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是如何编辑出版的?

点赞:3589 浏览:10201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系统地对广大党员、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中国历来重视编辑出版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从而形成了以《选集》、《文选》、《文选》为代表的众多经典文献.领袖的著作,既是中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缩影,又为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向导,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现梳理了党的有关政策、档案、年谱、传记及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试对第二代领导核心的著作编辑出版的来龙去脉作一揭示.

出版《文选》,采取什么形式可以考虑,如先出内部发行的文选,也是一种办法.如你同意,望提交常委研究决定”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决定,除继续编辑出版的著作外,还要编辑出版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于是,将“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组为文献研究室.文献研究室,是的职能部门,承担着“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的重要使命,其领导机关是文献编辑委员会.其前身可追溯到1950年成立的选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77年3月易名为“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5月改为现名,其使命也从专门编辑著作扩大到党的其他主要领袖人物,研究范围从历史文献扩大到当代文献.

文献研究室建立后,选编和汇编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召开以前的党的重要文献,开始了对讲话、谈话和文章的收集工作.其中,《选编》收录文献16篇,《汇编》收录24篇,为编辑出版《文选》准备了基础.1981年3月7日,文献研究室在给领导的报告中提出,计划由近及远,先编辑近年的著作.9月5日,山东平阴铝厂的新闻干事王允恭写信给时任书记处书记、部长的王任重,转和,建议党尽快编辑出版《文选》(以下简称《邓选》).9月20日,王任重致函,认为这一建议“有道理”,“采取什么形式可以考虑,如先出内部发行的文选,也是一种办法.如你同意,望提交常委研究决定”.9月26日,时任总书记的作出批示:“请力群(笔者注:邓力群当时任副主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同志指定人开始编辑和加工,等到有了一个眉目,再请示小平同志并常委作决定.”随后,邓力群批示:“已经得到小平同志同意,初步提出选目,准备讨论.”

1982年3月上旬,批阅书记处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关于编辑出版<文选>的报告》后,同意按照《报告》中的原则进行文稿的整理工作,并表示文稿整理好后,再予审阅.《报告》提出《邓选》以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出版,内部发行,还提出:文稿力求精选精编,使之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保持一致.1982年4月21日,又批转了信访局摘报的一封要求出《邓选》的群众来信,请胡乔木、王任重、邓力群考虑.4月22日,邓力群将信批转时任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李琦在此件上批示:“即送龚、逄阅后转综合组同志阅.”据时任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回忆:“我们阅后建议:把要求出邓选的来信,集中起来,摘编一个综合材料,在文献室的内部刊物《文献与研究》上登载.这个过程说明,和群众想到一块了.”就这样,党把编辑出版1975年以来的《邓选》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12月2日,书记处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同意胡乔木意见,《邓选》(1975-1982年)由原定的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出版发行.1983年2月18日,就审阅《邓选》书稿一事,让秘书转告时任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书稿乔木同志已看过,我不看了.”3月4日,听取胡乔木汇报《邓选》编辑过程中对一些文稿的重要的修改意见,表示完全同意.1983年7月1日,《邓选》(1975-1982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本《邓选》,收入了从1975年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共47篇,其中39篇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为何选择从1975年编起呢?据时任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逄先知回忆:“从1975年编起,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这个时期邓的许多讲话,反映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对于理解后来他指导全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有重要意义.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


《邓选》(1975-1982年)出版以后,在其他时期文稿的编辑上,当时有两个方向:一是编辑十二大以后的近期著作;二是返回去往前编他早年的著作,编1938年至1965年的文稿.为什么从1938年选起,选到1965年为止,而不是同已经出的那一卷接起来选到1974年呢?据《邓选》(1938-1965年)的编纂人逄先知回忆:“开始曾考虑以1931年的《七军工作报告》开卷.那篇报告主要是记述事实经过,史料价值很高,但作为供学习用的邓选的开卷篇,不很理想.最后就选了1938年写的一篇讲军队政治工作的,当时邓已任八路政治部副主任.”而下限年份到1965年,则是因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小平同志就被打倒了嘛!”逐篇审阅了这一卷的文稿.1987年10月5日,文献研究室送审1950年《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整理稿.10月7日,批复:“可以,就是嗦了些,最好删节一半.”1988年12月15日,审定完全部文稿后谈了三点意见:“一、我看了,内容可以.二、《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这个讲话,是就当时的情况讲的.当时我党同国民党的摩擦主要在晋冀鲁豫地区.这篇讲话要作大的删节,删去一半.三、有十几篇讲话都是口语性的,文字上再加点工.”据此,文献研究室对全部文稿又作了认真校订,认为不选《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为宜.1989年1月11日,文献研究室把这一想法和文选的《出版说明》报送.1月13日,让秘书转告文献研究室:“出版说明写得比较好,提到各个历史时期;同意《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不收入文选.”

