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家书看胡适夫妇

关于胡适夫妇的情况,最常见的资料是康德刚《胡适杂忆》中的一章“较好的一半”,以及石原皋《闲话胡适》中的一章“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据唐德刚说,江冬秀晚年写了一份自传,那是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虽然不善述文,别字连篇,却是一篇纯真朴素、最宝贵的史料.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去台北胡适纪念馆寻访这份自传的下落,当时的馆长王志维说已经毁掉了,使寻访者怅然若失.令人欣慰的是,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收有胡适致江冬秀信129通(包括信函、电报和明信片),胡适档案中又存有江冬秀致胡适信135通(包括明信片),双方往返信函共264通.这是研究他们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最具权威性,惜未被研究者充分挖掘.现主要根据这批信函,对胡适夫妇的关系作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第―样便不要缠脚,

第二样便要读书”

胡适是14岁那年(1904年)跟邻村江冬秀订婚的.媒人胡祥鉴既是江冬秀的塾师,又是胡适的本家叔叔.胡适对于这桩包办婚姻不仅采取了完全顺从的态度,而且为了避免母亲误会而发表过为旧式婚制辩解的言论.胡适在1915年5月19日致母亲的信中写道：“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大不取.自由结婚,固有好处,亦有坏处,正如吾国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处,有坏处也.”由此可见,胡适对于封建包办婚姻最初采取的是折中妥协的态度.

在青年胡适的幻想中,曾一度以洞房为“执经问字之地”,想跟未来的妻子建立一种伉俪兼师友的关系.然而他必须面对的现实却十分严酷.江冬秀的父系母系虽然都是书香门第,但江冬秀本人却是一位错别字大王.比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把“瞎说”写成“害说”,把“肛门”写成“虹门”,把“一大篇”写成“一大便”.此外,作为一个身居乡间的姑娘,她也被缠了小脚.在胡适看来,女人身上最忌讳的缺点就是缠足与无知.早在1906年,16岁的胡适就在《竞业旬报》发表过《敬告中国的女子》一文.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女子,若不情愿做废物,第一样便不要缠脚,第二样便要读书.”

为了使未婚妻将来不致成为“废物”,胡适在家书中说了不少鼓励和规劝的话.在1911年4月22日给江冬秀的第一封信中,胡适首先夸她“字迹亦娟好,只是‘不甚能达意’”,因此鼓励她利用余暇温习功课,不让学业荒疏.1910年8月中旬.胡适作为清华大学庚款留学官费生赴美留学,初人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1915年秋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14年4月,胡适在美国收到江冬秀的第一封手书,觉得词旨通畅,因此喜慰无限.实际上,江冬秀的来函如果真是“字迹娟好”,那肯定是他人捉刀的；如果真是“词旨通畅”,那肯定是请人润饰的.从青年时代直至晚年,江冬秀的学识并无明显进步.后来,胡适了解了这一情况,要母亲转告并从旁督促江冬秀：“自己家人写信,有话说话,字不必好,即用白字,亦有何妨.亦不必请人起稿,亦不必请人改削.”对于江冬秀信中的连篇错别字,胡适采取的是一种谅解、鼓励的态度.他鼓励未婚妻：“昨天收到你的信,甚喜.信中有好几个白字,如‘事’当作‘是’.‘座’当作‘坐’.‘记’当作‘这’.又‘你’字、‘听’字也写错了.下回可改正.”

对于江冬秀的一双小脚,胡适看得比年龄和学问更重.他认为,“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正是中国旧文化的一大罪状.1914年春,他听说未婚妻准备放足,非常高兴.他在同年4月28日致江冬秀信中写道：“来书言放足事,闻之极为欣慰,骨节包惯,本不易复天足原形,可时时行走以舒血脉,或骨节亦可渐次复原耳.”他在同年7月8日致江冬秀信中再次鼓励她放足.然而由于江冬秀的小足已经成型,所以放足毫无效果,致使西装革履的胡适跟三寸金莲的江冬秀牵手显得极端的不和谐,甚至被人评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胡适是1917年12月30日跟江冬秀完婚的,此时距离他们订婚相隔了漫长的13年.在这期间,胡适跟母亲之间因为婚期问题一度产生矛盾.胡母在致胡适信中批评儿子屡延归期,而延期之理由又未说明,她感到浑身被冷水浇透.信中还说：“外间屡有人传尔另婚不归云云,虽此等无稽之谈予皆当作过耳风,但尔屡稽归期之故实令予无从捉摸.”

