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回忆

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同时建议国民党选派学员赴俄学习.此建议获得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迅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由国共两党各自分别选拔学生.选拔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和苏方协商进行的,先后选拔了三批学员,其中有不少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弟及亲属,如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女婿屈武、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侗、叶楚仓的儿子叶南、邵力子的儿子邵正纲等.邵力子本人当时也去了那里,他是国民党派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代表,因为建校时,商定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由联共(布)和中国国民党共同领导,所以他也参与学校的管理,既对学校进行视察,也旁听参加学习.由方面派去的学员,一部分是从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抽调的,也有些是由旅欧支部从旅法、比、德学生中选派的,但多数来自基层,他们不少日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或领导人.

听上一届的老学员讲,1925年“中大”第一届学员开学典礼是由托洛茨基主持的.由于托洛茨基当时在苏联国内和党内的地位很高,他的到来充分显示了联共(布)当局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重视,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据说,他在讲话中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重大国际意义,并要求每一个苏联公民都应当正确友好地对待中国学生.他的这次讲话给中国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山大学先后有过三任校长.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波兰的老革命家,又是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专家.他主讲的《中国革命史》,几乎征服了所有中国学生.拉狄克讲课时大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不同班级的学员和一部分感兴趣的教师,甚至校外如东方大学的学员和教师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等,都来听他讲课.拉狄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样子有点古怪,不修边幅且高度近视,但讲课生动有趣,言辞幽默,表情丰富,能紧紧抓住听众,课堂里会不时发出哄堂大笑.拉狄克既是老布尔什维克,又是著名学者,学识渊博,能说好几国语言,待人热情没有架子.他的学识和为人,使他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可惜,他由于卷入“斯托之争”,1927年夏被解除了校长职务,并于同年冬被清除出联共.对此,大家都感到遗憾.

接替拉狄克的是米夫.米夫原任“中大”副校长,一度主管学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他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常常参加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贯彻联共(布)的意图.1927年底接任“中大”校长后,于1928年初又兼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直接负责指导和中国革命,曾是一位对和中国革命影响甚大的人物.但米夫在学校里的威信不高,他当时才25岁,年轻学浅,态度却很傲慢,对人不理不睬.他只与少数人交往,大多数学生不喜欢他.更糟糕的是米夫接近和欣赏的人,也往往是大家所不喜欢的,如王明.王明俄语不错,又有心计,颇得米夫赏识.王明曾献计协助米夫利用校内党务教务两派之争,各个击破,夺得实权.米夫出任校长以后,让王明进入学校领导核心,从而形成了所谓“米夫――王明”集团.“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米夫派王明为助手协助组织大会,使其得以涉足高层,为日后米夫亲赴上海,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扶植王明取得领导权,形成“王明路线”铺平了道路.米夫出任校长以后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大”迅速掀起了反托斗争,彻底肃清托派.不过,“中大”的反托斗争是在多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展开的,王明利用了这场斗争,打击清除异己分子,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一切不满和反对他的人统统作为托派论处,进行审查、批斗、、流放、以至置于死地.结果,使得有些原本不是托派的人,因为对这种迫害极端不满,反而转向了托派.而这期间,王明则羽翼渐丰,形成并巩固了他自己的政治势力.

接任米夫的威格尔,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教育家,对学员很关心,受到大家的爱戴.他任职时正值“中大”进行紧张的清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于1930年随着“中大”宣告关闭而沮丧地走出了学校大门.

从1926年起,作为中山大学第二期学员,我在莫斯科学习生活了整整两年,直至1928年冬学业期满为止.“中大”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丰富多采.校方对学员的生活照顾周到,待遇优厚,穿的用的全都供给,每人每月还有15卢布的生活津贴.在当时的苏联,这笔钱不算很少了,除了抽烟,有时还可约同学去中国餐馆吃吃中国菜.学员每年还有两个星期的休检测,休检测期间,学校组织大家游玩,记得我去过一个叫多莫俄斯卡的疗养所,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

