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书见证黄埔军校的变化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创办了黄埔军校.这所新型的革命军官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黄埔军校曾经三迁校址：1930年迁往南京,1938年迁往成都,1949年迁往台湾至今.“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至1949年底,在大陆共办了23期,毕业学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23万余人.”（湖南省档案馆校编：《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黄埔学生在东征讨伐陈炯明、北伐统一中国、抗日救亡等战役中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立下了赫赫战功.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年的金戈铁马已经变成历史的记忆.黄埔军校的长洲校址已经变成了纪念馆.1984年,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成立,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陈列馆中,那一张张的照片向我们述说一件件的往事.其中有两张不同时期的书非常引人注意,分别是：第一期学生潘学吟和第十一期学生曾会奇这两位黄埔同学的书.细细观察这两张书,可以看到黄埔军校的种种变化.

一、第一期学生潘学吟的书

（一）潘学吟书概况.潘学吟（1895―1930）,1895年出生在新丰县沙田镇羊石上湾.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注：黄埔军校第一期从1924年5月5日至1924年11月30日）,当时“实际毕业生为645人”（黎显衡等：《黄埔军校》,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8月版）,毕业后留校在政治部任职.1925年入国民党宣传讲习班及党务训练班学习.第一次东征随军从事党务工作,后留任潮安国民党党部筹备处主任.1925年秋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第六队队长、入伍生第三团中校团附.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预备团第一营营长,第十四师政治部写作技巧主任.1928年,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29年1月,潘学吟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活动（以下简称“改组派”）.“改组派”在1928年11月成立,总部设在上海,领袖是汪精卫,核心人物为汪精卫派系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改组派”的政治主张是改组国民党,标榜恢复国民党“一大”、“二大”的改组精神,奉行孙中山的“三义”,实现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最低限度纲领.“改组派”的主要活动是反对集团的统治,联合各派军阀进行军事倒蒋活动.“改组派”的一系列活动给以很大威胁,他秘令特工秘密搜查、跟踪同志会的有关人士.1930年3月17日,派“蓝衣社”将潘学吟在上海法租界.

潘学吟的书长约42厘米、宽约40厘米,蓝框黄底,正上方有孙中山的头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蓝框四角各有一字,即校训“亲爱精诚”,黄底隐约用篆书写有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书的字体是楷书繁体字,内容竖写右起,具体内容如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书,兹有本校第一期步兵科学生潘学吟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特给证书”,“总理孙文、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的签名和印章.他们3位的签名按一个“品”字形来排列,即：孙中山在最上方,和廖仲恺并列在孙中山的下方.毕业时间“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校印）”,证书的左侧有半骑缝存根文及学校的印“埔字第玖拾伍号”.

（二）黄埔军校第一期书的特点：1.存世数量少.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人数为645人,但是现存的书只有7张,其中3张书在中国大陆,分别是：贾伯涛、潘学吟、蔡升熙,另外4张在中国台湾,分别是：王锡钧、伍诚仁、俞济时、容有略.2.惟一一期同时有创校3位最高领导人签名.黄埔军校创校时有3位最高领导人：总理孙中山、党代表廖仲恺、校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就没有孙中山签名,只有廖仲恺和的并列签名.1925年8月20日党代表廖仲恺被,汪精卫接任党代表,从第三期开始就没廖仲恺的签名,只有汪精卫和的并列签名.所以只有第一期书才同时有3位最高领导人签名.3.第一期书的珍贵之处,有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这名言出自孙中山先生1925年的遗嘱,其实这句话是“孙中山1923年11月为《国民党周刊》出版的题词”（张磊：《孙中山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并不是出自1925年孙中山的遗嘱.

