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7年,我和蒋经国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一年,当时,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他在事变前后的一些情况,至今在我的脑海中留有较深刻的印象.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学员由、国民党各自择优选送,还有一批当时国民党要员的子女,如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女婿屈武,叶楚伧的儿子叶南,邵力子的儿子邵子纲,的儿子蒋经国等.

蒋经国是1925年冬（当时16岁）由广州搭俄轮经海参崴转火车经西伯利亚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是第一届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是1926年冬（当时17岁）由上海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算是第二届学员中年龄最小的,和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先后同学一年.

蒋经国当时年少英俊,经常穿一身皮茄克,头戴列宁帽,在台上发言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平时还操着俄语经常和苏联人交流,跟其余那些大员们的儿女相比,令人瞩目.

当时我的俄语教师艾泼斯坦是学校青年团的负责人,我是班上团小组组长.约在1927年二三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少共国际会议,学校选派蒋经国和我分别代表第一、二届中山大学学生出席大会的开幕式.

在出席大会的前两天,艾泼斯坦通知我,要我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山大学的青年团员向大会讲几句话,并安排蒋经国做我的翻译.事后我才意识到,由一个青年工人代表中山大学青年团向大会讲话,再由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的儿子当翻译,此种安排与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不无关系.当时在大会上我究竟讲了些什么,尽管今天已无法全部回忆起来,但我和蒋经国用中文和俄文共同高呼“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少共国际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这些口号作为讲话的结尾时,会场上报以热烈掌声的那种令人鼓舞振奋的场面,至今却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少共国际会议结束不久,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打垮了孙传芳,夺取了上海.这一消息传到中山大学,震动了全校师生员工,人们群情沸腾,含着晶莹的泪珠,热烈庆祝这个喜出望外而又似乎早在意料之中的伟大胜利.

在学校大礼堂里,异常热烈的庆祝大会开始了.报告人伊格诺托夫的讲话一再被震耳的掌声所淹没.这时,为全校师生所瞩目的蒋经国,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上台了,只见他满怀,容光焕发,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说,当我们今天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热烈庆祝这一由北伐军在上海工人兄弟武装斗争支持下夺取上海的胜利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在我们祖国的江河之中还有帝国主义的炮舰在游弋,我们随时有可能受到他们的反扑和袭击,革命的敌人是决不会自动放弃反动统治的宝座的.他挥舞着手臂高呼：“同志们,更艰难的斗争任务在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要继续前进,从上海打到南京去,打到北京去,夺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等”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同学挤上前去,把一个纸团递上了主席台,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随即宣布说：“同志们,有同学提议,即刻以学校庆祝大会的名义向国内发去贺电.”这一提议立刻得到全场热烈鼓掌通过,随之两个热情洋溢的贺电从莫斯科发出了,一份发给了上海工人,一份发给.

庆祝大会结束后,全校师生冲出大门,一直游行到共产国际大厦.在回校途中,我们不断被苏联人堵截,他们时而向我们欢呼,时而向我们拥来,挤进我们的游行队伍,还时而有人在我们队列中寻找蒋经国.好几次蒋经国被他们找到了,被团团围住,把他一再抛向天空,落下来接住了再被抛上去等

庆祝上海解放的欢呼声犹在耳际,出人意外地传来公开背叛革命的消息,大大震撼了中山大学.就在4月12日的当晚,全校师生举行集会,一致愤怒地通过决议致电武汉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在会上,很多学生,包括国民党要员的儿女在内,都上台发了言,特别是蒋经国,他慷慨激昂,义正辞严,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他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公开背叛革命的行径.他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的儿子,而是作为共青团的儿子来讲话的.”他的讲话赢得了大会雷鸣般的掌声.几天后,蒋经国发表了公开的声明.塔斯社把这个声明译为多种文字广泛向全世界传播.其全文如下：“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逐渐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已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人大众的敌人.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的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蒋经国在声讨会上的发言和他的声明博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虽然当时还有其他国民党要员子女也都戏剧性地在大会小会上发言并发表了和他们各自的父亲划清界线的公开信,但当时一般都反映他们只不过是出于环境的逼迫而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带来了极大的悲愤,也带来了有关中国革命路线策略的一连串疑问.托洛茨基、拉迪克等人也利用这一事实不断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早在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对的定性和应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等问题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中山大学经常在大小讨论会上公开讨论有关中国革命的路线与策略问题,双方辩论十分激烈.这时,常常可以看到蒋经国在演讲台上露面,他带着一堆书,不时从中引证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点为托洛茨基的立场辩护.他讲话像开机关那样,一面飞快地翻书宣读针对性的引文,然后再讲,接着又找下一段的引文.他还经常在墙报上发表许多尖锐有力的短文,公开拥护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

1927年冬,中大第一届学生毕业后陆续归国了.那些公开露面的托派积极分子,有的被遣送归国,有的被流放西伯利亚,但蒋经国却被转送到列宁格勒的一所军政学院继续深造.当时一般人对苏联当局对蒋经国的处置有种种猜测：有人认为这是念他年轻,政治上幼稚偶尔疏忽；也有人认为苏联领导人是出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把蒋经国当作与可能谈判时的筹码；还有人认为苏联领导人仅仅指望通过蒋经国本人来同保持某种微妙的联系.至于蒋经国自己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以“左”的或的姿态出现的政治面貌,究竟出自他的本意,还是出于环境所迫的一种戏剧性的检测象,也有种种不同的揣想,当然这只有蒋经国自己才能予以正确的回答了.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不久,28岁的蒋经国带着他的苏联妻子和儿子回到祖国,结束了他12年的苏联之行.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