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哲学宗师金岳霖

金岳霖,字龙荪,祖籍浙江诸暨,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党员、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寻找精神出路的一生,是学术报国的一生.

苦读成才

1895年,金岳霖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小生活优越,对学习的兴趣相当浓厚.一次,他在梦中背一篇古文,姐姐发觉后,偷偷拿了书在一旁边听边对,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后来这件事在家里传为美谈.

上学后,金岳霖并未沾染纨绔习气,而是一门心思投入学习.由于他聪颖好学,记忆力又强,学习成绩始终位于班级前列.在明德学堂学习时,他的逻辑思维天分开始显露,他认为“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这句话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如果“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的话,那么“朋友也就如粪土”了.

1911年春,金岳霖考取清华学堂高等科.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在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并担任过高等科英文班学会委员和最高年级学生会主席.1914年夏,金岳霖结束了在清华学堂的学业,以官费留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当时他只有19岁,是留美学生中年龄最小的.

金岳霖初到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业科.他认为：“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他改攻政治学.1917年暑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就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1920年获得博士学位.

1921年后,金岳霖离开美国,开始了长达4年的游学生活,并最终在游学中找到了兴趣和思想的双重归宿――哲学.在英国剑桥大学时,他聆教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强烈的震撼使他投身到了西方哲学之中.后来,金岳霖又到德、法、意等欧洲国家游学.这一时期,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对许多哲学大师的思想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变为自己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构建自己哲学、逻辑学体系的材料,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代宗师

1925年11月,金岳霖从欧洲回国.回国后他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是《唯物哲学与科学》.在这篇论文中,金岳霖明确地表示：“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他说：“世界上近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同年8月、10月,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和《说变》两篇论文.主持《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在两篇论文前面都加了按语,说“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是金先生的“嗜好”.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根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说金岳霖“要求明晰的思想,他自己也的确能明晰地思想”.金岳霖在《哲学评论》和《清华学报》上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引起了中国哲学界的瞩目.1926年,金岳霖创办清华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学生也只招到一个（沈有鼎）,一师一生,号称一系.但金岳霖丝毫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教学和研究工作进行得一丝不苟.经过多年的努力,清华哲学系的教授们形成了一个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学派.对此,金岳霖功不可没.1934年起,金岳霖参加哲学学会和中国哲学会的筹组和领导工作,他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6年,《逻辑》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逻辑学教材.《逻辑》出版后,被当时的中国逻辑学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它不仅带动了中国数理逻辑的发展,同时为更深入地研究传统逻辑、对逻辑和逻辑系统的区分、对逻辑的意义和功能的探讨提供了颇具特色的逻辑哲学指导.当时的《国闻周报》评价说：“不但中国的哲学出版物中少有其匹,即使求之于西洋的同类出版物亦不多见.”1939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中完成,被称为中国现代哲学中最系统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专著,融汇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内容,运用分析方法严密构建以“道”为核心的新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1948年3月,金岳霖当选为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知识论》脱稿,这部长达70万字的巨著,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知识论体系.以三部专著为主体,金岳霖就此构建起了自己独树一帜,具有原创性的逻辑学、哲学体系,标志着中国逻辑学、哲学教学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金岳霖的学生有名的比较多,如汪曾祺、周辅成、殷海光、冯契、王宪钧、任华、周礼全等.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自己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等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利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甚至到了台湾之后,殷海光仍然压制不住自己对金岳霖的怀念,还将哈耶克与之并提,说：“我和他（哈耶克）讨论时,除了学识上的滔滔不绝以外,所表现的爱智的真诚,在中国文化分子里我只见于本师金先生等少数学人.”

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以当时逻辑学、哲学界领军人物的特殊身份,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传播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从事逻辑学的教学、研究、传播、创新工作,成为现、当代中国逻辑学、哲学领域令人敬佩的一代宗师.

学术报国

为了配合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1951年起,金岳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自我反思.金岳霖说他的勇气来自于周恩来总理的示范.他提及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次动员报告,说：“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来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在入党志愿书上金岳霖写得更加明白：“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要巩固这个‘站起来’的局面,又非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要建设社会主义,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

