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绳近代史遗稿二种》

《胡绳近代史遗稿二种》已于今年4月出版,这是令人欣慰的,虽然伴有一丝遗憾.说“遗憾”,是因为到这本有关《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遗稿,不能不使人想到,如果胡绳同志生前能指导课题组写完这本书那有多好！再如果胡绳当年能亲笔写出这本书,那当然更好了！可是,“天命”难违,他的工作特别是身体状况使这些都成为不可能.所幸留下了这本遗稿,并且在他走后不到半年就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多少可以弥补上述遗憾,所以终究是件叫人高兴的事.

《遗稿二种》辑入的是什么样的稿件?本书“编者说明”讲得很清楚,不妨照录：“1995年初,胡绳约丁伟志、徐宗勉到家中,谈了他续写中国近代史的设想.他说,写完《从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后,本来还想接着写下去,写一本《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积累了一些想法,可是事务缠身,始终没能动笔.如今还想把这本书写出来,可是精力已经不济,无法独立完成了.你们二位,如果愿意,把这件事做起来如何?丁、徐回答说,这件工作当然应该做.如果您亲自主持,出主意出思想,我们担任起草一类的具体事是理应尽力的.他说,那好,过些日子,我们一起去湖北、河南转一圈,一路上议论一下关于这本书的构想：你们也可以再找几位年轻人,协助做些搜集查阅资料的工作.”“本书收入的第一部分《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前九讲就是在湖北、河南与丁伟志、徐宗勉所谈；第十讲,是后来在北京他的家中与丁伟志、徐宗勉、陈文桂所谈”.“本书收入的第二部分《“五四”后中国政治的新格局》,是我们几个人根据他的构想,撰写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第一编,共5章25节.主要撰稿者是丁伟志、徐宗勉、陈文桂、闵杰.”这部分书稿大多数属“未定稿”.此外,作为这部分的“附录”,还收入了为第二、三编起草的5篇草稿.

《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这)占本书篇幅的十分之一左右,比第二部分少得多,由于是谈话,史实和议论都难免有讲得不够周密的地方.但是它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它的学术价值,以及它所表露的求真求实、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都远远胜过本书的其余部分.我想,读者对本书的兴趣和思考也会集中在这一部分.

这里,我仅就自己的领会,对《谈话》作一点扼要的介绍.

《谈话》共分十讲,题目依次是：《关于中间势力》、《关于“半殖民地”》、《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关于五四运动》、《关于中国》(上、下)、《关于国民党》、《关于“三个角色”》、《关于编写中应当着重研究的四个问题》.围绕这些题目,胡绳对“五四”后三十年间一些重要政治力量和历史现象,包括用作举例的某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进行了独到的评论和分析.有些看似“老生常谈”,实则含有新意.对此,留心这段历史的人读后自会明白.

从史学的角度看,我以为《谈话》中对某些人物和事件(如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具体评论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评论由以形成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思路,包括在深入思考中提出的某些问题.正是这些观点、思路将这三十年历史的研究导入一个新的天地.

下面略举三点.

一、“不是只有两个角色,而是有三个角色”.

《谈话》说：“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讲它们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等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既要写武装斗争,又要描写、分析中间派的各种活动,写它的发展、分化,直到后来其中绝大多数站到了革命和一边,决定了革命的胜利.”“总之,这本书要写‘三个角色’,以及它们之间复杂和变化着的关系,而不是只写两个角色,两军对垒,这样内容就会丰富得多.”

所谓“中间势力”,就是“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其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也正是他们,而“统一战线”乃是新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些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可是,以往讲这段历史的书,不论是“党史”、“革命史”还是“中国现代史”,都没有把中间势力看作是可以与国、共两党相提并论的一个“角色”,一般只是在论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讲一下党派的活动和影响,以及它们本身的发展和分化；对于这些党派的作用的评价,也都局限于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从中看不明白“统一战线”何以重要到成为能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并列的“三大法宝”之一.近十几年来情况有了一点变化,有的书在写抗战前十年那一段中也专辟章节介绍中间势力的党派组织及其活动,但仍没有把中间派看成是“第三个角色”.

这种只有“两个角色”、只写“两军对垒”的做法,大大减低了历史内容的丰富性,也使一些重要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环节的形成与发展得不到充分合理的说明.例如,1927年“清党”反共的顺利成功和的孤立与失败；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持续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力量的迅速壮大；抗日战争结束后革命的迅速胜利,等等,都同中间势力的活动、发展与分化密不可分.不如实地揭示中间势力的各种活动和广泛影响以及它同国、共两党的关系,这类重大历史现象就难以获得完满的解释.胡绳的“三个角色”论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符合历史的实际,为“五四”后三十年历史的研究与写作摆脱单调、全国硬的老框框的影响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子.

二、“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事物”.

《谈话》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搞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等可是资本主义道路又走不通.为什么不能先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呢?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是困难.的新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解决了困难.”《谈话》指出,“在此之前,人一直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反动的事物.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搞社会主义.而眼前要使资本主义有发展,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所以,在本书所讲的这三十年里,现实的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因此,不应当排斥要求发资本主义的中间势力,而是应当与他们联合.”

