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邓、毛、谢、古”被整始末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当做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被打倒.1972年,被软禁在江西的听到了林彪政变未遂、叛国出逃、折戟沉沙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给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对林彪的看法.同年8月14日,对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两本书.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3月10日,根据的指示,政治局作出决定,恢复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一生的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的重新起用,发生在40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没有忘记,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多次所说的“邓、毛、谢、古”,那是指、毛泽覃、谢维俊（也有写作谢唯俊――笔者）、古柏4人.这4人都是当年在苏区党和红军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年青领导干部,他们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怎么会成了“反党小组织”的呢?内中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在于他们跟有着密切的关系.

邓、毛、谢、古4人,依据自己所积累的斗争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言论,抵制“左”倾冒险主义一些做法.他们拥护的革命路线,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他们主张“应由政府计划”,而不应当由党代替政府去做.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尤其是面对“左”倾路线对无端地指责和攻击,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处于政治逆境中的辩护,这样便得罪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而受到他们无休止的批判.

二

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标志着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占统治地位.9月下旬,王明去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临时政治局,继续推行和发展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久,这条“左”倾路线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始贯彻.

1931年11月,在代表团的主持下,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团对苏区的工作进行严厉的指责,把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会议根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罢免和撤销了苏区局写作技巧书记和红一方面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这也就剥夺了在党和军队中的发言权.

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出任会（昌）、寻（乌）、安（远）3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走马上任后,仍一如既往地执行的正确路线,这便与“左”倾领导者产生了原则性分歧.事情的起因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奉之命,趁红军主力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派兵大举进攻苏区南部的会昌、寻乌、安远3县.当时任这3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马上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商量退敌之策.会议就具体的工作方针,争论得非常激烈.

旗帜鲜明地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按照同志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为我们创造的经验,领导广大军民,进行坚壁清野,采取游击战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这样做,才能打退广东军阀.”

“小平同志,你这是逃跑主义路线,是早在赣南会议上就被批判过的右倾逃跑主义!”话音一落,县委另一位负责人立即站起来进行指责.

知道,在县委内部确实有些头脑发热的同志,他们比较欣赏冒险主义者的那一套,必须说服他们,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击陈济棠部进攻的胜利.于是,他慢条斯理地对与会者说：“游击战术有什么不好呢?它能取得胜利呀!你所讲的‘右倾逃跑主义’,无非是某些人指责同志在井冈山反‘会剿’和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采取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那可是一条正确的作战方针吆,离开了这一作战方针,我们可要遭到失败啊!”

这还了得,现在竟还有人为曾在“赣南会议”上受到批判而且还被撤销了职务的唱赞歌,这不是公开与苏区局唱反调吗?刚才那个负责人又站起来指责：“小平同志,你这是在重弹的老调,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显然生气了,针锋相对地回答道：“你现在还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目前最紧迫的是如何把敌人赶出去!同志那一套做法有什么不好?我看蛮好的嘛!能够指导我们克敌制胜!”

“是不是请示一下局领导,取得他们的支持后再行动?”有的同志小心翼翼地出来打圆场.

态度坚决地说：“什么事都要等待请示后再干,还要我们这些决策者干什么?”因军情紧急,容不得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果断地拍板,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寻乌人民坚壁清野,党的领导机关和红军地方武装撤出寻乌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进攻.

陈济棠部很快地占领了包括县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敌人虽然占领了县城,但却是一座空城,没有粮食和其他食品.不久,主力红军打回来,率领寻乌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收复了寻乌城.

这本来是一个很正确的做法,但苏区局的决策者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是在执行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给他戴上“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帽子,将他调离会昌.

事情到此,远没有结束.不久,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全省全面展开,使雪上加霜,被揪住不放.

三

讲到“邓、毛、谢、古”,必得要提“罗明路线”.

“罗明路线”是1933年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强加给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写作技巧书记罗明的罪名.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斗争的实质,是反对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其目的就是要使威信扫地,被彻底孤立.

1932年秋,福建省委写作技巧书记罗明去拜望在汀州福音医院养病的.罗明一直敬仰党和红军的缔造者,便向请教了一些问题.

向罗明介绍了革命根据地3次打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指出,当前福建省委应迅速地行动起来,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扰乱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向苏区进攻的广东陈济棠部队的后方,使红军主力部队能集中优势兵力,将敌各个击破.这对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保卫革命根据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了的一席话,罗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急匆匆地赶到上杭、永定、龙岩等地,组织、发动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

没想到,罗明的这两份工作报告竟招来了大祸.

1933年1月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错误,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破坏和损失,临时因处境日益恶劣而被迫由上海迁到苏区.

临时在进入苏区后,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推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临时负责人博古,下车伊始便“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

罗明由于推行的主张,在其《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的崇拜.这位书生意气十足而又满怀革命的年轻的省委写作技巧书记,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到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最使博古恼火的是,罗明将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为他所赏识的其他几位领袖的前头；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罗明在《报告》中,竟忽视或无视党的真正领袖“王明同志”和他“博古同志”!