我在“中大”期间,还出过一次“风头”.约在1927年2、3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学校选派蒋经国和我分别代表第一、二届“中大”学生出席大会的开幕式,由我代表“中大”的共青团员向大会讲话,由蒋经国作翻译.当时中国正在北伐,革命处于,我们在大会上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当我们高呼口号结束讲话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振奋人心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我当时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文化水平不高,思想单纯幼稚.虽然此前在党的地下印刷所工作了两年,已经有了一定的革命觉悟,但还十分缺乏政治斗争锻炼,也不懂什么叫党内斗争.对于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则更是一无所知.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因此学习热情很高.在那种可以说是精英荟萃的学习环境中,高起点高水平的教学,确实催人奋进,启人智慧.我虽然要比别人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最初几个月的适应期过去以后,学习就慢慢地跟上了.特别是俄语难关攻克以后,我的学习信心大增,知识的库门一旦打开,就有一种发现了宝藏一般的兴奋,有一种莫名的愉快.总之,开始时一切顺利,我进步也较快,多次受到过表扬,后来还在班级里担任了团小组长.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正当我全身心地投身于学习时,联共(布)党内的斗争开始白热化,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派之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较量.其最终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这场党内斗争,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巨浪狂澜,使不少人和革命者的人生轨迹骤变.由于“中大”是以托洛茨基派的中坚人物之一拉狄克为校长的,又由于这所学校直接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斯托之争”一度在校内展开得十分激烈,使得一切关心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人无法置身其外.

其实在1926年底我刚刚进校时,不论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的学员,对联共(布)内部的那场论战并不十分关心,也不十分了解.我初来乍到,埋头学习,更无心他顾.事情发生在列宁逝世前后.开头是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期间写了一封致联共的信,又联络了―些人发表了一份声明,猛烈抨击机构的腐败与官僚主义,受到了以斯大林为总书记的联共的批评,于是托洛茨基那一批人就形成了党内第一个反对派,被称为“莫斯科反对派”.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因此被解除了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此后,到1925年底联共14大时,曾与斯大林联手击败托洛茨基的另外两位党内高层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联手起来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于是又形成了第二个反对派,被称为“列宁格勒反对派”.次年,两个反对派结成“托季联盟”.尽管托、季、加都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原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很高,但每一次交锋,都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随着联共(布)党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深入,“中大”也逐步卷入.早期,争论是在教学活动的“讨论会”上进行,稍后又在党团组织的会议上展开.我们中国学生关心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国共合作以及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开始时基本上还是一种学习和讨论的方式,各抒己见,并不激烈.由于当时“中大”的校长、教授、教职员工不少都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所以其思想和论点一直贯穿在“中大”的教学中.拉狄克还经常从校外请来持托派观点的人到学校演讲、开课,托、季、加等人的著作在校内也颇为流传,所以斗争的初期,“中大”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很多.我在这种讨论中也支持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的观点,我之所以赞成他们的观点,一方面出于我对拉狄克的崇敬,另一方面他所讲授的“中国革命问题”确实让我信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大”的团委书记,我所在班的班主任艾泼斯坦对我的影响,我很信任她,而她是支持托洛茨基的.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分歧由来已久.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卷入革命是暂时的、投机的,它必然要动摇、叛变,所以中国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绝对保持独立,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加入这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斯大林则认为国民党是群众组织,是工人、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四种成分的联盟,中国应该直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即“党内合作”方式),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争取领导权,打击,并领导这个组织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中国当时就是这样执行的,许员和党的干部,公开参加了国民党并进入其各级领导机构.在“中大”办学早期,学员中的员和共青团员也都按照共产国际和的决定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但事情在逐渐起变化.孙中山逝世以后,1926年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要求限制在国民党内的发展,这使得党内一度群情激愤.但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发出指示,令让步.这件事在联共(布)党内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托季联盟”再次猛烈抨击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从而使“国共合作”的问题迅速上升为两派争论的焦点.

1926年,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提出,力主立即退出国民党,但遭到否决.到了1927年3、4月间,托洛茨基感到叛变的危险性更严重了,于是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呼吁联共(布)和提高警惕,防止“中国的资产阶级叛变”,并称“中国革命正面临危机”,但这些观点又一次遭到驳斥.斯大林在4月初,即“四一二事变”发生之前不到十天,还在莫斯科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说,嘲笑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处于危机中”的说法是无稽之谈.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幸被托洛茨基所言中,“四一二事变”终于发生了,一时间舆论大哗.至此,许多人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的意见是正确的了.