之所以出现胡适另行娶妻的谣传,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1)胡适的婚期一再展延；(2)胡适在致母亲的信中又禀报了他跟韦莲司女士成为“好友”之事.为了让3万里外的岳母和未婚妻安心,胡适在1915年10月3日致母亲信中陈述了五点理由,驳斥了外间的“无稽之谈”：

“一、儿若别娶何必瞒人何不早日告知岳氏,令其另为其女择婿何必瞒人以贻误冬秀之终身乎

二、儿若有别娶之心,宜早令江氏退婚.今江氏之婚,久为儿所承认.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

三、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故儿在此邦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儿既不存择偶之心,人亦不疑我有觊觎之意,故有时竟以所交女友姓名事实告知吾母.正以此心无愧无怍,故能坦白如此耳.

四、儿主张一夫一妻之制,谓文明通制.生平最恶多妻之制,(娶妾或两头大之类),今岂容躬自蹈之

五、试问此种风说从何处得来里中既无人知儿近状,又除儿家书之外,无他处可靠之消息,此种谣传若有人寻根追觅,便知为市虎之讹言.一犬吠影,百犬吠影,何足为轻重耶”

以上五条,胡适委托母亲一一向岳母陈述,以“表明心迹”,“以释其疑”.应该说,胡适的上述表白是真诚的.一方面,他的确顾忌因为男女关系上的行为失检而导致“将来之事业名誉”“扫地以尽”.另一方面,他当时对于这桩包办婚姻“从无一毫怨望之心”.

1916年初,胡适家中噩耗频传：他的大哥、大姐及岳母相继去世.岳母生前未见女儿与胡适完婚,胡适再次感到难辞其咎.1917年4月下旬,胡适完成了博士论文,准备于6月上旬启程归国.家中希望他归国后即与江冬秀完婚,胡适表示为难.他在同年4月19日致母亲信中说：“婚事今夏决不能办,一因无时候,一因此时无钱也.更有一层,吾乡婚礼,有许多迷信无道理的仪节,儿甚不愿遵行.”他还表示要改良婚礼,包括不行跪拜礼,不放鞭炮、不雇吹鼓手等.在同年7月16日信中,他再次陈述了反对的理由,并说：“以此诸故,儿志已决,拟冬检测中再办此事等”

1917年12月30日,亦即胡适26周岁的阴历生日,他在安徽绩溪老家跟江冬秀举行了婚礼.主婚人是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当时胡适已经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据胡适书信,当年10月他的月薪已由260元增至280元.他在北京的开销,每月伙食费只需9元,房租只需3元,因此有了足够的钱成家.新人用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胡适在致词中强调要破除旧式礼节.这次结婚胡适在老家前后共住了45天.

1918年2月初,胡适从老家回到北京.蜜月期间,他共写了5首新诗,合并成为一组《新婚杂诗》,发表在同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其中第5首写的是：“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外亲切！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新婚杂诗》的确表现了新婚夫妇的闺房之爱,但同时却掩饰了胡适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新婚杂诗》刊出17天之后,胡适在给挚友信中十分坦诚地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岂意反此以令堂上介意乎！”从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中,我们才了解到他之所以同意跟江冬秀结合的真实心态.

