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信与日记

书信与日记,是中国历代文人使用最广泛的文体,也是档案史料的重要一页.书信,曾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随着电脑、通讯工具的日益普及,书信这一文体在传统生活中的使用逐渐被取代,然而我对其却仍未能忘怀.年少时家父短短的一封书信,在冬季里恒久地温暖着我的心.这样的感受,时下已难再重温.所以我对书信的好感,始终不渝.

书信,古已有之.据考证,书信起始于战国,秦朝后逐渐盛行.书信那时有尺赎、书简、手札等别称.中国历代文人,写作文本最多的不外乎诗与信.严格说来,诗有格律,信亦有格式,以及人物称呼、敬语、谦词等等,均有一番讲究.诸如“祖父大人慈鉴”、“父亲大人膝下”及“顺颂尊安”、“并候近祺”之类.

因之,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中,特别重视书信写作能力的培养.从我历年淘得的关于书信方面的旧籍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书信文本写作常识,另一类是优秀书信的范本读物.可以肯定地说,民国年间出版各类书信内容的书籍成千上万种.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样的书亦已难觅踪影.我就冷摊所得,略述一二.

《增广写信必读》（图一）,增广即增加、全面的意思.此书虽缺版权页,可从其书名即知此书已是再版增订本了.封面印有“上海昌文书局印行”字样.书名旁有一图案,一只鸽子口衔一封书信,在城市的楼群上空飞翔,富有诗意.估计该书出版于民国初.书里每一页均一分为三,上面为“简明算法指掌”,中间为“中华字汇”,下面五分之三处,是“写信必读”的内容,从卷一至卷十,分家书类、贸易类、问候类、请托类等,每一类又分若干内容,如家书类中,有子禀父、寄夫、谕子等.在一封封简短的文言书信中,夹有注释,一目了然.这与我后来淘得的袁韬壶编著、群学书局印行的《新尺牍大全》,贺群上编辑、大达图书供应社发行的《写信速成秘诀》等,为同一类型的书信写作基础书,书中大都自言“内容完备,门类广赅,应有尽有,搜罗靡遗”.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图六图七图八

五四新文学兴起,提倡白话文.书信的教学亦开始追随时代潮流.《尺牍课本》（图二）就是其中一种.这是初入小学的教科书,封面上有“初级小学适用”字样,因是第二册,故不见版权页,估计为上世纪20年代的出版物,上海大众书局印行.在地摊上看见此书,细察一番,见封面上有“刘大白鉴定”一行字,我立马购下.薄薄的24页经讨价还价,终以15元成交.刘大白先生倡导白话文,是早期重要白话诗人,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文学第一代作家,生于1880年,病逝于1932年.20年代中期,他在上海复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有《旧梦》、《邮吻》等诗集出版.经他鉴定的《尺赎课本》一书,简单通俗.每页一幅画,配一小段文字.如一幅“师生教学图”（图三）,下有“先生叫我写信,我说不会.先生说：我教你写”.这是小学生学写书信的启蒙教育.

同样倡导书信写作的,有高语罕编的《白话书信》一书,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我手头淘得的已是出版于1922年的第四版了.书中有自序、再版自序及四版自序.在1920年的自序中,高语罕写道：“白话书信是我教芜湖商业夜校的学生的讲义”.高语罕为早期党员,曾参加托派组织,与陈独秀等81人联合署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6年以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二大,选为监察委员.后主编《民国日报》,任教北大.抗战时期曾与陈独秀合译《大英百科全书》,未竟而卒.所以,览阅高语罕这位大学者所编书信写作的普及读物,我自是肃然起敬.

值得称道的是,历代书信中的佼佼者,多为优秀文学作品,可诵可赏.明代周亮工专门编纂了一部《尺牍新钞》（图四）,将明代以前的优秀书信一网打尽.于1935年,被施蛰存先生编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有人还写出了《中国尺牍文学史》专著,举名家名作甚多,如《秋水轩尺牍》、《小仓山房尺牍》等.现当代作家中,书信往往就是一篇值得品味的散文或随笔.民国版的《当代女作家书信》（图五）,就是作为“文学自修读本”出版的.由上海书局印行,王定九编,选了冰心、谢冰莹、庐隐、石评梅、陈学昭、陆晶清、景宋（许广平）等十多位女作家的书信,供读者赏阅.而解放初期出版的《工人书信》、《大众尺牍》等书,则是为了给刚刚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贫苦大众一边扫文盲,一边学写书信之用.对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书信文本写作开始繁荣,到期间,百万知青上山下乡,家书更成了一道极其可观的风景.