二、第十一期学生曾会奇的书

黄埔军校第十一期约有1273名学生（不含转学同学）（湖南省档案馆校编：《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曾会奇（1915―）湖南益阳人,1934年9月入读南京军校,是黄埔军校第十一期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军第六十二军一五七师炮兵营排、连、营长.1945年10月随军到台湾高雄接受日军投降,任第六十二军高雄接受处军械股中校股长.1947年随军到华北天津一带驻防,任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副团长、师参谋主任等.1949年1月任第九十四军军部副参谋长.同年率部放下武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后入华北训练第三师受训,同年夏天任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十一师参谋长,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入湖南军政大学学习,任区队长.1951年,任中南军区司令部军事研究员.1955年转业,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民革广东省委会组织处长、副秘书长、秘书长,广东省政协第二至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民革团结委员会及民革广东省委会顾问,广东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等,1994年离休（正厅级）.著有《赴台湾解除日军武装片断》、《回忆在南京军校学习生活片段》等.

曾会奇的书长约28厘米、宽约27.5厘米,蓝框白底,正上方有孙中山的头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蓝框四角各有国民党党徽.书的字体是楷书繁体字,书写的方式是竖写右起.具体内容如下：“书,兹有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一期炮兵科学生曾会奇年二三岁湖南省益阳县人修业期满成绩合格特给此证”.证书印刷有军校领导层的名字,分别是：“训练总监唐生智（红方印）,校长蒋中正（红方印）,校务委员：蒋中正、汪兆铭、吴敬恒、戴传贤（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唐生智、程潜、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余汉谋、张治中、陈诚,教育长陈继承”.证书的最后一行是毕业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校训练总监红方印）”,“炮字第肆号（半骑缝存根文）”.在证书蓝框的左下角有曾会奇的1寸黑白照,并盖有学校的骑缝钢印.

（二）黄埔军校第十一期书的特点.1.骑缝钢印：在曾会奇的1寸黑白照片上盖有骑缝钢印.钢印中有学校的名字“陆军军官学校”和校训“亲爱精诚”.民国时期印章的主流是红色的方印,而这里却出现钢印,显得十分特别.2.唐生智排名第一：一般而言,学校的书校长排名第一,但是,这张书却是训练总监唐生智排名第一,以校长的身份排第二.训练总监名义上“掌管全国军队教育”,实际上却是不掌握兵权的虚名（杨天石等：《战略与历次战役》,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唐生智的名字排在的前面,“位高”却又“权轻”,的谋略之深可见一斑.

三、从两张书分析黄埔军校的变化

（一）校名发生的变化.黄埔军校从建校开始至今曾经五改校名.1924年,黄埔军校最早的名字是“陆军军官学校”（注：黄埔军校的书和同学录则写完整的校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3月,黄埔军校和全国其他军校合并,改名为“军事政治学校”,这是黄埔军校第一次改校名.1928年3月,随着北伐的胜利,黄埔军校北迁到南京,南京本校命名为“陆军军官学校”,这是黄埔军校第二次改校名.1928年5月,黄埔本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注：1928年至1930年期间,南京本校、黄埔本校两校并存,为了加以区别,将南京本校称为第一,黄埔本校称为第二）这是第三次改校名.1929年9月,黄埔本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这是第四次改校名.1946年1月,把校名改为最早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这是第五次改名.这5个校名中“军事政治学校”大约使用了18年,是大陆时期使用最长的校名.

（二）黄埔军校领导人的变化.从书的签名可以看到黄埔军校第一期有3位最高领人：校总理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党代表廖仲恺,校长.孙中山以国民党党总理的身份兼任黄埔军校校总理,是黄埔军校的最高决策人,但是孙中山身系国家重任,从1924年创办到1925年逝世只视察过黄埔军校5次,无暇具体管理黄埔军校的事务.党代表廖仲恺是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广东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党内地位、年龄、声望比高,但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工作重心放在广州,很少到黄埔军校办公.3位最高领导人中,孙中山和廖仲恺是“”领导人,只有是“全职”校长.他“有权统辖全校人员,总理全校一切事宜职责”（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虽然,在党内的地位比不上孙中山和廖仲恺,实际上却是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人.

第十一期时黄埔军校的领导层发生很大的变化,曾会奇的书一共有19位领导的名字.随着第一期3位最高领导人其中两位的去世和时局的变化,黄埔军校从1928年12月南京本校第七期开始设立校务委员会.第十一期时军校的领导层有：训练总监1人、校长1人、校务委员16人、教育长1人,合计19人.

