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方毅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身材削瘦、精神矍铄的科技界领导人时常陪同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就是中国科技界改革开放初期的领航人物方毅.方毅,又名方清吉、方静吉,1916年出生于厦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经历了炮火硝烟和监狱酷刑的考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福建省、上海市、华东财经委员会、财政部、国家计委、外经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等省市和部委的重要领导职务,后来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新华社的科技新闻记者,在工作中我与方毅交往颇多,有幸领略了他突出的工作能力和非凡的人格魅力.

临危受命,主持中科院工作

1977年秋季的一天,我正在北京三里河国家地震局临时搭起的抗震棚里工作,忽然走进一位笑盈盈的中年人.

“这位是方毅同志,他今天特地来看看你.”陪同方毅一起走进来的郭日方介绍说.

这样不期而遇,使我不免有些惶恐.

“哦,方毅同志,您来了,请坐！”

方毅就这样和我面对面地坐在了抗震棚里.

交谈中,我发现方毅非常平易近人.根据他的问询,我告诉他,唐山大地震后,我被新华社派到地震局蹲点,主要工作是采写与地震有关的“内部参考”,供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解震情,以及专家们的会商意见,作为抗震救灾的参考.我还告诉他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两年多.方毅还询问了我采访中国科学院所了解到的情况.当时,“”的追随者还占据着中科院的各级领导岗位,他关切地询问了各级领导人的表现,我就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他作了汇报.我和后来曾担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就这样相识了.

据说,离开外经部部长的岗位到“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的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方毅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接到的任命决定后,他立即移交工作,告别了他工作16年的外经部和熟悉的干部群众,于1977年1月12日早晨,带着一位助手和一位秘书到中国科学院走马上任了.

“文化大革命”前,中科院共有106个研究所,24714名科技人员,基本形成了比较齐全的综合研究中心.但是,在十年动乱中,研究机构或下放地方,或被撤销,到了1973年,除了43个双重领导的研究所外,直属研究所仅剩下13个.广大科技人员或被打成“臭老九”,或被关进“牛棚”,或下放劳动,或被迫害致死.仅北京地区各研究所的170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0人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被迫害致死.在这种情况下,科研人员人心涣散,科研工作陷于停顿,中科院成了全国有名的“重灾区”.就在这时,方毅来到了中国科学院.

周总理对范文同说：我向你推荐方毅同志

有一天,方毅同我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出生后还未满月,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幼年时,由外婆照料,后来外婆去南洋找他舅舅了.从小失去母爱的方毅的幼小心灵里,唯一记得的最亲的亲人就是外婆.8岁时,父亲又因病去世.

方毅早在中学时代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成为地下党员.不久,他的家成了地下党组织的接头地点,经常转送党的机密文件.年轻的方毅由于工作出色,曾被任命为厦门、漳州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共青团厦门中心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等职.1934年,方毅在上海被捕后,曾两次上“”,被判了8年刑.在狱中,他严守党的秘密,戴着重镣不屈不挠地与敌人斗争,多次和难友参加绝食斗争,靠一本词典自学英语,刻苦攻读原版《资本论》等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和苏皖、山东解放区,方毅主持财经工作,保障供给,组织力量支援前线.一天,他同我谈了这段经历后说,解放战争期间,他负责后勤工作,由陈毅直接领导.接着,方毅笑着说：“淮海战役时,我负责打扫战场,保障供给.有一次,陈毅同志对我说,你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后勤工作,不然,你提头来见我！”

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应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请求,决定派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赴越南帮助工作.和对赴越南顾问团的工作非常重视.当时,顾问团拟定的工作守则以及许多重大问题的请示报告,都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亲自审定.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越南和法国的代表签署了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由此,越南结束了历时多年的抗法战争,开始进入和平建国时期.日内瓦协议签订后,中国决定立即建立驻越南大使馆,方毅接替罗贵波任政治顾问团团长.刘少奇亲自与方毅谈话,告诉了他的这一决定.

周总理在一次和范文同会见中,当面向他介绍了方毅.周总理说：“我党派来方毅同志任政治顾问团团长,他在财经方面有一定的经验.越南现在要搞和平建设,所以我向你推荐方毅同志.”范文同高兴地说,现在越南由战争转入和平时期,给我们派方毅总顾问,我们非常欢迎.

顾问团总部的驻地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方毅同大家一样,也是住在小茅草房里,房间里的地上经常有蚂蝗、蜈蚣和蛇出没.驻地旁边有一条小溪,小溪的另一边是越南劳动党驻地,胡志明经常只带两名警卫员涉水过来看望他们.