在现存的江冬秀书信中,虽然谈的大多是家庭琐事,但在字里行间常流露出对胡适的思念、牵挂.特别是胡适婚后一度到南方养病,1927年至1930年又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跟江冬秀一度分离,这段时间的往返书信更是鹣鲽情深.现摘录1923年11月21日江冬秀致胡适函一封,借一斑以窥全貌,错别字和不通的文句保持原貌：

你前两星期给我的信,你说十三四大概可以动生(身),你叶(叫)我不必写信把你,故我就没写信把你,但是你到今天也没有回京,也没有信把我,叶(叫)我这四天心里着急的不得了.还是你又发病了,还是有另(外)的原(缘)故晚挂念和着急.你这一次离京,我没有一天心里不发愁.加只(之)你每次叶(叫)我盼望和着急,这是怎样说发(法)呢等高(梦旦)先生说你到上海再不能住了,说你这一尚(向)又没有一(以)前的身体好了.我今天听见他说你的身体不狠(很)好,我心里好比刀割一样.无论如何,我求你见我的信就赶快回京为要.我病了三天了等

唐德刚先生在谈到江冬秀的自传时曾说：“我细细咀嚼,真是沾唇润舌,余味无穷.它的好,就好在别字连篇,好在它‘不善述文’,好在她无‘咏絮’之才！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我想,对江冬秀的上述书信,也应作如是观.

“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

从1917年底结婚到1962年2月24日胡适猝然去世,他跟江冬秀共同生活了45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之间可以说是甘苦并尝,感情之间有磨合之处,也有无法填补的鸿沟.归纳起来,胡适对妻子的感激和欣赏之处有三点：一是江冬秀在生活上对他的照料,使他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二是江冬秀不想要他做官,使他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三是江冬秀一生不信神鬼佛道,这一点跟他的行为哲学非常默契.

作为妻子,江冬秀对胡适日常生活的照顾还是比较细致的.她烧得一手好菜,特别是会做胡适最爱吃的徽州“塌裹”(馅饼),使胡适能一饱口福.胡适开“夜车”,她也会预备好皮蛋或鸡蛋当宵夜点心.江冬秀不但在结婚前苦等了胡适13年,婚后夫妻也有不少离别的日子.特别是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有整整4年只身在美国出任大使,把江冬秀和孩子留在兵荒马乱、战火频仍的国内.抗战时期,百物腾贵.江冬秀带着儿子逃难,实属不易.她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两上两下的房子,要房金乙(一)百廿五元一月,还要先付两个月.又还要乙(一)千五百元顶(定)费,只好租不成了.”由于时局不宁,生活动荡,江冬秀身体大不如前.1940年10月6日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写道：“我今年有老意的样子来了.身体不及早两年了,年岁不尧(饶)人,老了.我从(在)这三年多,玩的地方一处没到过,在家也长长(常常)的一身病.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多.”但是,就在兵荒马乱的危急关头,江冬秀仍然妥善保管了胡适的藏书.胡适1939年4月23日致江冬秀信中满怀感念之情地写道：“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从这个事例也可以反映出江冬秀身上超凡脱俗的一面.

规劝丈夫脱离政坛漩涡,是胡适对江冬秀的特别欣赏之处.1938年9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同年10月13日,江冬秀在信中规劝胡适“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并恨自己不能多助他一点力.胡适阅后非常感动,在同年11月24日的复信中发自肺腑地写道：“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徐)新六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1940年4月,国内传出胡适要出任研究院院长的消息,有人向江冬秀道贺.江冬秀立即致函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的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雹)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念)头上.”1947年3月5日,致函胡适,推定胡适为国民政府委员.胡适去南京见之前,江冬秀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做官.”胡适接受了太太跟其他一些友人的规劝,两次恳切陈辞,坚辞国民政府委员,迫使于4月19日复电照准.江冬秀不但不愿意胡适为官,也厌恶儿子从政.小儿子思杜想学政治,江冬秀写信告诉胡适：“小三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

胡适跟江冬秀都不迷信.胡适的父亲深受理学家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影响,历来与僧道无缘.12岁时,胡适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13岁那年正月,胡适甚至想把绩溪中屯村口三门亭的几个泥菩萨抛到茅厕里去.在这一方面,江冬秀的性格可说是跟胡适十分相投.在胡适与江冬秀的通信中虽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胡适在晚年谈话中却夸奖江冬秀：“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

