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的多样化选择

【本刊讯】围绕“档案文化的界定与传播――以档案期刊为例”这一主题,第十八次全国部分档案期刊研讨会于4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国家及各省市档案局、馆,档案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主办的24家档案期刊出席了这次研讨会.这些档案期刊是：《中国档案》、《档案学研究》、《历史档案》、《档案学通讯》、《北京档案》、《天津档案》、《档案天地》、《山西档案》、《兰台世界》、《黑龙江档案》、《档案春秋》、《新上海档案》、《档案与建设》、《安徽档案》、《山东档案》、《浙江档案》、《档案时空》、《湖北档案》、《档案管理》、《广东档案》、《云南档案》、《四川档案》、《陕西档案》、《档案》等.

上海市档案局（馆）局（馆）长、《档案春秋》及《新上海档案》两刊编委会主任吴辰,上海市副局长祝君波到会并讲话.两位领导分别就上海档案工作“十五”以来的整体发展状况和档案文化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构想,以及全国期刊界的发展现状及网络化建设趋势作了深入的介绍和阐释.上海市档案局（馆）副局（馆）长、《档案春秋》及《新上海档案》两刊主编仓大放主持了研讨会.部分期刊主办单位的分管领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冯伯群、四川省档案局局长李仕根、黑龙江省档案局副局长伊爱华、安徽省档案局副局长丁双林、陕西省档案局副局长甄生枝、湖北省档案局副巡视员康凌云等出席了研讨会.期间,代表们还参观和考察了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

一

近年来,档案期刊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广泛而微妙的变化,不再是业务指导类期刊的一统天下,呈现出如《中国档案》杂志总编吴红所言的“多样化”局面.表现在这次研讨会的参与单位上,除了以往的业务指导类、基础理论类期刊外,明显多出了《历史档案》这样的史料研究类期刊,和《档案春秋》这样的纯粹以人文历史为表现对象的档案文化类期刊.即使业务指导类期刊,其内容取舍也不再如以往那般纯粹,而是嵌入了众多的档案文化类版面,灌注进大量的人文关怀.甘肃的《档案》、山西的《山西档案》、河南的《档案管理》,北京的《北京档案》、江苏的《档案与建设》,在这方面均有上乘的表现.湖南的《档案时空》干脆将业务指导和史料报道划分为A、B版,分期刊出.《浙江档案》、《四川档案》、《湖北档案》、《山东档案》、《云南档案》、《天津档案》等期刊,也将本地区的人文变迁、历史记忆纳入关注的视野,不懈地予以投入.可以说,除了学术性的《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还基本保持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纯粹性外,档案业务指导类期刊中仍像以往那样保持单一主旨的已经很少见了.就连一向矜持、严谨的史学类核心期刊《历史档案》,也“增加了一些通俗性、知识性的文章,使其受众面更广”.这样一种整体性的演变趋势,不能不说是档案期刊界不满足于既成的编刊套路,不断寻求突破和变革,努力博取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的结果.她所呈现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格局,预示着档案期刊正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味不仅值得关注和探讨,还必将引发档案期刊的新一轮丰富与繁荣.

二

来自《档案学通讯》的陈智为教授认为：档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记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它具有“延伸记忆,延续人类历史,延续人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因而,档案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是就档案的内容与作用而言.同时,档案的文化性还通过对馆藏档案资源的管理、利用和开发等一系列活动得以反映,其中也包括利用“档案报纸、期刊、图书、展览、网站等”进行档案文化的传播.以档案期刊为例,其文化性首先表现在刊载了大量与档案文化相关的文章.陈教授认为,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国档案期刊发表的与档案文化有关的文章至少在五千篇以上.其次在于档案期刊的刊载内容与表现形式的文化性.既有档案情,又有文化味；既强调理论性、经验性,又注重知识性、趣味性.同时,许多档案期刊都开设了节庆纪念、馆藏瑰宝、文化长廊、名人真迹等众多文化性栏目,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大大丰富了档案文化的表现形式.

《北京档案》杂志副总编张历生认为,档案期刊有责任对这样几种档案文化的内容进行关注和传播：一是对档案中蕴含的文化内容进行揭示和阐述；二是对档案工作人员的宣传和档案工作精神的弘扬；三是宣传档案利用实例,特别是对重大档案史料的发现和报道；四是对国家有关档案政策及各级领导对档案工作的重视等的宣传；五是对档案工作科学原则和管理方法的宣传.

