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红星》报

［摘 要］１９３１年８月,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工作,先后任瑞金县委书记和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由于反对当时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被降职,调任《红星》报主编.坚持“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的办报宗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关 键 词］《红星》报研究

一、第一遭政治坎坷

１９３２年５月,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调至与瑞金相邻的县―――会昌县,任会昌县临时县委书记.在会昌县委书记任上不到一个月,江西省委就决定成立会昌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受命担任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在会昌任职期间,为政致察,兴利除弊,工作热火朝天.但是,与临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终于导致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遭坎坷.从１９３１年起,即表现了对六届四中全会后领导的“不信仰”.赣南会议之后,他又与曾任苏区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任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任红一方面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同志对临时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或执行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则和方针.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大红军问题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受到了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被苏区的革命斗争实践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这在１９３０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这股健康力量的主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打击.既有所谓“寻乌事件”所招致的“失地之咎”,也因为其不肯按临时领导人的要求作检查,于是,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相继被免去了县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在乐安南村区呆了不到１０天,又被命令返回江西省委机关.等待的是更大的磨难,他被安排到宁都县赖村区石街乡“蹲点”.说是“蹲点”,实际是乡里的一名普通干部.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调回到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命令他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

１９３３年夏,得到老友贺昌和王稼祥的相助,被调到红政治部任写作技巧秘书长.１９３３年８月,开始担任《红星》报主编.对办报并不陌生.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获得过“油印博士”的称号.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时,又领导创办过《瑞金红旗》报.长期的党务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实践,炼就了他每锐的观察思维能力和生动朴实的文字风格.他也非常了解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对办好《红星》报,可以说是信心百倍.

二、主编《红星》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政治部出版的红军机关报,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创刊于瑞金.《红星》报社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在瑞金洋溪成立,对外常简称为“红星社”.

《红星》报创刊之初定为５日刊.实际上是个不定期的期刊,短则两天出版一期,长则半月出一期.一般是４开４版,有时出２版或６版或８版,有时单独出版号外,铅印,毛边纸印刷.１９３３年３月３日第３１期起,改为３２开油印报纸.

为了缩短报纸出版周期,加大信息量,充实报纸内容,适合部队建设需要,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将《红星》报恢复成原来的４开铅印报,并重新编了号.１９３３年１月２日起加出了２开本铅印的《红星附刊》,随报附送,不另收费.

《红星》报创办时,中革军委赋予它光荣的历史使命：“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按照这个办报宗旨,出色地完成了上述使命.

《红星》报的版面编排生动活泼.主要栏目除有社论、消息外,还辟有论文、要闻、专电、前线通讯、党的生活、支部通讯、革命战争、扩大红军、新的工作方法、捷报、红军家信、敌后电讯、铁锤、自我批评、军事测验、卫生常识、军事常识、军事纪律、群众工作、列宁室工作、猜谜、小玩意、问题征答、诗歌、红板等２０多个栏目,并在每一期的版面上安排有十几个栏目,使报纸内容丰富多彩.《红星》报发表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重要文章不过三四千字,一般的只有几百字,短讯只有几句话.这样很适合于前线作战的红军官兵阅读,并且只要粗晓文字便能看懂.

为《红星》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注重报纸的图文并茂,巧妙运用插图,既活跃了版面,又深化了报道内容,增强了宣传效果.《红星》报除了这位主编之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当助手.每期近万字,多时数十篇文章,从征稿、撰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刻写钢板,几乎他一个人包干,工作量之大,工作之艰苦,可想而知.每天,他都要在菜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他写得一手好字,常常亲自刻钢板；他那隽秀的字体与版面中的文章浑然一体,使整个报纸增色不少.

三、积极争取苏区领导人对《红星》报的支持

在主办《红星》报时,当时在苏区的领导人积极撰写稿件,向《红星》报投稿；也根据当时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情况,向有关领导同志约稿,积极争取他们对《红星》报的支持,使《红星》报办报质量越来越高.

其时正受到排挤,从前方调回后方去做政府工作,仅保留了人民政府主席一职,但他仍然十分关心《红星》报的发展,并亲自为《红星》报撰稿.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３日,在《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一文.１９３４年８月１日,在《红星》报上发表了亲笔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政委的周恩来,十分关心、支持《红星》报,关心和支持的工作,还亲自为《红星》报撰写文章.周恩来撰写的社论《用六大纲领来瓦解敌人,我们要消灭敌人在苏区门内,要瓦解敌人在他们的背后》,刊载于《红星》报１９３４年８月１日（第５７期）.

除、周恩来之外,其他领导同志也积极关心和支持和他的《红星》报,如：朱德撰写的《军队的改编情形》,刊载于《红星》报１９３３年９月３日第５期；聂荣臻为《红星》报撰写的社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起来》,刊载于《红星》报第３１期第１版；王稼祥撰写的社论《为保证红军在思想上的绝对一致而斗争》,刊载于《红星》报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０日第６期.还有董振堂、叶剑英、博古、杨至成、肖华、罗瑞卿、李维汉、张际春、王宗槐、吴富善、舒同等,都为《红星》报撰写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