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农村食堂调查报告问世前后

2007年第3期《炎黄春秋》发表了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多年领导工作的刘导生先生写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一文.刘导生在这篇文章中专门辟题“经济所出了两个”,提到1959年夏天“最高领导人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的讲话中”,说“经济所出了两个,反对人民公社办食堂”的往事.这件往事,主要涉及的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省昌黎县工作组写的一篇题为《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的调查报告,而这篇调查报告的写出,又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之前写出的《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有关.这两个关于昌黎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在1959年春天上报以后,均引起主席的注意,《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被迅即批发到全党,要求“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而《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严厉批评与指责,成了“经济所出了两个,反对人民公社办食堂”一事的来由.

昌黎农村情况第一个调查报告的产生

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经济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和青年学者,组成工作组到河北省昌黎县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进行农村基层工作情况的调查研究.始于1958年初冬季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经君健在2005年第5期《纵横》撰文回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是在人民公社已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以后组成的.当时,经济研究所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探索社会科学为现实经济怎么写作的道路,提高经济学研究水平,通过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积累第一手的资料和工作经验,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批准,决定派出一个工作组.进驻离北京不算太远的河北省昌黎县,准备较长时期地入驻昌黎农村,参与农村基层工作,进行公社化后农村工作情况与遇到的问题的调查研究.当时,这一举措,被有关方面认为是改进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工作一次大胆的“试验”.为此,这个工作组被称做是经济研究工作的“试验田”；而科学处还希望这个工作组成为门的基层农村工作的“气象站”之一,要求工作组下去之后.能及时地向上反映农村政策的执行等情况.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由该所党的核心组副组长、研究员董谦任组长,副组长由在曾任晋察冀边区灵丘县区大队教导员、冀晋区支前工作团组长和察哈尔省税务局调查研究股股长等职,195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毕业的助理研究员王绍飞担任.工作组成员是由所内各研究组选派的.因到基层工作含有“劳动锻炼”的味道,而同年2月12日已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凡是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分批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左右,因而所里要求当年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全部参加.加上其他抽调人员,计15人.

工作组是在1958年11月中旬到达解放后长期为唐山地委和唐山专员公署所在地的昌黎县城的(之前在丰润县城停留了几天).为工作方便,工作组成员均挂职参加当地的各级领导工作.经河北省委、唐山地委和昌黎县委批准同意,工作组成员按当时的机构建置,相应担任昌黎县和有关人民公社、管理区、大队等各级党组织或行政副职.当时,工作组组长董谦兼任的是昌黎县委副书记.工作组到达昌黎县城时,恰逢全国大多数地区行政区划再度调整,唐山专区的市、县行政区划发生很大变化,昌黎变为大县,相邻的卢龙、抚宁等县予以撤销；其中卢龙县绝大部分县境并入昌黎.抚宁县洋河以西地区划归昌黎县管辖.是时,昌黎县建有16个人民公社,设有100个管理区,936个行政村,有73万多口人,耕地198万亩.为了工作方便,昌黎县委与经济研究所带队领导共同商定,工作组的调查研究重点放在辖区包括昌黎县城和碣石山区在内的果乡人民公社,活动范围遍及有原来两个半县范围的整个昌黎县境.经过安排,工作组成员分别进驻有关村落,住在社员家中,白天跟社员下地劳动,在生产队食堂共进三餐,晚间和社员、干部一道评工分、讨论工作,或听积极分子们辩论“错误思想”.经过一段时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组成员,对当时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在农村基层的贯彻情况,以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真实思想等.都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确切的了解.

昌黎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全国广大地区一样,也是在1958年夏秋时节仓促地搞起来的.当时,既未进行认真调查研究,也未进行典型试验,就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并非客观实际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民公社化时,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并把原来由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也收归公社经营或归公社所有.国家也将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全部下放给公社管理经营,给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公社化以前,农村实行乡社分离的体制,公社建立后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特别是公社建立后；不少地方不顾农村的客观实际情况,强行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的甚至主张废除货币、取消商品.此外,在生产和生活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方式,把男女劳动力按照军队建制组织起来,并且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将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对农民群众造成极大伤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继而又在无形中导致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少灾难性的后果.不仅如此,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教育等运动接连不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严重泛滥,无偿调拨大量农村人力、物力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之风愈演愈烈,助长了“共产”风的横行无忌.当时,昌黎县农村的公社化情形,状况也是基本如此,在短期内就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和矛盾,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