“你可以放心,

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当然,胡适的家庭生活中也有诸多不和谐因素.从胡适夫妇的通信归纳,江冬秀的毛病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作为主妇,江冬秀太会花钱.这一点她本人也承认.在一封家信中江冬秀写道：“我现在穷的不得了等我存在邮局共有一千元.这几个月来,我实在不就(够)用,去取点.这一次取了三百元把秀之.再这一次写了林家一百七十元家用东西.我一看存款上面只有五十元泉(钱)了.我心里狠(很)有点心痛.好容易存了有一千块泉(钱),一下破产用光.我回想,用光也好,免得大家都说我有泉(钱)存银行等我搬家没有泉(钱),我那(拿)了几件金器去当了一百五十元来应用.我不愿意开口向人去借泉(钱),只怪自己不好,大(太)会用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江冬秀心胸比较开阔,在金钱方面不锱铢必较.有一次,胡适来信说家中失窃,又说身体不适.江冬秀复信,说失窃“只是一点小事”,而丈夫身体不适却使她“心里忧郁”.在金钱跟丈夫的身体之间,她一贯把后者看得更重.1922年底,胡适得了糖尿病,又闹痔疮；他的侄儿胡思永也得了重病.当时江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劝他少要薪水多休息：“学堂的薪水,我想一定叶(叫)他们改为半薪,你下学期决不能来京上稞(课).我想劝你无论什么事,你都不要管,专门养病,把病养好.再多做事不为晚,又免了我替你们时时着急,天天但(担)忧你们的病.我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了,就盼望你叔侄把病养好.再照前五年的那个精神,我就可以算我做人对得住上人,对得住儿女.不言(然)我想想一点对得住上下与你的事都没有(一点).”胡适一边教书,一边帮商务印书馆看稿子,江冬秀也表示坚决反对,力劝胡适不要“带病做工”.

第二,作为母亲,江冬秀不会培育孩子.胡适跟江冬秀生有二子一女：长子祖望(1919－),女儿素斐(1920－1925),次子思杜(1921－1957).江冬秀教育长子的方法非常简单.在一封家书中她是这样写的：“祖望,你还不写信来给我.快写信来！你好好的读书,不听话我回来要打你呢.我出来带好东西给你.妈妈四日.”对思杜的教育当然也不成功.1940年11月9日,竹尧生写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小三(即思杜――笔者注)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要赶快注意.”我们不知道思杜究竟染上了什么恶习,但江冬秀在同年9月27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经谈到思杜曾让邻居吴家的女仆怀了身孕,因孕期已经八月,找旧产婆打胎未果,婴儿活着,女仆病危,送进了抢救.思杜想跳黄浦江,被打了几拳带回了家.江冬秀感到最对不住的是5岁夭折的爱女素斐.由于治疗不及时,她由肺炎转成了肺痨和脊骨炎,终成不治之症.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忏悔道：“我们不容易,两个孩子养的这样大.想启(起)女儿,完全(是)我害死了他.”当然,素斐早天并非江冬秀一人的过失.对于女儿的死,胡适也有负罪感.他在1927年2月5日致江冬秀信中说：“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罪过.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所以有这样的事.”

第三,在家庭生活中,江冬秀对胡适干扰最大的莫过于打牌.据胡适友人回忆,“她家里之客常满,斗室之内,烟雾弥漫.”虽然江冬秀打牌赢比输多,增添了家庭收入,聚众打牌又有吓跑“梁上君子”的效果,但毕竟破坏了胡适的工作氛围,致使胡适临终之前还想购房搬迁.

在胡适家书中,有江冬秀承认自己喝酒打牌太多的函件：“昨晚酒吃大(太)多,今日害酒病了等我今天晚饭有两家请,方太太、洪太太.我(今晚)酒吃大(太)多,到方家吃了五大杯白兰地,(到)洪太太(家)又吃两杯白兰地,吃了六、七杯高粱酒.十多年吃酒没有这样醉过了,还打了八圈牌,都是瞎打.两点钟再(才)回来,输了十二块泉(钱).等我去年自成(从)你走知(之)后,到现在今年共输一百元了,可气不(可)气！今年在家里我一次没有来过牌,出去应酬三次,大输而回.我现在心里实在难受的不得了等”

在胡适家书中,也有胡适希望妻子节制牌瘾的函件.1938年5月5日,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前夕远隔重洋修书,规劝妻子不要多打牌.