方毅到任后,协助接管了河内,协助接管、争取知识分子和旧公教人员以及市政公用事业和文教卫生机构方面的工作,并同越南同志一起筹划恢复经济.1955年下半年,顾问团工作结束,为表彰顾问团的卓越贡献,越南党、政府于1953年、1955年先后两次向中国顾问授勋.1956年,胡志明授予方毅“国家独立勋章”.在这之后的1956年至1960年,方毅任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在越南第一线组织领导援越项目的实施.

1960年,方毅远离祖国和亲人在越南工作已有7个年头.这年夏天,他患了登革热,持续发烧不退,在越南久治不愈.知道情况后,命他立即回国治疗.1960年深秋,方毅从河内回到北京,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后康复.一天,刘少奇找他谈话,正式通知他,决定不再派他回越南工作,让他担任国务院新设立的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当时,新中国面临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为了打破封锁,反对霸权,广交朋友,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决定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力加强对亚非友好国家的经援工作,成为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中了方毅,委以重任.当时,他身兼四职,除国家计委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还兼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技术引进五人小组负责人.1964年,周总理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八项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在亚非国家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这年的冬天,周总理会见来访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副总理西德基时说：“方毅主任比我先到北非和西非去了解情况,向我提出了好建议,启发我提出了这八条.”

1968年,方毅重新出来工作后,对坦赞铁路这个中国对外援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极为关注.在这个项目组织实施的全过程中,他坚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对外与坦、赞两国政府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对内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全力配合、支持铁道部的工作,确保百万吨建设物资如期供应和数万名出国人员及时选派,对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在那些日子里,他率团出席开工典礼,施工进入决战阶段后,他一连10天坐火车察看全线工程,并于1976年在竣工典礼上亲手移交这条友谊之路.

有一天,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方毅笑着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一名‘’的干将与我同行去非洲.此人不学无术,一路上哼着小调：‘二月里来,好春光等’途中,他见我用英语和外国人交谈,竟说：‘你跟他谈什么呀你是不是里通外国啊！’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

不负重托,迎来科技的春天

方毅到中科院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领导进行了拨乱反正,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赖和拥护.1977年,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方毅继续当选为第十一届委员,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走上了党和国家领导岗位.

1977年5月12日,他和中科院的另一位负责人李昌应邀到在北京玉泉山的住处谈话.据他后来回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小平同志指示说：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首先搞上去,为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次谈话,实际上是提出了新时期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方毅从玉泉山回来后,非常兴奋.他对秘书说,小平同志很快就要出来工作了.小平同志说,他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我们要全力协助小平同志把科学教育工作抓上去.

方毅回来后,根据的谈话精神,在中科院接连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贯彻落实问题.决定采取几项重大措施：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重新建立学术委员会；各单位设一名专管后勤工作的副所长；逐步恢复中国科协和各专门学会；加强各所的研究室；选择有一定条件的科技人员任室主任和课题组长；建立各类人员的考核制度,通过各试点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对学非所用、安排不当的科技人员要逐步调整,对受审未作结论的人尽快做结论,结论不当的要恢复改正；保证科技人员每周六分之五(即每周5天)的业务工作时间；等等.同时,还决定取消院、所两级革命委员会,这个做法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

1977年6月20日到7月7日,由方毅主持召开的中科院工作会议是全面落实指示的一次会议,对全国科技战线拨乱反正产生了重大影响.

会议的有些决定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在思潮尚未完全肃清的情况下,方毅敢于实事求是地作出决策是需要勇气的.例如,取消革命委员会就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革命委员会好”,是提出来的,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都有革命委员会,中科院带头取消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向方毅请示时,他态度非常明确,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现在情况变了,那就取消好了.”不久,中科院又取消了政治部,并在科技人员中恢复技术职称、发放科研津贴、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培养研究生等

1977年9月19日,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谈话时说：“科学研究机构已经确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并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这是很大的决策,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会引起震动,会影响到教育、工业等方面.教育部门要紧紧跟上.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

正当全国在积极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又出现了一件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这就是的复出.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同志职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已被历史证明了它的重要意义,对全国科教战线来说,更是一件幸事.

1977年8月4日,根据的提议,方毅主持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底,国务院决定由方毅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对全国科学大会的内容逐一进行研究讨论.

从方毅到中国科学院、到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只有短短14个月.在的支持下,方毅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治理整顿,为中国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3月18日,方毅主持召开了约有7000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的讲话高瞻远瞩,实事求是,说出了大家多年来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是一篇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科学宣言.方毅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贯穿着的科技思想.他在报告中提出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10件事,包括：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建立科技人员培养、考核、晋升、奖励制度；坚持百家争鸣；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保证科研工作时间；加快科技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做好科普工作；等等.