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和乱子.引起了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密切注意和警觉.1958年11月上旬,在郑州主持召开有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公社问题,否定了在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统一调拨产品、资金、劳力等“共产”风的做法,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等主张,特别是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躁风气,起草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嗣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注意解决急于实行两个过渡的严重问题,开始比较注意关心群众生活问题,并注意尽力刹住愈演愈烈的弄虚作检测、违背科学的恶劣风气.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试图逐步澄清在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种种混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按照指示,普遍开展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基本刹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是,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再加上为了完成由高估产而带来的高征购任务,一些地方又不适当地进行了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使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并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真正缓解.在这种情况下,于1959年2月17日至3月5日又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明确规定生产队(或管理区)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对公社化出现的问题进一步采取了必要的补救措施.

1959年3月4日至22日,昌黎县委为了及时传达和贯彻政治局郑州扩大会议精神,召开了有8359人参加的五级干部大会.会议边学习,边讨论,重点解决了平均主义和公社权力过于集中的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产多分”的社会主义原则,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这对于整顿严重偏轨的人民公社运动,减缓“共产”风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的全体成员参加了这次为期19天的大规模的干部以及有部分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在会内会外了解到昌黎县不少农村工作,尤其是公社工作的实际情况.不久,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根据在会上了解和会前会后在农村调查、研究的一些情况,写出了一份题为《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的调查材料.王绍飞在这份调查材料中,主要反映了昌黎县在公社化以后出现的农民出工不出力等情况和问题,其中涉及到分配原则、经营体制、虚报生产指标和粮食紧缺等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在调查材料中谈到,从整个昌黎县农村的实际情况看,1959年春季同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比较,农民的出勤率虽然大大提高,但很多出勤的农民干劲并不大,下地大都不好好干活,基本上是出工不出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和问题,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秋后能否按劳分配依然表示怀疑；生产指标脱离实际太远,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紧张,难以支持劳动；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关系尚未理顺,严重的问题是生产计划虚检测和粮食问题,等等.他觉得,解决这些问题,从各个方面调动群众自觉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是当前农村工作迫不及待的问题.王绍飞反映的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意见,上报有关部门以后,很快就引起正在密切关注解决公社问题动向的的注意,他当即作出批示：“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同时,他要求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将此信及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并“即送刘、邓、震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阅.”(见1959年5月2日《党内通信》,载《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241页)其中所说的“附件”,“即王绍飞的报告”.

据说,王绍飞写的这份反映人民公社存在问题的调查材料,给的印象非常深刻.在1960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又两次提到这件事,认为昌黎县的农村情况及问题反映得很实际,也很及时.

《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写出

1959年春天,在昌黎县农村,公社社员干活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已经普遍存在,其中直接涉及到公社统得太多、虚报产量和制定不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等问题,再有就是社员口粮的严重缺乏,出现了“饿肚子”问题.而与粮食紧缺和“饿肚子”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大办公共食堂问题.是时,昌黎县农村普遍建立的公共食堂已经存在有七八个月,在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日积月累,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需要解决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针对这种情况,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的专家、学者写了又一份关于昌黎县农村工作情况的调查材料,专门反映了当地农村在大办公共食堂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和尖锐矛盾.这是对昌黎县农村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又一真实反映.比较而言,这份调查材料,比王绍飞写的前一份调查材料反映的问题要尖锐得多,深刻得多.

农村的公共食堂源于农业合作社时期的农忙食堂.1957年冬天,全国农村开始掀起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耗去大量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显得十分紧张,急需更多的农村妇女脱离家务劳动,投入生产第一线,一些地方与减少家务劳动有关的公共食堂、托儿所(组)等随之办了起来.“大跃进”开始后,河北省徐水县进行所谓劳动组织形式的改革,实行以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生产集体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共产主义大协作”,开始大搞“吃饭食堂化”.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徐水县的经验作为共产主义萌芽予以赞扬.1958年4月19日,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的通知》,要求各地学习徐水经验,其中也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在此前后,全国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纷纷办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河北省委要求全省各地加紧推广徐水县的经验,加快普及农村公共食堂的步伐.

