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期刊再融旧踪

闲时翻阅近年来淘得的金融旧刊,从这些民国年间的老期刊中,可以窥得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成远东地区金融中心.这些活生生的文字档案资料,一旦沉浸其中,真是其乐无穷,有关金融界的旧人旧事,一一扑面而来.

老牌杂志《银行周报》

几年前,曾在旧书店偶然淘得三册《银行周报》,十六开本,刊名四字以隶书题写,套红印刷,十分醒目.均为民国三十八年出刊,第一五八四、一五八五两期为合刊,是“票据抵用问题专号”.嗣后,又在另一旧书摊见到一迭同一杂志,计八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零年.我一边购下这摞杂志,一边想：民国年间的金融类的报刊,大都出版至四九年解放前夕,而这份《银行周报》建国后仍在出刊,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银行周报》系我国创刊最早、历史最为悠久、出版期数最多的一份金融杂志.它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创办于上海.此时本埠的钱庄业兴旺发达,新兴华资银行得到迅速发展,由民国初年的十五家,增加至六十五家.这从组织机构上为二三十年代中国金融业的空前繁荣打实了基础.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亟需理论与信息方面的支撑.此时刊行的《银行周报》,可谓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它一面世,便成为银行界一份颇受欢迎的专业刊物.此刊隶属上海银行公会,由银行学会负责编印.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张嘉主持刊务,因此刊址设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内.一九二五年,成立第一届社务委员会,历任总编辑的还有徐沧水、戴蔼庐、李权时、朱斯煌.主要撰稿人有姚仲拔、徐裕荪、朱羲农、冯小明、阮静如等.历数这些人名,已使人觉得陌生,然在当时,却都是响当当的知名人士.此刊设有社论、调查、论著、译述、报告、统计、法令、银行实务、职工园地、讲座、通讯等十多个栏目.主要刊载上海及各地工商与财政金融消息,国内外银行调查,以及银行、钱庄和市况统计资料等.还就当时金融发展形势进行理论探讨,提出建议或加以批评.

《银行周报》一共出版34卷1635期,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停刊.我手头有一册日期为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三日,离此刊“寿终正寝”亦为时不远了.以后我再也未能在旧书店见到此刊.想想也是,出版时期及印数可观的《银行周报》,随着时光漫过半个多世纪,亦显珍贵而难以一见,更不用说一些名气不大的小刊物了.《银行周报》以其消息权威、内容丰富、数据详尽,在金融界及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已成为今日研究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与经济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谈《银行周报》,不能不谈张嘉.张早年留学日本,攻读货币银行及经济政治学.清宣统三年(一九九年)回国,先后任北京《邮传公报》、《国民公报》编辑,后任《交通官报》总编辑.一九一四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开始了银行生涯.一九二八年,他升任中行总经理时,中行的业务如日中天,其发展速度及规模都在银行之上.他十分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又对办刊物轻车熟路,是真正的行家里手.这样,《银行周报》就很顺利地创办并办出了影响.以后他又创办了《中行月刊》.一九四七年,张嘉调任银行总裁.一九四九年五月,他远赴澳大利亚,任澳洲大学经济系教授.一九五三年到美国,先后在洛亚拉大学与斯坦福大学致力于经济研究工作,任高级研究员.一九七九年病逝美国.

由此可见,作为金融家的张嘉,亦是中国金融杂志之父.他认为金融刊物在银行的经营管理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地位,是提高银行品味、人员素质之必需.

《金声》余响韵味长

一次,在旧书摊寻寻觅觅,忽见一堆泛黄的旧杂志,起先并不在意,只是随手翻翻,当看到有《金声》两字的封面,心中有点诧异,这是什么文学杂志?似乎从未听说过.再一看,就看到“周作民”三个字,这不是金城银行的行长吗?我猛然醒悟,这一定是一本金城银行的行刊,赶紧将杂志抽出,抓在手中,问了摊主价钿.还好,摊主不懂这是什么杂志,开价不高.我立马将钱塞过去,携刊走人.

