪状了.)

为什么批评我呢那是1960年,苏联撤退专家,中苏关系不好了.以前苏联科学院与我们科学院不是牢不可破的友谊吗,关系各方面都比较好,来往密切.其他西方国家封锁我们,我们只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来往嘛,互相有科学家访问考察.就在苏联要撤退专家的时候,苏联科学院又有个电报给我们科学院,要求派一个科学家来考察人参问题.我们有一个副秘书长谢金鹤同志,分工管生物学部工作.他没有多考虑,也没有问我,也没有经过老杜,比较简单化一点,就答复：“同意.”署名“杜润生”！因为对方来电就是秘书长署名的,我们也得由秘书长回复啊！这就造成了“人参专家”事件.这件事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被知道了.不久,苏联正式撤退专家了.的态度是：“让他们撤,我们自己干！”但是我们要把专家和他们的政府区别开来,我们要讲究友谊,他们对我们有帮助,我们还是感谢的.民族自尊心很强,对苏联政府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很有意见.从整个国家关系看,的态度是对的,很硬的,不软.有骨气,有自尊心！但是,对科学院在人家撤退专家的情况下,还复电同意他们的专家来,很恼火.当时,有人向他汇报说科学院发生了事,在这期间还复电苏联科学院欢迎他们的人参专家来,不对呀！“啊！”说,“还有这个事啊！把电报拿来给我看.”一看,“噢,有！还署名‘杜润生’！”他说：“杜润生是我批评过的‘小脚女人’哪！与邓子恢在一起呀！怎么搞的科学院拿去重用了！不仅当秘书长,还当党组副书记呀！谁决定的”批评了,也没有通知我,结果彭真同志在全国开会议,在各个省市委书记小范围内,讲中苏关系破裂了,讲了撤退专家的问题.同时,又传达批评科学院,点名批评了杜润生秘书长,发电报给苏联科学院,同意苏联的人参专家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错误的！说,“杜润生不应该这样重用！说受到批评怎么科学院还重用,还提拔！”“哎呀呀！”还有这个事啊.当时我也很紧张啊.我说反正我负责吧.这个事情虽然事前我不知道,总是科学院的事嘛,我负责.周总理化解了矛盾

刘：这件事通了天,发火了,后来是怎么化解的呢

张：全国会议之前,彭真同志也没有找我谈过.会后我就找周总理了.因为当时向科学进军和他来往比较多,有些事我找他,他愿意接见.我就向周总理汇报.我说：“杜润生当秘书长、当副书记是我提的.为什么提工作需要,他条件好、适合.我需要这样的同志,对党的工作有利.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第二,这件事,这样批评杜润生同志不公道！因为发这个电报他不知道,是另外一个副秘书长发的,用他的名字.为什么用他的名字呢因为这是科学院对外的规矩.你这样怪杜润生,把责任归在杜润生头上不公道,不能归他,应该归谢鑫鹤负责.”周总理听了以后说：“怎么办呢发了话啦！”我说：“这样吧,我建议采取中间办法,对他老人家,完全不尊重不行.他已经发了脾气,要撤杜润生的职啊,还如何如何的.那就把他这个党组副书记暂时撤掉吧,秘书长保留.工作还是要他做,不然我没有助手,我就请求另外找个同志来,我不在科学院干了.本来应该撤我的职呀,我是科学院党组书记嘛.我不负责任,推到下面去不好.”周总理听到我这样一讲,他说,“哎呀,这个问题是个问题.”我说,你要给讲清楚哇！他说：“好吧,科学院还是你负责.杜润生问题,就按你的意见处理.”这样就把他的副书记去掉了,还是当秘书长,工作照做！哈哈！这个人参专家问题就这样化解了.

聂老总称赞“十四条”

刘：杜润生同志在科学院还起了什么作用

张：杜润生在科学院又一次起重要作用,是在三年“大跃进”带来生产破坏、经济困难,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饿肚子,浮肿,的总方针要调整嘛！要对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上纲、上线这个办法进行调整,不然过不下去了,饿死人哪！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带头检讨嘛！在这个情况下各行各业都要调整,那么科学战线呢,我们研究搞个若干条.在科学院我们搞了个14条调整纲要.这14条等于对科学、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科学工作本身的调整.14条搞出来以后,我到杭州去向聂总汇报.聂总听了汇报很重视.他说：“14条很好！”他非常赞成.他说：“不仅科学院,还要扩大,全国都要这样搞！”因此,交代再用他的名义写一个报告给.科学工作调整为什么要搞14条的道理,让我提出几个问题来,以聂荣臻同志的名义报告,请批准14条,同时也批准聂荣臻的报告.这两个文件,我主要是靠老杜,他是我的大秀才呀.他组织一个班子搞出来了.这个报告把我们的意见集中起来了,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科学家的看法.最后经过聂总同意,就上报了.书记处讨论科学14条及聂总的报告,聂总要我列席,代表他在会议上做说明,因为当时聂总身体不好.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文件在科学战线来讲比较重要,要求在全国实行.14条在科学院贯彻得比较好,起了很大作用,在其他单位也起了一定作用.

“”初保护郭沫若

刘：能不能再谈谈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境中保护他人的事情

张：那个时候第一个压力最大的是我,第二是老杜,其他就是裴丽生他们.“文化大革命”开头的时候,还有一段吸收我参加“516”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大会堂.那时在杭州.我主要是保郭老！郭老有一封信给我,我就转给,要他们迅速转给,反映一下.他那封信哪,讲得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调子越来越高了,郭老也是很敏感的人,他写信给我,他不写信给,因为我是党组书记.他信中说,我以往的著作像一个臭茅屎缸,被一个盖子盖住了,一揭开呀,臭不可闻.因此,像我这样的人不能当院长,请你转告把这个院长免掉！我觉得问题严重了！郭老这个人很自尊.我赶快把信转到,请立刻转到.以后,开“516”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时候我估计接到我转去的信了,可能还有提出的意见.这时候来一个同志找我,他说郭老到四川老家去了,要他回来.我们派专机接他回来,参加会议.就是“516”在北京召开的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科学院去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范文澜.在转给的信上,我写了意见,我说：“郭老很紧张,希望注意保护他.”这样把他给保护起来了.后来他的孩子受冲击,但是他本人没有受冲击.本来我们也想起草类似反斗争保护知识分子的文件,并经过酝酿,但是后来我也被冲击了,被打倒了,最后也没有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