据此,《谈话》认为,对于“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就可以重新作出估价”.

怎样重新估价呢?从《谈话》宫可以看出,主要是改变过去流行的两个标题.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划线以区分进步与反动,“好像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后,凡是与它不同的、反对它的思想就一定是起反动作用的”.另一个是凡主张和平改良、不赞成革命的人,就予以全盘否定.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的情况是：不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主张改良的人当中,有很多是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仿效西方资产阶级的,而“资本主义在当时是进步事物”.这种要求和主张虽然最终不可能实现,但他们由此出发,程度不同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却有利于中国的革命和进步,在这一点上他们同人现阶段的目标是一致的.这类人同也会发生某种矛盾,如有些人提倡“工业救国”、“教育救国”,反对人们参加革命.对此也不能合盘否定.办工业、办新式教育本身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不能因为他们不赞成革命就予以否定.但反对人们参加革命则是错误的,当然要给予批评.批评是为了纠正其错误认识,以便更好地团结、联合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反动的或完全消极的力量.

按照上述观点、方法去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活动,中间势力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才有可能真正把它看成为写成“第三个角色”,而我们历史书中原有的某些人物也必将面目一新.

三、国民党“是个复杂的集团”.“要很好地研究,这个时期的国民党”.

《谈话》对五四后三十年中的国民党的分析和评论,涉及的方面很多,而我以为这些议论都带有探讨的性质,其本意在提出问题,以期作深入的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国民党对待发展资本主义的态度的分析.

《谈话》认为,近代中国有两次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按照国民党‘一大’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由于国共合作,“国民党有了生所,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国民党连这样的资本主义也不想搞”,中途叛变革命,失去了这个机会.

“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我们党当时做了国民党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主义成份,因为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份肯定很小.”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又一次放过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

为什么这两次机会国民党都不去利用?就第一次说,是因为“农动一起来,他们就恐慌.那样大规模的农动,出现‘左’的、无政府的偏向是必然的.而国民党代表的是最害怕农民起来的势力.”就第二次说,是因为“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而且要反对主义”；“的《中国之命运》,又批资本主义,又批社会主义,结果,他自己最后的落脚点可能就是封建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

在谈到国民党上台后十年间的作为时,《谈话》说：“台湾说国民党黄金时代是抗战前十年”,“事实上,国民党在这十年中就埋下了它最后垮台的根子.国民党的失败,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首先是没有搞土地改革.不仅如此,它对农业也没有认真抓过”.“另一个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谈话》认为,“要求这十年资本主义有大发展,也不客观,但应有一点像样的发展,连这一点也没有.经济虽有一点增长,但资本主义是受压的,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为什么会这样?要很好地研究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大概就是这时候开始露头的.”“国民党是在不能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

《谈话》评论说：“不能说国民党统治时期,从1927―1949年毫无作为,应该说比北洋军阀时期还是稍微进步一点,但不能说真正为现代化做出什么成绩了,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开辟道路,一个不反帝,一个不反封建.”“本来,上台,资本家、中间派大多数是支持的,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以为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要是蒋却没有做什么事.这里牵扯到一个国家有没有实现统一问题.”“为什么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不能统一呢?是因为没有抓大题目.农村问题,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大题目.”“不去抓这类大题目,就无法统一.”“还有民族独立、反帝问题.国民党是在‘打倒列强’的忘我工作子下取得政权的,但上台后并没有真正反帝等这使中间派、资产阶级渐渐感到失望.”中间势力最后不跟国民党走实属必然.

那么,如此这般的国民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呢?《谈话》说：“按以往一般简单的说法,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但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它的主流派“成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又说：“国民党总的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四大家庭拥有大量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没有听说他们写过大量土地,所以,不能说它是地主阶级的党.”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不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而且对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样不积极呢?再说,它的领袖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且否定资本主义、主义,并表现出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浓厚兴趣,这又是什么缘故呢?看来,不仅抗战前十年的国民党需要研究,大革命时期和1937年至1949年期间的国民党也都需要很好地研究.

就上前的研究状况看,说国民党是一个“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的“复杂的集团”大体是不错的.其所以“复杂”得不能“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我以为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单纯,而是有着中国的特色.我的这个想法是否符合《谈话》作者的思路已无从证实,能够确知的是他也曾注意到这种特色.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胡绳谈到作为小生产者的中国农民具有种种封建性的弱点时指出：“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都生活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表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也不能不影响到社会各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都受到影响.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大资产阶级不用说,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封建性.”(《胡绳全书》第三卷,下册,第514页)这段话道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即各个阶级、阶层都带有某咎封建性,只是程度不同、形式有异罢了.我想,在进一步考察、分析国民党及其在大陆的兴亡的时候,注意到近代中国社会的这个特点,恐怕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还想提一下,《谈话》中多处谈到写书的方法,如“要有点议论,不是光讲史实而没有思想”；“不能平铺直叙、平均用力”；“要有一些特写,要有点形象”,以及不喜欢“教科书的气味”,等等,也是很值得史学工作者学习、借鉴的.这些写作方法源于胡绳关于史学方法论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说起来话长,这里就不说了.

注：本文中的引文,除注意出处者外,均见《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