但斯大林却并不以为然.“四一二事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不久,斯大林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一文,称中国的情况恰恰证实了联共(布)关于国共合作理论的正确性,的叛变,只不过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并断言中国革命“已进入新阶段”,由“国民党左派”汪精卫所领导的武汉政府转而成为“革命的中心”.

“四一二事变”前后的几个月是两派论战最激烈的时候,争论由上层发展到基层,由党内发展到党外,很快波及全国.争论的主要问题,一是国共合作的方针是否正确,二是谁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矛头直指斯大林.当时全国上下,党内党外,都分成两派,掀起了群众性的大辩论,情绪异常激烈,甚至引发武斗.有一段时间,“中大”几乎天天有辩论会,自由参加.拉狄克亲自出马,宣传反对派的观点,而米夫则组织力量反击,人们竞相上台发表意见.有时双方的人同时上台,互相对辩,下面两派大声插话推波助澜,或鼓掌欢呼支持,或跺脚起哄反对,热烈异常.记得蒋经国是经常上台的,他讲话像放机关,还随手带着几本书,一边讲话,一边快速翻书引经据典.在两派辩论中他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蒋经国在“四一二事变”之后表现“立场坚定”,公开在大会上和报纸上谴责他父亲的反革命行径,宣布断绝父子关系.

由于中国国内革命局势的迅速变化,人们开始指责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斯大林似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于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击.为了肃清托洛茨基与拉狄克在“中大”的影响,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亲自到校发表了演讲,回答了“中大”学生提交的十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他沉着冷静,仪表威严,说话坚定有力,颇有领袖风度.这十个问题,都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斯大林面对那些涉及大革命失败原因等棘手的问题,坚持己见,态度坚决.在演说中,他毫不客气地多次指名批评拉狄克.这次讲话并没有让大家感到满意,斯大林许诺以后再来.但他离开“中大”不久,便很快采取组织措施,解除了拉狄克的校长职务,从而使“中大”的局势得到控制.此后斯大林不失时机,穷追猛打.十天后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又作了《关于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同时在苏联各大报纸上推出布哈林(他当时支持斯大林)、马尔丁诺夫及共产国际印度代表罗易等一批领导人批驳托洛茨基的文章,一时间宣传舆论万炮齐轰,在整个苏联掀起了一场反对“托季联盟”的猛烈攻势,两派斗争形势急转直下.

接下来的中国局势变得更为严重.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大革命终于完全失败,大批人和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工作转入地下.接着改组,解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武汉成为革命中心”之说又一次落空,但斯大林此时已牢牢控制住局势,反对派再也掀不起大浪了.只有托洛茨基依旧坚持不懈,又写了《九月提纲》,企图提交联共十五大辩论,但再次遭到否决.这次他丢了党籍,并于次年被流放去了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出境.

这场自列宁病危开始的世界共运史上史无前例的党内斗争,历时五年,到1927年底联共(布)十五大时,终于尘埃落定,75名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取得全面胜利.在基层,群众性的大辩论实际上到1927年夏季以后便逐渐收场,紧接着政治高压笼罩全国.

“中大”在米夫和王明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托斗争.采取的方式是一面进行揭露和批判,一面陆续采取组织措施,形势很快一边倒,反对派遭到严厉的打击.那些曾在大会上激烈发言拥护托洛茨基的人如陈琪、闻岳等被软禁起来,其他一些人则视不同情况,被撤消职务或给予各种处分,艾泼斯坦也被撤销了团委书记的职务.艾泼斯坦被撤职后仍继续和我保持联系,继续对我宣传托派的观点,还给我看一些被禁止的托派秘密文件,如托、季、加等人的讲话稿,以及批评斯大林的文章如《九月提纲》、《断了线的风筝》和当时尚未公开的《列宁的遗嘱》等等.在联共(布)十五大之前不久,我还在艾泼斯坦家里认识了陈琪,那时他还没有失去自由.不久陈琪邀我去听过一次托洛茨基的演讲,地点和演讲的具体内容都记不清楚了,但演说的场面却还记得.托洛茨基依旧风度翩翩,信心十足,毫不在乎地振振有辞,不时赢得全场的笑声和掌声.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托洛茨基,他的样子有点古怪,但富有魅力.