博古亲自找罗明到谈话,责问罗明：谁说是“我们最好的领袖”?为什么无视王明同志对党的领导作用?你对四中全会后的新的领导极端不信任.怎么能把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

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整整批斗了三天三夜后,撤销了省委写作技巧书记的职务.

于是,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便迅速地在苏区从上到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地展开.

四

1933年3月下旬,临时撇开江西省委,直接主持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公开批判,以此揭开了反对“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代表一开始就定了调子：“会昌、寻乌、安远等县的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单纯的防御路线,是我们在赣南会议上早已批判过的逃跑主义路线的翻版.这一条路线,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3县过去在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对于党员同志、群众的力量没有丝毫的信心,所以,一听到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即就惊惶失措,退却逃跑,将整个寻乌县拱手让给广东军阀,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这是不是还在执行我们党内那老牌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

显然,临时代表不仅要把账算在头上,而且还要追究到的身上.听后非常气愤,他正要站起来辩解,那个代表用手势进行制止,继续说道：“在今后的斗争中,再也不要相信什么‘诱敌深入’的战术了,那是狭隘的经验论,要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什么‘诱敌深入’,那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军事作战原则.当然,提出这个战术的人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山沟里的秀才,蹲在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呢?真是笑话!所以必须肃清‘逃跑主义’在党内和红军内的影响,坚决执行的进攻路线!”

听到这里,特别是听到那一系列的攻击的言论,再也按捺不住了,他霍地站起来,非常愤慨地打断那个代表的话：“我不能接受你的意见,有什么不同看法,是党内存在的正常现象,不能对同志搞人身攻击.你们说是逃跑主义者,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苏区是谁领导创建的?”说到这里,向那个“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代表轻蔑一笑,便反唇相讥：“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不能在上海待下去?而苏区又为什么搞得红红火火?你们在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而我们在山沟里却产生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你难道能说不懂马克思主义吗?”

在义正词严地一连串的反诘之下,代表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宣布会议结束,将强行关进“室”.

几天后,的妻子金维映被迫将离婚书送到“室”.为了不使妻子受到株连,这个“打不倒”的硬汉子,狠狠地一咬牙,拿起笔来在离婚书上签了名.

“乱了,乱了!”望着窗外,心急如焚,他急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为中国革命的命运担忧.

这一年年仅29岁,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有一股不信邪的劲头,在蛮横的“左”倾领导人面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正气凛然；在拥护的正确路线的这一点上,任何强权也无法使他低头.他把检查当做阐发自己对错误路线认识的机会,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证明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

在室里,“左”倾领导者挥舞拳头,拍打桌子,气急败坏地吼叫：“,你的3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儿都没有承认等检测如再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镇定自若,强压心中怒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说完,转身朝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左”倾领导把的检查登在机关报《斗争》上,并冠之以《试看的自我批评》的题目,斥责“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直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五

毛泽覃是的三弟,在苏区时期,曾先后担任苏区局秘书长,永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对他的情况,人们普遍知道,本文不拟赘述.

谢维俊,字蔚青,湖南耒阳人.1926年,年仅19岁的谢维俊便加入中国.1928年1月参加湘南,4月随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朱、毛会师后,谢维俊在红4军中先后任连、营党代表,红1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身边工作.当初到瑞金县委时,正在那里的谢维俊帮助熟悉情况,两人结下了友谊.此后,谢维俊担任永新县委书记,接着又被提升为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第5师师长.谢维俊虽然离开了,但他常给写信,向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并征求对工作的意见.在百忙中也曾给他回信.

古柏,江西寻乌人.人们总误以为“古柏”是笔名,其实是他的真实姓名.1925年,古柏就加入中国,时年19岁,是寻乌县最早的党员.

1929年1月21日,朱毛红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时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的古柏,连夜赶去晋见心仪已久的,给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30年5月,红4军第三次攻占了寻乌城,利用部队在寻乌休整的时机,决定进行一次社会调查,以解决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和争取城市贫民问题.时任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给予很大的协助.

白天,古柏陪同走街串巷,深入店铺、作坊,与工人促膝谈心,广交社会名流,了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情况.晚上,古柏帮助整理记录,与一起研究调查材料.经过近20天的社会调查,写出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经典名著.

在20天朝夕相处中,和古柏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在《寻乌调查》这篇著作中,两处提到古柏：“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不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寻乌,因为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先生.”

此后,将古柏调任红一方面前委秘书长,而总前委书记便是.当时,总前委的许多重大问题,常与古柏一起研究或委托古柏去处理,古柏成了的得力助手.

古柏的妻子曾碧漪与贺子珍一道在总前委机关专门负责收发、保管文件,搜集、整理报纸,将有用的材料剪辑、摘录下来,供参考.需要什么文件或要看什么书,总是向曾碧漪要或让她去找.曾碧漪跟贺子珍相处得非常好,两人情同姐妹.