回家细观,这是《金声》第十八期,出刊于民国三十年一月十五日,还是“新年号”哪！此册刊物,由三大部分内容组成,“专论”中,有“新年专号发刊辞”、“新年献词”等六篇文章,“文艺”中,有散文、随笔、诗歌等九篇,“通讯”中,有经济、金融、人事及文体通讯和消息若干.浏览一过,觉得这本行刊以文学为主基调,办得生动、丰富、活泼.这《金声》杂志由金城银行的同德会主办,同德会系该行同仁组织,如沙龙性质,主要在行内开展职工文化娱乐活动.刊名为周作民所题写,书写清雅、端庄而富有内涵.

对于金城银行,我略知一二.这是一家在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私营银行,创办于一九一七年.一九五二年与全国六十多家银行合并,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走完了一条艰辛的创业之路.作为金城银行的创始人,周作民担任了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总经理职务,堪称民族金融家.解放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感召下,他为推动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积极贡献.

由这册《金声》,我想到了已故的前辈诗人辛笛先生.我曾在采访这位“九叶派”老诗人中了解到,辛笛解放前在金城银行有过八年的工作经历.在银行生涯中,亦是我们的前辈了.辛笛老谈到,为了躲避敌伪的纠缠,他通过父亲的关系,转入了金城银行,先担任行里的秘书,同时兼管银行员工的英文教育和清贫子弟奖学金之类的事务,后任上海分行信托部主任.受地下党的影响,他在行里积极组织员工开展业余文化活动,如创办员工图书馆等,还邀请文化名人黄佐临、李健吾等来行里辅导业余演剧队排练.同时,积极用贷款的形式,支持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经营,帮助臧克家等人办刊物、书店,以及为郑振铎、徐森玉筹款抢救珍贵古籍等.为了银行业务,辛笛常常往返于上海与香港之间,本来他完全可以留在生活条件优越的香港,但新中国的召唤,使他毅然回到上海.

那天,我带去《金声》,给老诗人一观.辛笛见之,两眼放光,像遇到了久别的老朋友.他说,《金声》办得很好,他常在上面发表诗作,并嘱我多留心,如见到《金声》上刊有他诗作,不忘给他复印一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去年一月病逝,我都没有在旧书店见到过第二本《金声》,可见此刊稀少而珍贵.

稀见珍贵的《华安》

另一次,在沪上最大的旧书店新文化怎么写作社的“九华堂”里,见桌上摊满民国老期刊,逐一逡巡,便看到一叠《华安》,心里想,这杂志十分陌生,不知是哪路类型?边想边打开浏览,一看便觉得不一般.这原来是一本由保险公司主办的社会性综合文艺杂志.

这家保险公司全称为“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创办,时由吕岳泉征得商界要人徐绍桢等人协同,筹建华人全资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总公司最初租借外滩中山东一路三十号办公.十年后,升任总经理的吕岳泉财大气粗,购进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四号）地产十一亩兴建公司办公楼,取名为“华安大厦”.三十年代末,这座大厦改为“金门饭店”.解放后公司财产被政府赎写,由上海纺织局租借为局机关.一九五六年,该局迁出后,大厦遂改名为“华侨饭店”.

华安保寿公司鼎盛时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几十家分公司,成为华商保险业之巨擘,并将分公司开到雅加达、棉兰等地,在国外打出较大影响.公司经营终身寿险、定期寿险、团体寿险、婚嫁立业保寿、人身意外保险等业务.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司业务一落千丈,终于陷于停顿状态而一蹶不振.解放后就没有再申请复业.

这份《华安》月刊,就是公司在发展最好时期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的.我手头淘得的,正是该刊第二年即第二卷一至七期.封面上,“华安”两字为空心美术体,非常醒目,每期封面都是一样的装帧,以外滩万国建筑为背景,前面是黄浦江浪花翻涌.中间留一块白色,印有当期内容要目.这样的设计,简洁明了,富有诗意.

