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在武大的最后岁月

陶铸(1908～1969)是富有文采的资深革命家,曾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曾任政治局常委,是排名、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李达（1890～1966）是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教育家,“”中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被迫害致死.

陶铸籍贯湖南祁阳,原属衡阳地区；李达籍贯湖南零陵,原属零陵地区.而今两县都属于永州市,他们实是山水相连的老乡.可“”伊始,陶铸、王任重与李达发生了严重分歧.

批评“顶峰论”引来“批斗”

应当说,陶铸1960年出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至“”前,对李达是尊重和关心的.1960年1月,中南科学院筹备期间,陶铸本人担任主任委员,李达等学者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合作愉快.1961年,陶铸为关心知识分子的身体健康,特意安排李达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去从化休养.1965年春节,陶铸还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赴武汉大学给李达拜年,他们看到李达的身体和心境都有问题,颇为着急.王任重当面向李达道歉：“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并找常务副校长何定华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1981年9月20日,笔者访何定华）1966年1月,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还给到会人员每人发了一本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说：“这是要李达同志写的,我们要好好读读.”（2005年夏天笔者访朱劭天）

在李达方面,他与陶铸其实并无特别交往,但他曾反对陶铸决定的大事.1966年1月16日,中南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著作运动的决定》,陶铸作报告说：“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富有革命性与战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3月,李达看到《羊城晚报》特大字号通栏大标题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他摇头了,直言不讳地说：“是顶峰,不发展了?”助手提醒他：“这是林彪同志说的,中南局的决定也是这样写的.”李达却毫不犹豫：“我知道,我不同意!”还补充说：“‘顶峰’这个说法不科学,不合乎辩证法嘛.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思想也是发展的.就好比珞珈山（武汉大学所在地――编者注）,到顶了就没有地方走了.马列主义怎么能有‘顶峰’呢?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哪个讲的,都不能同意!”（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李达如此直言批评“顶峰论”,此事很快就被汇报上去.

1966年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讲话中,他毫不留情地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三个月前他称赞李达的书,现在他说：“李达的这本书也并不怎么样.”陶铸还传递对《唯物辩证法大纲》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颇为不赞成的信息：“说李达同志的书讲洋人古人的东西多,讲现代人的东西少.”但李达当时并不知情,他听到陶铸的这些话,竟然说：“陶铸懂什么,他又不懂辩证法!”（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接下来,湖北省委迅速派出以许道琦任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武大,整理并打印《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

王任重在上报的这份材料时附信请示：“如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另一方面,湖北省委又将这份材料报送5月上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扩大会议讨论.陶铸讲话说：“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参加扩大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则说：“省委要以武大作为样板,取得经验.”

5月12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已经同意了.

向紧急“求救”

接着,中南局召开“”动员大会,主要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会议期间,张体学说：“有个人士说,李达就是靠吃这碗饭的,另外靠反马列主义.”当有人反映李达说他有错误要向作检讨时,张体学说：“要批判他,开斗争会.什么向主席检讨?先向我们检讨了再说!”“这次有六成把握,大概没有问题.再发展提高可能有七成,八成,九成.失败为成功之母!你们坚决大胆地搞,即令运动将来搞错了,也不要你们检讨,不处分你们,我们去检讨.”他还说：“李达的书是驳得倒的,不外抄书的本事加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李达的政治观点‘搞得很臭很臭’.这次要彻底揭,新老账一起算!我向道琦说了,这次武大搞不好,我从长江大桥跳下去!阶级斗争是不讲情面的,你死我活嘛!运动开始会死些人.你自己死,能怪我呀?”（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其实,这期间,无论陶铸还是王任重、张体学以及许道琦,对打倒李达还是有些顾虑的.陶铸在中南局会议期间就说过这样的话：“李达可以批判,但要请示主席.因为李为著名人士,过去传播马列主义.过去主席表扬过他.”王任重则三次当面问“李达可不可以批判”.第一次在杭州会议上问,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再问,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张体学还有“两点顾虑”：第一,把李达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不知意见怎样?第二,李达岁数很大,又有病,一批判可能把他弄死.许道琦甚至说：“以前咱们对他有点怕.”“怕”什么呢?一年多后,他在接受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的盘问时说：“中南局会议下决心打李达,我们当时是有顾虑的.我所说的‘怕’,把话说透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李达和有关系,主席很器重他,表扬过他,主席还叫他编书嘛等后来我们决定打他,就不许他走.怕就怕他去北京向告状.”（见《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中南局召开“”动员大会,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三家村”本来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写作的集体笔名,“”伊始三人被打倒.李达“三家村”则是南北呼应、在全国影响甚大的第二个“三家村”.

5月27日,经中南局同意,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朱劭天被从广州揪回武大,并被指控为“武大三家村”的“老板”.同时,湖北省委又宣布武大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停职反省.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武大党委书记庄果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等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李达陷入灭顶之灾.他不仅经受了残酷批判,而且受到严密监视.除了两名红卫兵学生住进他家里进行监视,还有跟他多年的秘书受工作组的指使,每天密报他的“动态”.

其时,李达年届七六,身体日衰,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胃病和气喘.受批斗以来,血压不断上升.他看了6月30日《湖北日报》后说：“他们把十几年来朱、何、我三人讲的话,东拼西凑拉一些话,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三家村’等血压这么高,过不了这一关,作为一个党员,经不住一场考验,身体不给作主,就这样死去啦.”

7月1日,李达又对秘书说：“现在上报了,把我搞倒搞臭.我已倒了,还要把我斗倒斗臭,斗吧!”18日上午,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到李达家中面斗他的“地主”问题.他坚决反驳说：“我是脑力劳动者,土改时是小土地出租者.我若收过一颗租谷,你砍我脑壳!”

7月16日,73岁的畅游长江,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子那里知道此事,不由产生一线希望.但工作队担心的正是李达去见,19日,工作队派秘书试探：“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李达说：“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怎么包得了!”

但到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继续上升,他曾对秘书说：“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那里去等”随即,李达用毛笔写信,信封上写：“送呈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秘书却把“救命信”送给了工作队.直到10天后,工作队才将李达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文件交邮局寄“收”.

悲剧迭起

报纸、电台点名批判李达后,7月1日,王任重就拟向已经来汉的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把写好了的这段“请示”用红铅笔划去了.此后尽管他每天都能见,却并没有向呈报请示.决定7月18日晨离汉回京.17日晚,王任重就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作为中国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就这样被开除出党,而他本人并不知道.

8月10日,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看到的这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自然不知道李达关于“坦白书”的话语.也可能并不知道李达已被开除党籍的事,对于李达“要求救命”,他不可能见死不救.他用那特制的粗红铅笔在这张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照批照转：“即送任重同志.”（参见文件复印件）

这个条子最终没有起到任何解救作用.李达仍然被断医停药,直到他弥留之际的1966年8月22日早上,才被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三天后,李达撒手人寰.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总是悲剧迭起的.李达被迫害致死不久的1967年,身为中国第四号人物的陶铸也被“揪”出打倒,同样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含冤去世.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副会长、怀化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