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要求―历史呼唤―历史选择

点赞:5437 浏览:18211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80年前,在20世纪的20年代中期,三晋大地破天荒地诞生了中国山西地方组织.它的诞生,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山西近代社会矛盾加剧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山西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近代山西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

战争之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昏庸无能的清朝政府把大量的战争赔款摊派到各省,加在了人民的头上.从1896年到1900年,山西全省人民每年平均负担白银20余万两.从1901年到1905年,仅5年时间,又向山西索取教案赔款白银三十七八万两.庚子赔款,山西每年摊派白银116万两之多.因此,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繁若蓬草,使山西广大劳动人民苦不堪言.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还通过商人、资本家和传教士,直接剥夺农民的土地,大肆侵占农田,在山西各地开办公司,设立教堂.各地教徒倚仗帝国主义势力,横行不法,为所欲为,欺压群众,使“民”“教”纠纷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还千方百计地攫取山西的煤炭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掠夺山西的自然资源.经过争夺,英国取得了山西的煤铁矿产的开采权和铁路的修筑权.后来,正太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管理权又被法国所取代.

在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刺激之下,从1892年开始,山西出现了近代工业.就在这一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受洋务运动的影响,拨出官款2万银元,在太原市办起火柴局,后来,山西票号商人渠本翘写下了这个火柴局,由官办变成了商办,经他精心经营,公司日益兴旺发达,这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开端.1898年,已担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又拨出官款5万银元,在太原市办起了山西机器局,这是山西机器工业的开端.在山西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山西的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和发展.他们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但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且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具有坚定的革命性.

山西近代社会的发展状况,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势力的压迫,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生的工人阶级,要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构成了近代山西社会的主要矛盾;解除帝国主义的羁绊,推翻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僚的统治,就成为山西人民大众的历史要求.

人民革命呼唤新的力量来领导

近代以来,山西人民曾经多次发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尤其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在山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从1851年开始,历时14年之久,这一伟大的革命影响波及山西十几个城镇,唤醒了近代山西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觉悟.但由于太平军在山西未能久驻,山西人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洪流中,仅仅是支持、援助而已,未能真正形成革命的队伍和掀起革命的运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使山西人民的反帝斗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时,山西境内的义和团活动有5个中心,即太原府、汾州府、潞安府、大同府及口外六厅(即今内蒙古部分地区,当时属山西所辖).大量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参加了义和团,并有少数贫寒知识分子和下层官吏也参加了义和团.其斗争的方式主要是焚烧教堂,屠杀洋人.由于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统一的领导集团和严密的战斗部署,动员的方式是迷信信仰,斗争的武器是落后的大刀长矛,所以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但对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却予以沉重打击,促进了山西人民反帝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并为以后的反帝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义和团运动是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1905年至1907年的争矿权斗争,则是以山西社会上层包括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898年,经清政府批准,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20条,规定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由山西商务局专办,转请福公司,限60年为期.义和团运动之后,山西绅商发现与福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损害了山西和中国的经济利益,丧失了山西人民自办矿业的权利,因此,各界发起了争矿权的斗争.晋绅梁善济等300余人联名上书,痛陈丧失矿权的严重后果,要求废除与福公司签订的合同.山西大学堂、武备、师范等学堂千余名学生联名具禀,声明山西主权属于山西人民所有,福公司采矿合同未经山西人民批准,不能发生效力.太原商会通电痛斥福公司垄断矿权,声明山西人民对山西矿产有优先开采之权.在日本留学的山西籍青年学生李庆芳等200多人联名上书山西巡抚,要求废止与福公司的办矿合同.同盟会员景梅九以山西留日学生代表名义回省,借争矿权鼓吹革命,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人们把收回矿权同反满斗争结合起来.山西阳高籍留日学生李培仁深恐争矿运动不能持久,蹈海而死,以此激励后人.山西的争矿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福公司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赎矿的原则.山西人民的保矿斗争,给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沉重打击,为资本主义在山西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在山西的掀起,创造了条件.

1911年山西人民又卷入了辛亥革命的洪流.