校务委员会的成立体现对黄埔军校的全面控制,我们看一下第七期到十一期的校务委员的名单：

从以上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惟一不变的就是.其他校务委员在每一期的人数和排名都有变化.这表明,孙中山和廖仲恺去世后已经完全掌控黄埔军校.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个人意志决定谁来担任委员和排名的前后.

（三）学制的变化.学制的主要变化是苏式教育改为德式教育.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初期是模仿苏联红军模式训练学生.“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开始联系德国军事专家来华推行德式典范”.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失败后,苏联军事顾问离开了黄埔军校.1928年到1934年是政府和德国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聘用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并以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方法训练军队,以德国的新型武器装备各部队”（[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逐步把黄埔军校改为德式教育.从1930年第八期开始,黄埔军校有德国军事顾问,总顾问巴德、步兵顾问布鲁贺欣、炮兵顾问胡诺斯坦、战车顾问皮尔纳、骑兵顾问诺尔泰、通信顾问爱迪基和问哈拜兹.一直到第十期有名可考的黄埔军校德国军事顾问一共有12位.德国顾问引进了现代西方的军事思想、理论和训练,让黄埔学生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现代军事科学.黄埔学生大多怀有从军报国的愿望,他们认真学习,很快就建立起新的军事理念和思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德国装备部队有：教导、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等.这些部队在抗战时为中华民族立下赫赫的战功.1938年,德国作为日本的盟友宣布将全部军事顾问撤离中国.

除了德国的军事教育,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特务系统“复兴社”也是深受德国的影响.

（四）党代表制度的废除.党代表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党代表,是黄埔军校借鉴苏联红军经验而设立,直接参与和领导军校.党代表负责“监察校内行政,指导党务之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黄埔军校发出的一切重要命令和文件生效有两种情况：一是孙中山亲自签署,直接生效；一是校长和党代表同时并列签署,而且是缺一不可,否则无效.所以,党代表的权力非常大,与校长相互平行、相互制约.第一任党代表是廖仲恺,他为黄埔军校劳心劳力,被同学们称为“军校慈母”,可惜在1925年被.廖仲恺去世后汪精卫接任黄埔军校第二任党代表（时黄埔军校第三期）,汪精卫当时地位显赫,是以广东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兼任党代表,不负责实际工作.中山舰事件（时黄埔军校第四期）后汪精卫离开广州,黄埔军校从此没有党代表.

1924年底黄埔军校成立校军――教导团,实行“三三制”,每个团3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3个排.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负责党务工作.教导团1925年改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为的嫡系部队.1926年初,党代表制度在国民革命军全军推行,并建立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到1926年3月“在国民革命军有876名政工人员”.北伐时,担任国民革命司令,“就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实际统帅”（[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2月版）.随着权力的上升,越来越感到受党代表制度的制约.1927年6月7日,下令取消各级党代表.从1924年在黄埔发源到1927年在北伐中废除,党代表制在国民革命军只存在了短短的3年时间（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一卷,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但是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却在领导的工农红军中牢牢扎根,在战争中不断的发展和改善,形成自己的建军路线,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

（五）政治信仰的变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明确规定学生入校后要自愿加入国民党.创校初期正值国共合作,所以除了三义学生们还能信仰共产主义.1924年底,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在黄埔军校建立“黄埔支部”.到大革命失败前,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员大约有800人.“通过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他们从黄埔奔赴全国各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曾庆榴：《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04年6月版）.1927年“清党”时,大约有400名员被捕和被杀害.此后大陆时期,黄埔军校清一色是国民党党员.1949年黄埔军校迁往台湾,随着多元社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现在的黄埔军校招生公告中已经删除了政治信仰的规定.

时光飞逝,当年的黄埔长洲校址早已成为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的著名景点.黄埔军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吸引着游客们细细的观赏.潘学吟和曾会奇这两位黄埔同学的书,不仅记录他们人生精彩的一刻,而且也引出一段段动人的黄埔故事,令人久久回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