党团内部、革命队伍内部之间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变得如此紧张,如此敌对,是我从未想到的.我总觉得党内不同意见有如兄弟之争,完全不该走向对抗,更不应该导致流血.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郊区一个休养所,亲眼见到陈琪和闻岳被斗,被追逐殴打,样子十分凄惨,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在那之后不久,他俩便被流放到南俄靠近波斯的边境去了,是秘密送走的,人们半个月以后才发现他们不见了.

1927年底,从武汉、上海等地又来了―批新学员,他们是蒋汪叛变后保存下来的力量,由党组织设法分批秘密送到莫斯科来学习军事的.这些同志都是在国内从事过多年革命实际工作,目睹了1927年国民党背叛,亲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经受了流血斗争的考验的.他们来到“中大”时,“斯托之争”胜败已定.但他们有不少人仍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确定自己的观点,并以他们在国内亲历的事实为依据,来说明斯大林和联共(布)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批人后来不少秘密转向托派,我的好友,曾与我同在上海地下秘密印刷所工作过的曾猛就是其中之一.

斗争的后期,终于触及到了我的问题.我因早期在教学讨论和团小组会上有过支持拉狄克的发言,群众性大辩论时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被认为有政治错误而撤销我的团小组长职务,仍保留在党团组织之内,尚没有当作敌人对待,所以我仍旧得以继续完成两年的学习,正常结业.临近结业,我心中开始不安了,不知对我这个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将如何处理.后来我终于知道,情况糟得很！听说凡是持托派观点的学生,被遣返归国时都不介绍组织关系.这就是说,不履行组织手续,便无形中给予了开除党籍团籍的处分,这可是政治生命的大事啊!1928年冬的某一天,我终于在忐忑不安中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归国之途完全由学校当局安排.我被指定和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志结伴同行,他叫葛颂谔,党员,年长于我,也持托派观点.在离校前,果然没有给我开具团的组织关系,我曾去团委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带着团证就可以了(我过去还没有单独办过转移组织关系的事,信以为真,后来在路上葛颂谔听说后嘲笑我太天真,才知道团证根本没有用).我和葛临到出发前的一刻才见面.我们在―位陌生的俄国人带领下,被送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远东的火车.临行前被告知,到海参崴之后必须住进指定的旅馆,在那里将有人安排我们的下一段旅程.

到了海参崴住进指定的旅馆之后,我们很意外地被告知将与国民党学员同船直返上海,果然就在那家旅馆里,我们见到了在校有名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郑介民和陈国琛,这着实让我俩大吃一惊！郑介民和我在“中大”同班,一直和大家格格不入,后来成为的军统特务头子.在“中大”的两年间,自“中山舰事件”后,我们这些由派来的党团员便一直与国民党学员不和,“四一二事变”后,更是到了短兵相接势不两立的地步,与他们同船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在白色恐怖严密控制下的上海,上岸后无疑必遭扣留或逮捕.

情况严峻！老葛和我一致决定放弃船票,毅然选择偷越国境之路.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条非常危险的路,但眼下却是一条唯一可行的路.虽然我们将要在黑夜严寒中,冒着边境上随时可能飞来的弹、随时可能坠入雪坑深渊等种种危险等然而,此时我们只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别无选择.好在老葛阅历丰富,办事老练,他找到了一些熟悉的关系,最后我们化妆成商人,跟着―批边境生意人和者,在―个专为者怎么写作的越境向导的带领下,几经凶险,终于得以死里逃生,活着回到了祖国,其中的故事一言难尽.

回到国内,为安全计,在绥汾河我和老葛分手了,此后我便孤身一人.离开两年,祖国山河依旧,而我的心情却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没有组织关系,我就再也回不了地下印刷所,找不到革命组织了,我感到十分伤心和沮丧.老葛知道我的处境和心情,分手前告诉了我一个上海的地址,说如果回国后没有去处,可以到那里去找出路,于是我决定仍回上海.但所发盘缠原本不多,偏偏途中又遭偷盗,一度甚至不得不靠抵当随身物品糊口.所幸在一位原本素不相识的朋友的帮助下,解决了部分路费,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漂泊到了上海,在那里总算遇上了几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先期归国的学员,得以落脚于北四川路的“新宇宙书店”.这时我19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