为了出刊《华安》月刊,公司成立了一个“华安出版社”,专事负责杂志的编辑发行,又特约了一批社会名流与作家,为刊物撰稿,主要有马寅初、王鲁彦、汪静之、傅东华、谢六逸、黄庐隐、洪深、马国亮、施蛰存、章克标、黄源、章衣萍等.作为一份综合性杂志,刊物中有不少时事新闻及经济报道,如《中国实施统制经济问题》、《复兴农村的途径》、《日俄关系的新形势》等.但由于一大批作家的加盟,使刊物办得颇有生气,使读者感到有较大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小说、散文、随笔占了不少篇幅,如章克标的《提倡摩登化》,汪馥泉的《明人尺牍》,马国亮的《新年说年》,李青崖的《俄国写真》,都是吸引读者的美文.还有郎静山的摄影作品等.著名女作家庐隐的长篇小说《火焰》,以上海闸北“一二八”淞沪血战为题材,全景式地展现了战争的场面,讴歌了为民族生存而英勇战斗的中华儿女.《火焰》是第一部表现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并首先在《华安》上得以连载.如果不是在刊物的最后一页登载“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保寿种类及性质”之类的业务广告,就看不出这是一份保险公司办的刊物.只是查不到这份杂志何年结束,一共出版多少期数.

由此可见,华安公司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民国年间,一家金融保险企业,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文艺类杂志,似不多见,它可与《永安》月刊相媲美.

《海光》与海光图书馆

那年冬天,沪上奇冷,是日气温降至零下五度.如此寒冷的天气骑自行车去淘旧书,还真没有过.然在文庙旧书摊上,竟意外淘得出版于民国三十六年的《海光》月刊两册,即第十一卷第一期与第五期.此刊常有所闻,惜无缘一识,如今赫然在目,令我大喜过望,寒意顿驱.几年来,除文学旧平装外,我还因职业使然,专注于民国金融书籍与报刊的搜寻.《海光》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所办行刊,简朴的封面上印着行训：“怎么写作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

上海银行创立于一九一五年,总经理陈光甫为提高员工素质和银行文化品位,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创办《海光》月刊.陈光甫本人博览群书,通过刊物,他不断向员工灌输读书明理的思想,倡导银行的诚信文明.他认为,“读书是吸引新知识之来源,居今之世,若不时时输入新知,增加学识,则办事将有难于应付之虞”.刊物还经常报道员工文化体育活动,发表员工业余写作的小说、散文与诗歌等.

一九三二年十月,应陈光甫邀请,早年留学瑞士,回国后任清华、北大教授的戏剧家宋春舫,进入上海银行研究部,接办《海光》月刊,使刊物面貌为之一新,开本亦改为大三十二开.陈光甫又请私交甚笃的海上名流,早年追随孙中山,为元帅府财政部长的叶恭绰先生题写刊名,字体遒劲而灵动.

谈《海光》月刊,不能不谈上海银行图书馆,陈光甫曾将此作为自己一生中的三大业绩之一.早在一九二三年,陈光甫就将自己的私人藏书悉数捐出,在行内辟一图书阅览室,供员工借阅.一九二七年正式成立上海银行图书馆.宋春舫来行后,兼为陈光甫管理该图书馆.宋担任过青岛大学图书馆长,经验当十分丰富.任职期间,他为图书馆购藏了万余册上好图书.陈光甫为实现图书馆以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为主、向公众开放的设想,于一九四八年将上海银行图书馆改名为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除在国内搜集善本佳椠,还花大量外汇直接从国外购入哲学、经济、文学名著,如德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等.遂聘请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主任汪长炳主持馆务.图书馆除阅览和外借外,还每半月举办一次报告会,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行演讲.解放后,上海银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海光图书馆曾被评为上海八大图书馆之一.其后馆内藏书由人民图书馆（今上海图书馆）接收保管,列为专藏.

《海光》月刊内容繁而不杂,介绍国外银行的管理经验、国内金融大势分析、同业调查、业务探讨、本行动态等,尤其是从“本行图书馆新到书籍目录”中,可以看出,别人无法比拟的是,宋春舫对图书编目的内行与选购书籍的眼光.当时最优秀的图书大都得以入藏与介绍.如冯友兰的《新事论》,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余长河的《新经济》,以及巴金、老舍、钱钟书等作家的文学作品集,还有不少外文原版书、翻译书籍,以及三十多种中英文期刊.

因抗战全面爆发,《海光》月刊一度中断,一九四五年一月复刊,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出到第十三卷第七期终刊.一家私人银行,办一所图书馆,还编一份内部刊物,前后坚持十数年,出刊163期,实为不易.这样的刊物,当初印数至多几百册,仅供行内同仁参阅.现在能见到,亦属难得.从海光图书馆和《海光》月刊中可以看出,那时的上海银行十分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和营造人文气息.这样一种优良传统,当值得今日银行界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