除“公开信”外,因书信的特定读者,决定了其内容的私密性与史料性.在特殊年代,书信成了罹祸的根源.以致有人心有余悸,每次读完来信,便付之一炬,免遭杀身之祸.

当然,那个年代已经过去.时下书信的传统文化又面临新的嬗变.一方面是传统书信写作渐渐淡出时代；另一方面书信遂成一大热点,尤其是名人书信还上了拍卖坛,扶摇直上,一封郁达夫、徐志摩的信札恐怕要上万元了.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然使人欣喜的是,国内民间创办了《书简》杂志,以及不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前辈学者、作家的书信集,这都旨在弘扬书信的传统文化,积累文化史料,给一个时代留下些许温情与回味.

那么日记呢?它与书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闲来将淘得的几册日记类旧籍逐一翻阅,似有所得,然始终未能下笔.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敢写也.案头上置有陈左高先生的《历代日记丛谈》,将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李翔所作《来南录》,至辛亥革命前的重要日记条分缕析,臻于完备.他还著有《中国日记史略》一书,亦系填补空白之著,又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洋洋百二十万言.我常在旧书肆中关注此类旧书,偶得一二,心中窃喜.当然,我所得多为民国年间的版本.五四新文化兴起,使日记的写作与出版,成为一时普及文化的需求与倡导.

一次在旧书市场,偶见《袁小修日记》（图六）,眼睛先被封面毛笔题签所吸引,这是书法大家沈尹默的手迹.细看下面的小印章,确见“尹默”两个篆字无误.这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由施蛰存主编,施老主编这套丛书,均请名家题签书名,如周作人、郁达夫、张天畴等.也许施老性喜日记体文本,故将此书列为第一辑第一种推出.此书实是明代袁中道的《游居柿录》,系上海杂志公司根据明刻本重新排印,改书名为《袁小修日记》,此日记起始1608年,止于1618年,共记10年间事1571则,皆作者自己起居、交游、思想、嗜好等日常生活之记述.其中涉笔最多者为历代书画鉴赏.其记述风格,隽永清新,代表着明代中叶以后小品文的一种趋势,故此书颇负盛名.

亦是巧合,在福州路上海旧书店复业之初,我在一书柜内见有《域外文人日记抄》（图七）一册,为施蛰存编译.可见施老对日记确情有所钟.此书由天马书店印行.施老另请松江同乡、翻译家朱雯先生编选《中国文人日记抄》,成为双璧.施老的译著于1934年10月印出,11月就再版,“可知它仍相当受读书界的欢迎”（施老语）.此书1986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重印,施老在“重印后记”中说：“至今51年,此书幸存者已寥寥无几,连我自己的藏本也早已亡失,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才好容易觅到一本,自己重新看了一遍,随手把译文稍稍改润了一下”.此书选译了曼斯菲尔德、倍耐脱、托尔斯泰、乔治桑、高更、洛克威尔肯脱、有岛武郎七人日记,亦是国内首次翻译出版的外国文人日记集.国外文人日记名著历来出版不少,却未能引起我国翻译界的重视.施老慨叹：“我至今都只好望洋兴叹”.

《从军日记》（图八）,冰莹著.虽标以“日记”,但都是以文学的语言来叙述铺陈,洋洋洒洒,似乎是一种“日记文学”.当然,这也是另一路的日记写法.而我喜读的日记,应以简约、精练为好,如鲁迅日记,陈左高的《学斋日记》,施蛰存的《闲寂日记》等.然《从军日记》当时的影响甚大,曾在《日报》连载,一时轰动文坛,得林语堂大加赞赏,将其译成英文发表.作者1949年应聘到台湾任教,后定居美国,2000年去世.生前有《一个女兵的自传》、《生日》、《在火线上》等.我珍视此书,另有情缘.此书系书友吴振武先生从千里迢迢的长春寄赠,吴先生任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亦嗜书如命,为上海人,故我以乡兄称之,并引为同道.他以如此珍贵之书相赠,深情厚意令人难忘.

其实,在民国年间,多有日记类书籍出版,在学校教学中,亦有关于日记写作的课程.手头这册《初中模范日记》,即是一例.由任昌海、周阆风合编,上海学生书局印行.该书分“什么是日记”、“怎样记日记”、“名作家日记示范”等.选了鲁迅、胡风、郭沫若、郁达夫、冰心、胡适的日记作范文.这些日记,依我看,亦多为文学体日记.因为阅读对象是学生,选些文学性较强的日记以提高学生写作水平,亦无不可.但就日记的文学性与史料性相比较,我以为后者似乎更重要些.就史料性而言,日记（包括书信）是最好的载体,为后人追溯往事、查证史实提供了原始性依据.只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中,倡导学生写日记的已为数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