昌黎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1958年7月31日,昌黎县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上级指示精神,作出关于在农村办集体食堂的指示.靖安地区的一区片6个乡的19个农业社先行一步,到8月3日全片的479个生产队建起集体食堂348个,基本实现公共食堂化.紧接,遍及全县农村的所有农业社都建立了以社(村),或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食堂.到9月上旬,全县实现公社化,绝大多数农户都变成了公共食堂的成员.

农村的公共食堂办起来以后,“新鲜”一阵子,很快就出现一些问题,遇到不少困难.公社化后,开始推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每人每月伙食标准一般为3至7元,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顿干饭,开流水宴,随来随吃,结果不仅浪费很多粮食.而且由于干多干少一样吃,干不干活三顿饭.劳动差的更差,劳动好的也受到影响,不再好好干活,整个劳动效率普遍大幅度下降.1958年秋收大忙季节.农村的大批强壮劳动力被抽出去大炼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成熟了的庄稼不能及时收获.不少社队使用七寸步犁收获花生、白薯,丢失相当严重；高粱、玉米、水稻等农作物收割后不能及时拉运脱粒,糟蹋的粮食也不在少数.种种因素,导致1958年秋天丰产没有丰收.不仅如此,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任务,以及“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愈刮愈烈.导致不少社队严重缺粮.此外,大办公共食堂还引起大吃大喝、大手大脚等问题不时出现,某些干部乘机浑水摸鱼,贪污盗窃、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动支公款等问题接连发生,引起广大社员的严重不满.时至1959年春天,粮食极度缺乏,集体财产损耗严重,农村的公共食堂普遍难以为继.经济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学者在昌黎县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时,耳闻目睹,身临临境,发现昌黎县农村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觉得理应及时反映这一真实情况,以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

当时,比较注意观察和了解昌黎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出现的严重问题的是工作组成员、时年25岁的江苏仪征县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经君健.当时,他被分配到位于昌黎县城东北6.8公里的果乡人民公社梁各庄管理区施各庄大队,兼任副大队长.他在盛产蜜梨等水果的施各庄村工作期间.通过调查统计发现,公共食堂成立前后,真正参加农业劳动的妇女人数基本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做饭这件生活当中的平常事由原来的分散劳动变成集体劳动后,引起了在做饭方法、燃料和条件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本来由各家老年妇女附带就可以做一做的事情,集中到食堂,反而需要固定一批强劳力来做,食堂占用劳动力的比重相当大,而且都是强劳力.此外,食堂还存在一系列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团结、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当时,他和一些工作组的同事看到和切身体验的食堂开办情况,与报刊当时连篇累牍地宣传食堂优越性的文章全然不同.而社员和基层干部对公共食堂意见极大,却上达无门,公开提出不同和反对的意见.就会受到当时名为“辩论”的“大批判”.

1959年4月中旬,经君健向工作组的领导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有关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和有关情况.之后,他又和工作组的其他3位成员分别去果乡人民公社的钱庄子、两山和耿庄等管理区,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农村办公共食堂不但没有解放劳力,而且要占用强劳力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应当及时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一些真实情况,以解决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严重问题.

这一年5月7日晚上,工作组在昌黎县城举行阶段工作总结会.会议一开始,工作组组长董谦就向大家通告了副组长王绍飞写的反映人民公社存在问题的调查报告,得到主席批示和转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的情况.董谦就此说.如此重视王绍飞反映的问题,说明我们工作组起到了要求的“气象站”作用；大家应该学习王绍飞敢想敢干的精神,及时向上反映我们掌握的情况,以有利于党的政策在农村中得到正确的贯彻.获悉这个喜讯,会场顿时热闹起来,工作组成员纷纷提出许多应该反映的问题.当时,经君健谈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他通过调查研究产生的对农村公共食堂存在一些严重问题的主要看法.应邀参加会议的昌黎县委第一书记吕剑飞,在发言时也说到了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如不利于养猪等.董谦听后表示,也在讨论公共食堂的问题,我们应该及时反映有关情况.当即,他提出写一份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而在写的时候,第一要材料可靠,第二要先肯定成绩,第三要反映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第四要抓紧.