在编辑过程中,许多共同署名的军事电报,或以党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只存了抄件,没法判断哪些是写的.为此,1986年3月21日,文献研究室向呈请确认拟收入《邓选》(1938-1965年)的9篇文稿作者的报告.7月15日,在这9篇文稿目录旁分别批注意见.对红七军的报告,批:“是我在上海写的”.对在大别山的一组电报,批:“有我写的,也有是刘、李写的.”刘指刘伯承,李指李达.对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总结,批:“多半是我写的,记不清了.”对京沪杭作战纲要,批:“是我写的,还有一个渡江作战命令是我写的.”1989年8月20日,《邓选》(1938-1965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本文选,集中了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以前28年中的重要文章、讲话39篇,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说:算完成了一件事.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

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决定编辑《邓选》第三卷.1992年12月8日,办公室通知文献研究室,同意编辑出版《邓选》第三卷,确定由文献研究室研究组进行编辑,由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负责.当时,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分别任常务副部长、文献研究室主任、副部长.在这之前,的著作已有一些单行本问世了.1985年1月1日,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出版,该书是继《邓选》(1975-1982年)之后,将1982年9月到1984年11月之间的讲话和谈话编辑而成的,共22篇.之后,还出版过一系列重要谈话,文献研究室考虑到这样接连出下去,会影响将来《邓选》第三卷的出版,于是决定编而不出.上述这些小册子的出版,以及编而不出的那些文稿的搜集和整理,为后来编《邓选》第三卷做了一定的准备.

1993年5月4日,对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选》第三卷的部分文稿进行了初审.指出:“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看起来费劲,那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根据这个指示,编辑组重新整理了3篇不同情况的文稿,送审阅.5月17日,编辑组为此给写了个报告.信中提到“对其中的3篇作了较大的文字加工”、“我们觉得,这样加工,有明显改进,改动都是在文字和条理方面,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更没有添加当时没有讲过的观点”.5月26日,看完这3篇整理稿后,说:这3篇都整理得很好,文字、内容、逻辑都很好.顾委会的讲话很好.第二篇(同金日成的谈话)改得重点突出了.第三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很好,历史情况讲清楚了.并且说:还可以放手一点嘛!6月9日,编辑组给写了第二次报告,其中包含8篇整理稿.6月11日,读完后,满意地说:“可以,就这么干.”这8篇中有一篇《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邓选》中第一次讲香港问题,内容很重要,专程对此作出指示:“这篇文章要加一个长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注释.注释要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谈判的主要点都反映出来,要写明中国的意见是撒切尔夫人及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表示接受了的.当时谈判谈得很细,谈到驻军的问题.我说,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表现的形式主要是驻军.后来又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争了起来,就是双方今后在什么地方进行磋商.我说,可以在伦敦、北京、香港3个地方轮流进行.这些问题英方后来都表示接受了.所以,外国人说我敏锐.基本法也是在双方达成谅解和几个协议的基础上才搞成的,英国也同意了.可以把整个中英谈判的过程搞个备忘录,写嗦一点不要紧,找个合适的时机发表,配合当前的斗争.要让大家知道,是英方不守信义,我们是守信用的.这个问题可以做一篇好文章.”后来根据的指示做的这个长注,共2700多字,比这篇谈话的正文1800字还长,在党的文献编辑史上是不多见的.

6月30日,编辑组送了第三次报告,包括送审13篇与第三卷总目的草稿.7月7日,看完这批稿子和总目以后,说了几点意见:一、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二、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三、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四、要加加班,速度快点,争取早点出.8月4日,编辑组送第七次报告与8篇整理稿.8月7日,看完这批文稿后,说:工作还要加快些.据逄先知回忆:小平同志一小时读8千字,一次读一个半小时.8月16日,编辑组送上第十次报告与9篇整理稿.8月17日,阅完文稿后,说:我主要看能不能连贯起来.这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没有空话,要快出.8月24日,在读完编辑组送审的整理稿后,说:“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9月3日,审阅完最后一批文稿后,说:“大功告成!对南方谈话的最后一段‘等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他还说,“这个结尾不错.”9月23日,编辑组向报送了关于《邓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的总结性报告,汇报了送常委和其他有关同志征求意见的结果.说:算完成了一件事.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在此提到的路线,就是南方谈话反复强调的“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1993年10月,《邓选》第三卷出版发行.这本文选收入了在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等119篇,共28万字,以《邓选》(1975-1982年)的最后一篇《十二大开幕词》作为开卷篇,以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结束篇.

1993年9月,《邓选》第三卷编辑组在向报送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时,提出准备在1994年对已出版的《邓选》(1938-1965年)、《邓选》(1975-1982年)两卷重新修订出版,获得了的同意.1994年11月2日,《邓选》(1938-1965年)和《邓选》(1975-1982年)经过增补和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版,分别改称《邓选》第一卷、第二卷.其中,第二版的第一卷增补了4篇著作,主要是担任总书记期间的讲话,共收入43篇著作.第二版的第二卷增补了14篇著作,除了把原先收入本卷的《十二大开幕词》移入第三卷外,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已经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重要思想,作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共收入60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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