正因为跟古柏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富田事变”中,那封伪造的的信,就是写给古柏的.

1930年底,古柏奉总前委之命,前往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协助肃反工作.晚上,古柏正和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在省苏维埃所在地吉安县富田村召集会议研究工作,不料先行到达红20军军部负责肃反的李韶九大搞肃反扩大化,激起了红20军一部分官兵极度不满,引发了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叫嚷着要抓曾山和古柏.古柏连夜逃出了富田.天亮后,古柏跑到兴国县,被兴国县苏维埃主席钟世斌当作坏人抓了起来.待弄明情况释放后,有人送来一封“亲笔信”.信称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等人是AB团重要成员,要古柏立即前往红3军团对这些人进行审查.乍一看,笔迹很像的,但古柏还是从落款日期上看出了破绽.他太熟悉笔法了,当时无论是写信还是批阅文件,日期全是大写,而此信的日期却为小写的阿拉伯字码,便确认此信是伪造的.这样,古柏就戳穿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危机,使红军领袖之间更加团结,战斗友谊也更加牢固和纯正.

六

毛泽覃、谢维俊、古柏3人对博古等领导人不满,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他们来自上海的“洋房子”.

“洋房子先生”排斥,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跟一样,理直气壮地反驳道：“谁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

他们对“洋房子先生”的揶揄,传进了“洋房子先生”的耳朵里.“洋房子先生”勃然大怒,于是他们立即成了4个“罪人”,受到铺天盖地的挞伐,则首当其冲.

1933年4月16日,在苏区局领导下,在江西省委召开的江西党组织3个月工作总结大会上,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毛、谢、古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1933年5月4日,苏区纪念“五四”青年节,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操纵的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总批判》的决定,文中写道：以邓、毛、谢、古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等邓、毛、谢、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等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致以“洋房子先生”相呼等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经过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和古柏被撤销了职务,并给予“最后严正警告”；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维俊被处分后调离工作.

这场斗争,直到红军长征时才停息.

七

毛泽覃在红军于1934年10月战略转移时被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苏区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人.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率领部分红军队伍在瑞金附近的黄膳口红林山被国民党“进剿”军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阵亡.敌人在其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的照片,照片背面有亲笔题赠他的字,才知阵亡者是的胞弟毛泽覃.毛泽覃牺牲时年不过30岁.

谢维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特击队员,从事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部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古柏被宣布撤职时,连自卫武器都被收缴.他被派往会昌担任扩红突击队的队长.“左”倾错误领导人无视苏区大部分青壮年已上前线参军参战的实际情况,提出会昌一个月扩红两万的高指标,结果只完成原定数字的百分之四十.这下子古柏被认为“不能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加上“标本官僚主义”的帽子,遭到批斗,被开除党籍,撤销其扩红突击队队长的职务,调去征集粮食.古柏虽屡遭打击,但没有气馁,仍然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

1934年10月,红军撤离苏区,古柏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晚上,古柏在一个叫鸳鸯坑的纸棚（造纸的棚子）里,召集五华、兴宁、龙川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开会,传达遵义会议后党发来的二月指示.由于叛徒告密并带路,会场被龙川县保警大队百余名兵丁和几十名民团包围.当古柏举指挥突围时,不幸中弹倒地,血流如注,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937年秋,寻乌古氏家族修订族谱,准备为古柏立传,为了准确地弄清古柏在和红军中的任职情况,古柏的二哥写信到延安,向询问,并请为古柏作传.

得知古柏在南方游击战场牺牲的噩耗,为失去一位诚挚热情、少年英俊、奋发有为的战友而深感痛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索片刻,忍泪含悲命笔复信.信中说：“由西安转来大函敬悉,嘱为令弟古柏同志作传记,因忙未暇,为聊书数语,以慰古氏同胞.”

在一张宽约20厘米、长30厘米的洁白的宣纸上,饱蘸浓墨,挥毫为古柏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在悲壮流畅、笔力遒劲的字里行间,饱含对古柏的深情厚谊和亲切的怀念之情.

与毛、谢、古3位相比,还算不幸中的万幸.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得知被撤职后下派农村劳动的事,对“左“倾领导把这么一位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指挥才能的青年干部放在一边不用,很不满意.于是给打,力荐到军委总政治部写作技巧秘书长工作.以后,担任《红星》报的主编,随红军长征.红军打下遵义城后,调任秘书长,同、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党和红军的领袖们一道,进城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并在会议上作重要记录.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3个人,希望活着的要为党争口气.

曾不止一次地对作出这样的评价：“人才难得”.这里所说的“人才”,恐怕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而是说他在治党、治国、治军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谋略和才华.

最终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一位继之后为世人所瞩目的伟大人物.

责任编辑杜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