关于昌黎县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是连夜起草的.经君健写的是食堂占用强劳动力问题；同时,他把已经积累的有关农村公共食堂开办不利养猪积肥、浪费燃料.以及房屋和家具平调等问题的资料交给另外一位工作组成员起草,然后由他统稿.次日清晨,他写出题为《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初稿.董谦看过,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农村公共食堂与公社社员生活集体化的关系.以及农村公共食堂管理水平这两个问题写得过于简单,应当适当作一些补充；一是到5月11日必须改完.他好带回北京.5月8日,经君健与另外一位工作组成员一起去他蹲点的施各庄,召集有大队党支部委员和生产队队长等干部参加的座谈会,调查与核实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之后,经君健把全稿重新修改一遍,于5月11日上午交给了董谦.

由经君健统稿写成、最终由董谦审阅定稿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在开头部分就反映说,“昌黎县的人民公社化是由上而下搞起来的.现在看来问题很多.”之后,从7个方面阐述了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出现的问题与弊端：(一)食堂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主要谈办食堂劳动强度大,必须壮劳动力去做,结果妇女们仍然不下地.反而削弱了劳动力的问题；(二)食堂与粮食问题,主要谈“放开肚皮吃饭”,导致浪费粮食的问题；(三)食堂与肥料,主要谈办食堂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实际上泔水也归了公等问题；(四)食堂与燃料,主要谈烧柴紧张的问题；(五)食堂的房屋设备,主要谈办食堂占用房屋设备,增加社员负担的问题；(六)食堂与生活集体化.主要谈只有大集体,没有小集体,社员一律到食堂排队用餐,难合口味等问题；(七)食堂与管理水平,主要谈缺乏管理食堂经验,账目不清,伙食办不好等问题.报告指出：“很多群众参加食堂是‘化’进来的,不是自愿的”,“相当多的生产小队和更多的人对食堂有意见,但不敢讲”；“食堂不仅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而且占用了一批强劳动力,浪费粮食”,“食堂化以后,社员养猪头数大大减少,影响城市副食品供应和减少了社员收入”,农民在冬季不能利用做饭烧火的余热取暖、烤小孩尿布等等,管理又很混乱,弊端甚多.因而.报告认为,只宜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办农忙食堂或小型食堂,当前只有停办常年的公共食堂才“可以解决一系列的矛盾”.

“农村食堂问题报告”在庐山会议的遭遇

1959年5月中旬,中国科学院昌黎工作组组长董谦把由他主持组织写作,由经君健集思广益统稿写成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带回北京.经济研究所党的核心组对这个调查报告的写出十分重视,特意召开扩大会议,邀请利,学处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同志参加,一同认真讨论了这篇关于农村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会议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决定由董谦分别送交、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及河北省委、唐山地委、昌黎县委等各级党组织主要领导研究、参考.

不久,《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主办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署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昌黎县工作组”.《宣教动态》刊出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调查报告,对原稿基本内容和框架均未作改动,但对文章的题目和分节小标题作了较大改动.文章的题目被改成《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分节小标题《食堂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被改成《食堂化并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食堂与粮食问题》被改成《浪费粮食》,《食堂与肥料》被改成《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食堂与燃料》被改成《燃料紧张》,《食堂的房屋设备》被改成《占用房屋增加社员负担》,《食堂与生活集体化》被改成《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食堂与管理水平》被改成《缺乏管理食堂经验》.从文章标题和分节小标题所作的较大改动看,《宣教动态》的编辑去掉了调查报告拟题的“中性化”味道,突出了问题提出的“尖锐化”色彩,此外,《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原稿关于对食堂改进和建议的内容,出完全保留了下来,但加上了旗帜比较鲜明的标题《认为解散食堂,化整为零,可以解决许多矛盾》,进而突出了建议“解散”的解决意见.这样,经过《宣教动态》编辑精心改动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明显地是在全面、系统地否定农村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提出的主要解决办法,也是建议尽快解散弊病极多的农村公共食堂.

显而易见,改题《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而提交给各级领导研究公社化问题时参考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占有的是大量第一手材料,把当时昌黎县农村,也包括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在大办公共食堂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揭示得比较尖锐、透彻,反映的确实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警醒和提示作用.当时,从《宣教动态》上看到这份调查材料以后,并未轻易地加以批评与否定.那时,包括昌黎县农村在内的河北省农村并未出现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而在山西、青海、安徽等省的一些地区,有些领导干部在负责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时,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已经不仅取消了供给制,而且还相继解散了不少农村的公共食堂,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和反思.

