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诚信美德和廉洁品操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谈到他,一般人知道3件事：一个是他儿童时破缸救人的故事,一个是他编著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再就是他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后人多研究其史学贡献与政治思想,实际上,司马光还拥有诚实正直、廉洁自守的美德,被后人树为道德风范.

诚实诚信的美德

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对司马光一生作了这样评价：“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

“诚”是司马光终生追求的信条,是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个“诚”指的是为人诚实忠厚、讲究信誉,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以“诚”铭字.司马光字君实,他用“君实”为字还有一个故事.幼年的司马光是一个顽皮淘气的孩子,在他五六岁时,别人给了他几个青核桃,他求姐姐将外皮剥掉,姐姐摆弄了好一阵,却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后,一个女佣把青核桃用开水一烫,那层青皮便脱落了.姐姐回来时见核桃皮已脱,就问是谁剥掉的,司马光逞能地说是自己.这件事正巧被父亲碰见了,他训斥司马光道：“小小年纪就撒谎骗人,怎么得了！”父亲的严厉批评给司马光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极深的烙印.

司马光下决心从此再也不说检测话,并用“君实”作为自己的字.这是“正以浮光之名不关,故反其义而字君实耳”(马峦《司马温公年谱》).司马光名字里的“光”,是由浮光山而来的(司马光出生在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的官舍里,光山县因城北浮光山而得名,于是用光作为司马光的名字).这说明司马光想用自、己的“字”,提醒自己时时要“实”,处处要“实”.他的一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以“诚”育人.司马光不仅要求自己“诚”,而且用“诚”来教育学生.他晚年居洛阳,有个新科进士刘安世不就任朝廷授给的官职,专门赶往洛阳拜司马光为师从学.他向司马光请教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司马光只回答了一个“诚”字.刘安世思考了3天.仍然不得要领,便再次向老师请教：“前日蒙先生指教以‘诚’,然而从何门而入呢”司马光回答：“从不说检测话入门”(尚恒元《司马光轶事类编品操》).后来,司马光做宰相,来和他拉关系的亲朋故旧很多,而这位刘安世却一无所求,司马光就推荐他充馆阁学士.司马光问刘安世：“知所以相荐否”刘安世说：“获从公游旧矣.”司马光说：“非也.光居闲,足下时节问讯不绝：光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光之所以相荐也.”

――以“诚”待人.司马光一生为人诚恳,在交友过程中更是充分表现出这一品格.司马光与王安石可谓是“不可同炉”的政敌,但二人都光明磊落,从不在私下用见不得人的阴招.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司马光给他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言辞恳切,希望王安石能悟而改之.王安石言简意赅地写了封回信,就是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答司马谏议书》.当王安石闻知罢免役,复差役后,忧愤而逝.躺在病床上的司马光闻知噩耗,即抱病致书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之处甚多,只是不晓事理而又好自以为是,致使中直之人不能与他共事,而趋炎附势之徒争相亲近.现在我们正纠其失误,革其弊端,他却不幸谢世,那些反复小人必然对其百般诋毁.我以为在他的丧事时,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改变当今浮薄之风.”(《与吕诲叔简二》)司马光对自己的政敌王安石能做到不从个人感情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真是豁达大度.

――以“诚”忠君.司马光20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在近50年的官场生涯中,历仕四朝,做过地方行政长官,州、府幕僚,学官,言官,侍从官,直到位居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首辅宰相.他对国家、对人民始终是竭尽忠诚,恪尽职守.凡是他以为害民、病民不当为的事,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宠臣近侍,乃至皇帝本人,他都能直言无讳地提出来.他注重实际,不图虚荣,提出“人主量才,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司马光奏议》卷七《辞知制诰状》第八).对于朝廷除授的职务,只要适合他的专长,能够发挥他的作用,就欣然受命.反之,无论官爵多高,位置多显,都力辞不受,因而在朝臣中享有“不逐名利”(苏轼《司马温公行状》)的盛誉.

有人说他这是“饰诈邀名”,司马光坦诚地向皇帝承认他有倾慕荣贵之心,说：“每三年一次投状乞磨勘,岂不慕荣贵者邪.”但是,他否认“饰诈邀名”的指责,说：“臣之愚心,正欲辞所不能而已.”(《司马光奏议》卷二十《辞翰林学士状》).如果说前者是他的肺腑之言,而后者也当是他求实品格的表白.