在方毅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摧残的科技事业日渐兴旺.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收回和新建科研机构的工作.到这年年底,院属机构从1977年的65个增加到110个,院属工厂由6个增加到9个,大学从1所增加到4所,还成立了上海、成都、新疆、兰州、合肥、广州、沈阳、长春、武汉、南京、西安、昆明等12个分院,全院职工人数从1977年的5.4万人增加到了8万人.从此以后,科技队伍重新集结,科学的旗帜又迎风飘扬起来.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

曾在方毅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说,方毅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没有机会进大学深造,完全依靠自学,最终成为知识渊博、深谙管理、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方毅说,小平同志经常告诫我们,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只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科学家们说,方毅是一位出色的科技领导人,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著名数学家杨乐就是在、方毅的亲自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对方毅说,像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这些人,对国家有贡献,要热情帮助他们,家庭困难要切实解决.

1977年底,瑞士一个国际会议邀请杨乐、张广厚参加.当时,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对外学术交流还处于停顿状态,以个人身份参加学术会议,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要层层报批,严格审查.申请报告给方毅后,他明确批示：这样有成就的青年数学家,应支持他们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当时,尚未恢复技术职称制度,在方毅支持下,中科院于当年9月率先宣布恢复技术职称,批准助理研究员陈景润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杨乐、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到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前,在京的部分研究所又晋升研究员、副研究员、副总工程师255人,其中越级晋升的有24人.在中科院的推动下,1979年国务院陆续颁布了工程技术、农业、编辑、外语、经济、会计等专业技术干部职称暂行规定,全面恢复了技术职称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一律停办,人才断层.许多研究所和大学青黄不接的状况使深感忧虑,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他还说,我们要彻底清除“”的流毒,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上的重要任务.

在那些日子里,方毅日夜思索,如何将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落到实处.1978年4月26日,方毅签发了中国科学院《关于选派科技进修生的通知》,7月14日,他又签发了《关于从今年招收的研究生中选拔200至300人出国留学的通知》.经过方毅的一番努力,从1978年9月至1982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共派出访问学者、研究生2454人.在这批进修学者中,有周光召等著名核物理学家,有就读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路甬祥和韦钰.

1979年1月,方毅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陪同访问美国,并与美方签订了有关高能物理、航天、基础研究等多项合作协定.他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美国能源部签订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的科研机构、各大加速器中心,将帮助中国建造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台耗资以亿元人民币计算的大型科研设备的建成和运转,凝聚着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也包括方毅,以及几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

我从地震棚走出来后,又成了高能物理学家们的座上客,进入这个领域采访后,人们对我说,当时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中,有3位都在高能物理领域,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

1979年春天,我在北京科学会堂采访了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还采访了听他讲课的中国科学家和研究生.然后,我写了长篇通讯《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在显著位置刊出.有的海外华文报还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也在海内外的华裔科学家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采访时听说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看了这篇通讯后说：“我也要去中国讲学,听讲的范围可以和李政道一样！”为此,方毅的秘书郭日方找到我谈了上述情况,他说方毅建议我采访丁肇中.于是,在丁肇中来中国讲学的半个月以前,我到中国科学院和高能物理研究所,找了解丁肇中的科学家进行了采访,并仔细研读了1976年他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稿《个人的回忆》.

不料,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却遭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中科院外事局一位处长直接负责接待丁肇中,他断然拒绝了我对丁肇中的采访,理由是：丁肇中来华讲学的时间短促,有许多活动,抽不出时间来安排我采访他.那时,我年轻气盛,把完成采访任务看得高于一切,万般无奈之下,我把情况反映到了方毅那里,希望他能支持这次采访,尽快安排我与丁肇中见面.方毅听说后,二话没说,当即严肃批评了那位处长.他对那位处长说：“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物理人才在对撞机~q-作,丁肇中在美国和欧洲的加速器上,多年来领导各国物理学家做实验,很有经验,我们需要他的支持与帮助(当时中国物理学家唐孝威正带领许多中国人在丁肇中的小组实习进修),你应该立即安排记者对他进行采访报道.”

就这样,在方毅的直接过问和支持下,1979年秋天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在北京饭店初次采访了丁肇中.采访结束后,我写了长篇通讯《丁肇中教授谈科学实验》.新华社播发后,1979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出,港澳地区以及海外报纸也广泛采用.这次采访中间虽然有过波折,但结果还是圆满的.

在采访丁肇中教授之前,我还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初期,多次通过公开和内部参考报道过中国高能物理学的研究状况,以及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许是因为我的工作让当时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比较满意,1980年夏季的一天,我被通知跟随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和欧洲的各大加速器中心.代表团即将启程时,方毅会见了我们,他说：“你们出国以后先到日本,然后飞越太平洋到达美国,访问完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各大加速器中心(即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费米实验室、劳伦兹伯克利实验室),然后再从美国飞越大西洋到达欧洲,访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德国电子直线加速器中心.这样,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就清楚了.”

如今,方毅已经作古,他是科学家和记者的挚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他的风范和业绩将永驻人间.

(责任编辑　谢文雄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