1959年7月2日,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准备集中讨论当时需要解决的涉及“总路线”、“大跃进”和“公社化”的18个问题.在对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谈及农村的公共食堂问题时.大体采纳了这个调查材料提出的一些意见；只是,他当时的主要想法,不是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而是想对公共食堂加以整顿、改进.然而,时隔不久,风云突变.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写了一封有3600余字的信,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于1958年“大跃进”问题的一些比较尖锐的看法.在谈到农村大办公共食堂问题时,彭德怀直言不讳地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7月16日,给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标题,指示印发与会人员时论.7月23日,发表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进行了严厉批判.在讲到“食堂问题”时,他对董谦等组织写出的农村食堂问题调查报告捎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指责.当时,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继而,他话锋一转说：“可是有个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吕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赋》等”在对《登徒子赋》的典故作了讲解之后,他又说：“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发表讲话以后,庐山会议风向大转,由准备纠“左”变成反“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对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打成“反党集团”.8月2日至16日,和政治局在庐山主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至此.在1957年反斗争中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被延伸到党内,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董谦等组织中国科学院昌黎工作组经君健等组员写出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被与春秋时继屈原之后涌现的著名楚辞家宋玉的《登徒子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庐山会议上成了“钦点”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典范”,很快就成为中国科学院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批判重点.作为写作《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调查报告的主要组织者和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董谦被划为协助彭德怀等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国科学院的“反右倾”斗争中受到严厉批判.所幸的是,被责令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批判大会的常务副主任刘导生等学部负责人认为,作为党员,在调查研究中对某一个工作问题表示看法、提出建议,是符合党章规定的,不同意组织批判；在违心地主持批判时,“帽子”扣得很大,但批判发育内容空洞,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更没逼迫董谦和副组长王绍飞等有“低头认罪”之类的举动,对负有次要责任的王绍飞和报告的主要起草者经君健等也未作出处理.

时至1959年夏天,中国科学院昌黎工作组在昌黎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捅破了在全国普遍存在的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窗户纸”.不仅没有使昌黎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及时停办,反而在庐山会议以后成为全国的“众矢之的”而进入必须办好之列.当时,全县农村的公共食堂不仅一个也没停办.而且在城镇街道也办起公共食堂.是时,昌黎县大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夏粮歉收,秋粮减产,全县农村不少地方不得不实行低指标、瓜菜代,进入饥荒岁月.后来,天灾人祸日益严重,农村的公共食堂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直至1961年春天,和领导层发现作为“人民公社阵地”的农村公共食堂确实办不下去了.下令全国各地停办.昌黎县农村'的公共食堂才在这年5月全部解散,结束了连续几年大办公共食堂的深重磨难.

农村公共食堂问题引起的反思是在1961年初.当时,在派胡乔木、田家英到湖南、浙江等地调查研究农村食堂问题,发现农村食堂问题相当严重以后,曾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看来,过去过分强调办农村公共食堂是不对的.”又说,“1959年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一个调查组到河北丰润县(“丰润县”应作“昌黎县”)作过调查,不赞成办农村食堂.调查组的同志还因此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当时只有那个调查报告是正确的.”同年3月,他在广州对胡乔木也谈了这个看法.5月,在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讲话中还表扬了这个调查报告,指出要鼓励这种科学态度的调查,并说政策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会议期间,和刘少奇都指示要给予这个问题平反.1961年6月5日,经济研究所为董谦作出甄别平反决定,认为董谦等工作组领导和成员“对农村食堂和人民公社等方面提H1的问题和建议,不仅如实地反映了农村客观实际,而且意见也是正确的”.

1915年5月出生在山西省洪洞县公孙堡村的董谦,是1938年1月在延安文化训练班学习时加入中国,并长期在《新华日报》(汉口、华北、太岳版)和《人民日报》等党报从事新闻工作的革命干部.1956年8月,他转入社会科学系统工作,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经济思想史组组长、研究员等职务,并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秘书.1961年6月被国家机关党委取消错误处分的董谦,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学术办公室主任.1964年10月,他调到农业部公社管理局工作,任常务副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冲击,于1972年调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后来,他先后出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并于1992年成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

1978年3月1日,在社会科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主持会议时再次提到中国科学院昌黎工作组在1959年5月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说这篇调查报告是“建国二十多年来,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作出贡献的一篇代表作”.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