山西的辛亥革命,是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的革命党人领导进行的.早在1905年,留学日本的一批山西籍青年,就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参加了同盟会,并成立了山西分会.1906年,在外地的一批同盟会会员相继回省,在全省各地宣传革命,发展组织.1909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同盟会山西籍会员温寿泉、张瑜、阎锡山等,分别到山西的军事学校和军事机关任职.黄国梁、阎锡山分别被提升为新军第85标、第86标教练官.后来,新军成为山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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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山西的同盟会会员积极响应,公推三营管带姚以价为总司令,以新军第85标为基本队伍,在新军第86标的配合下,于10月29日发动起义,取得胜利,太原宣告光复.随后,起义部队分三路向东、北、南进军,一部防守娘子关,一部进军大同,一部进军运城.三路大军横扫山西,结束了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

太原起义成功后,阎锡山担任了都督,开始了他在山西38年的统治.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他极力排除异己,残杀革命党人,许多在辛亥革命中有功的人士,或被逼离开山西,流亡他乡,或惨遭杀害.晋南同盟会会员李鸣凤遭阎锡山诬陷,被判处徒刑15年.晋北忻代宁公团领导人续桐溪(西峰)遭阎锡山迫害,逃亡外地.不仅如此,阎锡山还大肆培植军事实力,极力扩充军队,发展军事工业,并且独出心裁地推行所谓“用民政治”,严密控制广大民众,残酷地镇压农民革命斗争,以达到其巩固政治统治的目的.从1912年到1915年,阎锡山先后镇压了浮山县陈彩彰领导的农民起义、上党地区农民的“干草会”运动,阎锡山检测革命、真反动的面目由此暴露无遗,使山西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社会矛盾越来越加剧.

山西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斗争虽然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既拿不出正确的、科学的指导理论,又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根本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历史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人民革命呼唤新的力量来领导.而山西新生的无产阶级,它的力量的组织和行动的指导,迫切要求新的阶级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

马列主义给山西人民带来新曙光

就在中国近代历次革命都未能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和“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李大钊:《新纪元》,见《每周评论》第三号,1919年1月5日),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集》第4卷,第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马列主义给中国人民也给山西人民带来了新曙光.走俄国人的道路,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来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指导,成了中国人民历次革命屡遭挫折之后走向胜利的历史选择.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现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把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自由而战斗,揭开了中国新主义革命的序幕.这场伟大的运动在山西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马列主义在山西的传播.

山西是响应五四运动较早的省份之一.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山西之后,首先在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山西大学、山西农业专门学校、山西商业专门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第一师范等11所大中学校的2000余名学生,在太原中山公园集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会后举行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北洋政府的卖国外交.随后,太原大中学校学生相继罢课,他们组织讲演团,在大街小巷进行反帝爱国宣传.5月29日,山西省学生联合总会发出《山西学生罢课宣言》,指出:“国以,民以国存,祸福相关,休戚与共”.“今我国内忧外患,险象环生,沦亡之祸,迫于眉睫”,“我辈士子,既为人民中坚,自当首途挽救,奔走呼号,情有难忍,废学休业,义不容辞”.《宣言》列举了罢课的三条理由:一是为了“挽救外交”以“雪国耻”;二是为了“筹助刷新政局”以“诛国贼”;三是为了“促成南北统一”以“弥国乱”.《宣言》最后表示:“苟可以达救国之目的,即牺牲生命,也有所不惜”(见《时事旬刊》第一年第十四期,1919年6月11日).在省学联的号召下,大同、临汾、运城、汾阳、太谷、平定、离石、祁县、代县、崞县、晋城、霍县等地中等学校和高等小学的学生,也纷纷举行反帝爱国的集会和游行,并组织讲演团、宣传队,在各地的县城和集镇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斗争精神,很快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共鸣.当北洋政府逮捕大批爱国学生的事件发生之后,太原大中学校5000余名学生和许多市民、店员、工人举行了游行,许多商店罢市,拒绝销售日货.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迅速发展到社会各界人士中.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山西广大人民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和要求矿权归公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不法奸商,提高了山西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觉悟.