有意思的是,在胡适的家书中,我们还读到了一封江冬秀劝胡适戒赌的信.信中说：“你的身体狠(很)好,我狠(很)高兴.不过我听见人说你在上海同一班狠(很)阀(阔)的人在一块儿,天天赌泉(钱),(跟)阀(阔)老爷、太太、小姐门(们)天天在一块大玩大赌,来狠(很)大的牌,狠(很)大的.有狠(很)多朋友送你几千块泉(钱),把你过年用.这件事可是当真的吗”她似乎还担心胡适在其他方面越轨,在同一封信中警告胡适：“别的事是真是检测,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把身体弄坏了,就是你一身(生)的痛苦,害老婆儿子.到那个(时)日子,就不容易过了.”现在看来,江冬秀听到的传言不很可靠.胡适虽然不是完人,但毕竟没有“天天赌钱”的恶习；结婚之后,虽有情人,但并没有出入风月场所的证据.

作为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胡适跟一个来自乡间且无文化的小脚女人厮守,双方在观念上自然不会没有鸿沟.特别在婚恋观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胡适跟江冬秀自然难于契合.1926年7月,胡适准备离京赴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临行前却发生了一场家庭风波,导因是江冬秀坚决反对胡适为徐志摩和陆小曼做媒.为此她跟胡适大吵了几天,使胡适大为伤心.其实,江冬秀对胡适为徐志摩保媒如此反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徐志摩有一位原配夫人张幼仪.江冬秀深恐胡适步徐志摩的后尘,所以才会对胡适做媒一事作出过度反应.

不过,总的看来,对于胡适跟异往,江冬秀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明.胡适存留在大陆的档案内有不少痴情女子写给他的情书,其中不少还是江冬秀协助整理的.当然,她强烈反对过胡适跟表妹曹诚英之间的恋情,也曾对胡适跟学生徐芳以及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的关系起过疑心,但胡适做了解释之后家庭生活仍然风平浪静.1939年8月14日,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劝他跟徐芳断交.胡适在同年9月21日的复信中表示：“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他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同年9月2日,江冬秀在致胡适信中又满怀醋意地说：“我想,你近来一定有个人,同你商量办事的人,天上下来的人.我是高兴到万分,祝你两位长生不老,百百岁.”这当然是江冬秀的揣测,但恐怕也是“无风不起浪”.她怀疑的这位“天上下来的人”,无疑就是胡适的美国女友韦莲司.她甚至违心地建议胡适“讨一个有学问的太太”.但胡适在同年10月12日的复信中信誓旦旦地说：“冬秀,你这话全猜错了.我在这里,身边没有一个人,更没有女人等我是孤另另(零零)的一个人,每晚上总是我一个人最晚一个去睡.”胡适的这封信,让江冬秀吃了一粒定心丸.夫妻之间又重归于好.

由于文化水平悬殊,江冬秀自然不可能成为胡适事业的继承人,但胡适去世之后,她出面编辑出版了《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和厚厚十大函三十册的《胡适手稿》影印本.为了维护胡适的著作权,江冬秀还曾跟侵权者对簿公堂,但由于当时台湾对于版权法执行并不严格,对违法的惩处也过于宽松,结果似乎并不理想.诉文星书店的案子,法院拖了一年多,官司连一审都没有宣判.不过,作为胡太太,她毕竟尽了一个未亡人的应尽之责.

胡适晚年时曾以“过来人”的心情总结过他跟江冬秀结合40余年而终于不弃的经验.他说：“我认为爱情是流动的液体,有充分的可塑性,要看人有没有建造和建设的才能.人家是把恋爱谈到非常彻底而后结婚,但过于彻底,就一览无余,没有文章可做了.很可能由于枯燥乏味,而有陷于破裂的危险.我则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我和太太都时时刻刻在爱的尝试里,所以能保持家庭的和乐.”显然,这就是胡适对他婚姻生活的最终总结.胡适夫妇虽然没有达到“伉俪兼师友”的境界,但毕竟相互搀扶着走过了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