刚开始的时候,金岳霖认为自己的前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联系.他说：“在1951年春天,我在城内学习《实践论》,这时,我思想上有个近乎突变的转变.在这以前,每星期天我都进城参加中国哲学会的学习,近乎两年,两年中点点滴滴的学习,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论与旧哲学是不同的.旧哲学是形而上的,根本是反科学的,而辩证唯物论是科学的哲学,它硬是真理.”后来在不断的学习中,有一件关键的事情,促成他找到了两者的“契合”之点.那就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入室弟子冯契于1957年春天与其进行的一次学术长谈.当时冯契把自己的通俗哲学著作《怎样认识世界》的清样送请金岳霖指正,金岳霖勉励他顺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前进,并特别说明自己的前期著作《知识论》“将许多问题搞成了唯心论、形而上学”,而《论道》中的形而上学尤其严重.冯契回忆道：“我觉得老师的自我批评有些过分了,便说,‘金先生太谦虚了.你的著作有许多合理的东西,谁也不能抹煞.譬如说,我这小册子中讲概念对现实有摹写与规范的双重作用,还说在科学研究中即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理论便转化为方法,这都是金先生的见解,我不过是换了两个字,略加引申罢了.我以为金先生的《知识论》讲概念的摹状与规律,讲以得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是合乎辩证法的.'金先生沉吟了一下说,‘姆,这一点,我大概讲对了.'接着,我们便就如何研究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讨论,直至深夜.”正是这次与冯契的交流,使金岳霖豁然开朗,颖悟到了自己前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合”之点.从此,“反映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思想,就成为金岳霖哲学著述中的主旋律.继而,金岳霖把研究重心转向逻辑哲学,在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论文中逐步阐发了其新的逻辑哲学思想体系.

金岳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就提交了加入中国的申请书.1955年,北京大学党总支已同意他的入党请求,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入党手续,他就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了.1956年9月30日,哲学所党支部通过金岳霖为预备党员的决议.金岳霖入党后,一直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直到晚年.

20世纪50年代,金岳霖两次被派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在国际论坛上,他以个人的切身体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1957年7月17日―20日,以潘梓年为团长、金岳霖和冯友兰为团员的中国哲学家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在波兰召开的国际哲学会议.金岳霖在会上以《自由人的任务》为题作了发言.这次会议是1949年以后中国哲学家参加的第一个国际哲学会议,也是国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乃至反马克思主义者坐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的第一个会议.金岳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哲学家的基本立场,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初次交锋.1958年3月底,金岳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副团长,与许涤新团长以及周培源、谢冰心等出访欧洲各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俱乐部的欢迎会上,金岳霖作了题为《哲学是社会实践的指南》的讲演.在讲演中,他以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例,再次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南”.他公开宣称,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改造了以前的学院哲学,而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场有一个人质问金岳霖：“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我原来是员,现在我是脱离到西方来的.你知道我的思想感情吗?你是一个教授,为什么要加入呢?”金岳霖回答说：“我加入是因为只有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加了!这种思想感情我有深深的体会.至于一个员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祖国,这种思想感情只有叛徒才有体会.”在意大利,有一位天主教神甫问金岳霖：“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的文章你们念起来是很亲切呢,还是有外来的生疏的味道呢?”金岳霖回答说：“这一问题一点也不简单.可是我还是可以很简单地答复：的文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着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我们念起来也感到非常之亲切.”

对金岳霖的才华学识和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的表现,极为赞赏,并在与章士钊的通信中,公开赞扬金的转变,在不同场合肯定金的学识.解放初,金岳霖应邀到怀仁堂,见到了,明确地对金岳霖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1956年春节,在宴请知识界人士时,对金岳霖说：数理逻辑重要,应该搞,你应该写书介绍数理逻辑,书出来后我愿意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的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开展了一场关于形式逻辑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肯定形式逻辑是有用的.与此同时,号召广大干部都要学点逻辑,大大推动了逻辑学的普及工作.金岳霖主张逻辑学是帮助人们进行正确思维和认识的工具,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运用的思想武器.他强调指出：“逻辑学走出大学和研究所的大门,这是莫大的好事”.

1959年初,金岳霖领导哲学所逻辑组的同仁们编写了《逻辑通俗读本》,并期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进一步了解广大群众在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逻辑问题,听取广大读者对逻辑普及工作的意见和要求.金岳霖撰写书中《判断》一章,他不仅精心选用群众熟悉的事例说明逻辑理论,还总结群众思维实践,提炼出多种新的判断形式.这本书于1962年出版后,在20年间出了5版,印刷了100多万册,对提高人民群众的逻辑思想水平发挥了很大作用.金岳霖说：“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学一年只培养几个、几十个逻辑的学生.现在一年就有几万人学逻辑,这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

1961年,高等教育部组织编写全国高校文科教材,邀请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此书于1963年完成初稿,经过“文化大革命”,于1979年正式出版.《形式逻辑》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版较早的一部高校逻辑教材,内容比较丰富,观点也比较准确,被全国许多大学所选用,或者作为编写教材的蓝本和参考书.

“”结束后,金岳霖已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耄耋老人,但他对中国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仍给予了很大关注.1982年10月11日,在纪念金岳霖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56周年的庆祝会上,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我们党以自己队伍中有金老这样著名的老学者感到骄傲.”1984年10月19日,90高龄的金岳霖因病与世长辞,给后人留下了学术上、政治上、工作上不断追求进步的榜样,留下了宝贵的哲学和逻辑学财富.○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2007级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哲学研究所讲师)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