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的进步青年高君宇,是这个研究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他介绍山西省立一中进步青年王振翼、贺昌成为研究会的通信会员,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研究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成为山西知识分子的追求;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刊、学社在山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1919年8月,高君宇指导王振翼创办了《平民周刊》,这是山西第一份进步刊物,在山西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方面起了带头作用.1920年4月,山西大学20余名学生以“交换知识,研究学术”为宗旨,组织了新共和学会,倡言要“创造新人生、新社会、新共和”,并创办了《新共和》杂志,宣传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谴责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同年夏,进步知识分子邓初民、马鹤天等在太原知识界组织了山西学术研究会,创办了《新道路》半月刊,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创刊号还介绍了广州、湖南等地劳工运动的情况.1921年8月,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张友渔、刘奠基等人以“发展共进精神,研究有用学术”为宗旨,组织了共进学社,创办《共鸣》半月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2年2月,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刘世泽、汪铭等人以“研究学术,开通民智”为宗旨,组织了见闻观摩会,创办《见闻》半月刊.此外,汾阳县河汾中学学生侯士敏等人创办了新文化书报互助团.省立一中学生张叔平在离石创办了觉民书社,经销各种进步书刊.临汾县立第一高小教师景仙州等人创办了新愿书社,临汾省立第六中学学生张振山等人创办了新新书社,出版《新声》期刊.这些书社、书刊的创办,为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开辟了阵地.对于启发山西人民的政治觉悟、引导山西人民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青年团为党组织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和愿望.从1920年夏到1921年春,中国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先后成立,为中国的正式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21年7月,以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标志,宣告中国正式成立.此后,一批最先加入党组织的员就担负起了在全国各地建立党组织的重任.

1921年春,时为北京小组成员、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负责人的高君宇回到山西,在省立一中召集进步青年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座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酝酿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正式成立,确定宗旨为:“唤醒劳工,改造社会”,团员有王振翼、贺昌等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通过出版刊物,创办书社,组织进步团体,举办工人夜校,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和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的罢工斗争,从思想上、组织上积极为建立山西党组织作准备.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把《平民周刊》作为团的机关刊物,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该刊“不断的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且不断的将世界思潮,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民以奋斗有效的径途”(见《太原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0页).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晋华书社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又一阵地,书社所推销的进步书刊主要有:《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主义讨论集》以及《中国青年》、《先驱》、《政治生活》、《向导》等.高君宇在担任《政治生活》、《向导》编辑期间,通过铁路工人把这些先进报刊秘密发往太原,为马列主义在山西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青年团员贺昌、刘廷英还发起组织了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怎么写作社会”为宗旨,编辑出版《青年报》,设置图书室,了大量马列主义的书籍和当时的进步刊物,吸引大批学生来这里读书,从中了解马列主义,进而走上革命的道路.青年学会内还创办了平民小学和成人夜校,吸收附近地区的贫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组织工人来夜校上课,传播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成人夜校成为联系工人、教育和发动工人,促进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场所.

在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得到了发展,到1922年9月,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由贺昌担任书记.太原团地委成立后,在继续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宣传的同时,积极投身到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1922年5月和9月,先后领导了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和制革厂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两次斗争以手工业工人反对工头的压迫剥削为主要目标,成为山西工人运动的开端.工人们经过这两次斗争的锻炼,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许多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壮大了团组织的力量.1922年10月和12月,京绥铁路和正太铁路工人先后举行了大罢工,大同、太原、阳泉的铁路工人在张树珊、贺昌、梁永福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当阳泉车务总管法国人白聂强行开车以破坏罢工时,阳泉铁路工人在梁永福的带领下,组成敢死队,卧轨拦车,粉碎了法国资本家破坏罢工的阴谋.京绥铁路和正太铁路工人罢工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领导罢工斗争的贺昌、张树珊、梁永福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成为太原、大同、阳泉地区最早的员,为党以后在该地建立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促进了马列主义与山西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山西工人阶级逐步觉醒,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一大”、“二大”、“三大”的召开和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提出、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确定,以及北京区委的建立及其对北方地区工作的指导,对山西党组织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在这种形势下,为推动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迫切需要在没有组织的地方建立党组织.为此,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高君宇遵照李大钊的指示,于1924年五六月间回到山西,一面筹划山西的国共合作事宜,一面筹备建立山西党组织.在此之前,李毓棠、傅懋恭(彭真)已于1923年经高君宇介绍加入党组织;此次回晋,高君宇又介绍青年团员潘恩溥和侯士敏等人加入党组织,组建了太原支部.这是山西最早的党组织.它的诞生,在山西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揭开了山西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开辟了山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