《档案天地》杂志主编王潮认为,从社会大文化演进的大背景中考量档案文化的地位与作用,大体包含这样几个层面：一是为解读文化遗产提供凭证,二是充当传承人类文明的使者,三是为怎么写作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四是教育人民的工具.

《安徽档案》副主编罗培介绍说,作为承载“宣传安徽的历史和新貌”的一本期刊,他们一直注重对徽州文化和徽州历史档案的宣传和开发利用研究,刊载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因此而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学术特色和较高的文化品味,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作为一本专注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期刊,《档案学研究》杂志副主编安素琴强调：“强拉硬扯的挂靠与引进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时髦,与档案文化毫不相干”.她特别指出,应当告诉我们的作者,档案学最基本、最恒久的内容是对档案管理方法的研究,这是档案学研究的核心,从此引发而延伸出去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必须围绕这个核心进行,绝不能脱离这个核心.

三

《档案》杂志总编姜洪源认为：档案期刊无疑是档案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而编刊人对档案文化如何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各刊都在力图表达和体现档案文化,但水平参差不一,为什么?姜洪源强调,编刊人、特别是总编辑对档案文化的理解,决定了一本档案期刊的文化品味.首先,档案文化是需要用心挖掘的.所谓“用心”,是指编辑的想法和选择倾向.其次,编刊人的责任是要让档案记载的历史活动起来,不是说刊载几篇依据档案材料撰写的旧闻,简单地复述历史的某些片断和场景,就是档案文化的最佳表达.对一篇文章、一段旧闻的编辑处理,应有编者深厚的历史感和人文思考在里面.第三,期刊的形式和内容一样重要,能否将档案固有的古朴,和鲜活、灵动的版面设计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同样是造就一本期刊文化品味的要素.

《山西档案》总编赵跃飞认为,对档案文化的概念如何界定其实并不重要,它对刊物的编辑实践影响不大,不必太在意,倒是对这个概念的讨论过程,或许会对编刊人有所帮助.

《档案管理》杂志总编蔡千树对档案期刊的读者群作了这样一个大略的分析：他认为,档案期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向谁传播”；鉴于档案工作者在全社会总人口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因此,档案期刊注定只能是“小众传播”.档案期刊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传播什么”；检测定所有的档案工作者都是档案期刊的读者,那么,对档案学理论和专业文章感兴趣的,可能只占其中的10％,其余的90％可能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职业（“饭碗”）、而非事业来对待,对理论和专业文章不感兴趣或不那么感兴趣.面对10％和90％,作为编者,我们必须作出取舍.蔡千树的选择是,面对10％,我们首先要把专业文章作“专业”；面对90％,以及90％所代表的大量社会读者群的阅读取向,则蕴藉深厚,他十分看好这部分读者群有可能给档案文化期刊带来的广阔的发展前景.

《浙江档案》总编何力迈特别强调了“读者本位”的问题.她认为,期刊是为了阅读而编辑的,不能编出来没人看,不能自我封闭、无趣无味.档案期刊应当凸现档案文化的专业优势,深化其主题,雅致其形式,浓郁其品味.

来自西南边陲《云南档案》杂志的副主编黄燕玲,似乎对档案期刊的现实处境更多一份忧患意识,她总结存在问题有四：1、征订发行步履维艰,部分档案期刊发行量大幅下降；2、办刊经费捉襟见肘,一些档案期刊自收自支,难以为继；3、编辑素质参差不齐,尤其缺乏管理与策划的综合性人才；4、来自档案界的作者队伍整体水平不高,许多作者把发表文章作为获得学位、职称的“敲门砖”,急功近利.基于以上原因,黄燕玲坦诚表示,对档案期刊如何办,怎样才能真正成为档案文化的传播阵地,感到甚为困惑.

应当说,黄燕玲的困惑并不单纯地代表其个人,而是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档案期刊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四

为期三天的研讨与考察热烈而难以尽兴,其中尤其对吴红总编倡议的建立档案期刊网站,以及期刊的网络化趋势虽有涉及但未能深入,囿于这方面的实践对于档案期刊还是一个全新的命题,缺乏可供参照的现实蓝本,会议只能暂且搁置,并期待着在今后实践的基础上展开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