廉洁自守的品操

司马光一生节俭,垂范后人.他虽生在官宦之家,家境殷实,但他从小就养成节俭的习惯,大人们给他准备华美的服装,他看了就觉得害臊,不好意思穿戴,放到一旁去了.他这种俭朴的作风,形成于少年,伴随其一生.《宋史司马光传》说他：“于物澹然无所好.”20岁那年,他考中进士,朝廷上规定,凡是考中了进士的人,都要参加“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的进士一朵大红花佩戴,可是司马光却不肯戴,一个中进士的朋友告诉他：“这花儿是皇上赠给的,不可不戴.”他才戴上一支.

他在洛阳闲居时.好友范镇由许昌来看望他,赠给他一床布料的被子,他在被子上题写了有名的《布衾铭》以言志.他去世前,这床被子还用着.人们为了从其终生之志,在他入殓时,把这床题写《布衾铭》的被子覆盖其身上.

司马光妻子张氏早他4年去世,这时司马光已经名声很高,地位也很高了,但不得不“质田以葬”.他为官多年,但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在郓州做学官时,家中被盗,会见客人时竞连一件更换的衣服都拿不出来.卜居洛阳时,住的是用竹子做骨架的房子,“未及三载俱离披”,“举头碍冠行挂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十二).他晚年为相,居住西府,“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司马光不仅自己节俭,还以此教育后人.晚年,他以勤俭为主题,给儿子司马康写了一篇训文《训俭示康》.文章语重心长,开头便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然后从历史谈到现实,从自己一生“不喜华靡”、“独以俭素为美”谈到子孙后代不可忘记”“前辈之风俗”,反反复复论述“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

司马光在《自嘲》诗中也说：“盘飧罗新蔬,充腹不求余.穷巷书扃户,闲轩卧读书.”其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成为醒世的警句.

司马光任谏官期间,把劝俭戒奢作为谏诤皇帝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只要发现皇帝有骄逸越分的行为,他都不避斧钺之诛,极尽谏诤之能.

嘉六年(1061年)八月,司马光联合其他谏官上奏了《论宴饮状》.在这篇奏状中,司马光等直言不讳地指出仁宗皇帝沉溺后宫,宴饮无度,赏赐滥溢,恳请仁宗“悉罢宴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赉有节,及厚味腊毒之物,无益奉养者,皆不宜数御.”这一谏诤被仁宗接受了.

嘉祜七年(1062年),一些朝臣在大灾之年后,要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庆祝元宵节活动.司马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奏,表示反对.在游春的前一天,上奏了《论上元游幸子》,开头便说“上元观灯,本非典礼”,接着说“去岁四方诸州,多愣水旱,鳏寡孤独,流离道路”,在这种时候,作为一国之君本应“特减游观之处,以悯惜下民”,不应该把庆典搞得比太平盛世还要隆重.可是仁宗游兴正浓,没有采纳.

英宗在位时,司马光多次上奏,劝诫皇帝.英宗即位不久,司马光就在《进<稽古录>表》中,把“弃礼纵欲”、“荒淫无厌”看做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他对皇帝节用戒奢的全面论述是在治平二年(1065年)八月十四日进奏的《乞节用上殿子》,在这道奏中,他提出了“节用之道,必自近始”的主张.此后若干年,他都一贯坚持这一主张.

在积弱积贫的北宋,司马光大胆地提倡节俭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在与王安石变法争论中,司马光经济上的理论也是提出要“节流”,而王安石用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开源”.所以,二人的思想不能糅和在一起,从而导致二人的分裂.

司马光以自己崇高的美德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让后人崇敬.正如《宋史司马光传》记,颂的那样：“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给予了他最高规格的评价,赠太师温国公,以一品礼服,谥“文正”之号.司马光生前论谥号时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他自己恰恰获得了这一最美的谥号.在北宋,只有王曾、范仲淹获此谥号,可见“文正”二字是不轻予人的.也足以说明司马光的人格魅力.

在蔡京执政,立元党籍碑时,长安有个石匠叫安民,受命镌字,他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俱称其正直,今为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要治他的罪,安民流着眼泪说：“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可见,司马光在后世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其人格魅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