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关系》发表前后

点赞:4678 浏览:1662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6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编者按:为纪念诞辰110周年,文献研究室编著,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传(1949-1976)》,即将由文献出版社出版.本刊征得作者同意,特选载其中的第十三章《〈论十大关系〉到八大》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的调查,既是为八大做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三个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检测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束缚了他们,地方同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怎么写作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全会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梅》没有?答:没有看过.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说:是不是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关于发挥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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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明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说:对资本家实行赎写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

三月十三日,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三月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

三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

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汇报.

四月二日、五日、八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四月九日到十一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

从三月十三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七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月十九日,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万岁,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人士."“怕",是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四月二十日,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四月二十一日,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四月二十三日,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四月二十四日,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后来说过:“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十九年后,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一九五六年四月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请示工作方针,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给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请示,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警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还要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在自然科学界存在着对不同学派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领导人都看了.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在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中国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