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

20世纪美国构建“大政府”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专业化社会科学知识的利用.政府扩张其责任和权力、建立新的职能部门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知识被动员、被利用和向学术之外的领域渗透推广的过程.可以说,脱开对知识史的考察,美国现代政治史将缺失一个必要的立足点.

情报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

美国“情报共同体之父”、OSS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比尔多诺万将军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清晰理念：情报工作本质上是处理信息的智力活动,有价值的情报更多地靠的是以合理、得力的方法对公开渠道资料信息予以收集和分析,而不是秘密渠道和间谍活动；面向高层决策的情报工作必须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社会科学家的专门知识.这使得多诺万属意于将情报活动建立在学术共同体的已有基础之上.早在1941年夏,多诺万就延请著名外交史学家、戚廉斯学院院长威廉巴克斯特第三在COI内组建了一个分析家委员会,吸收各学科专家加入其中.在COI向OSS演变的一年内,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分析工作已在这个新生的情报机构落地生根了.于是当OSS正式成立时,就毫无争议地设置了一个力量强壮的研究分析处.此时巴克斯特因身体原因退出,杰出的欧洲史和外交史专家兰杰出任研究分析处处长.

兰杰后来回忆说：“多诺万对知识和想象力予以同等重视.他坚信,在许多美国大学里平静地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中不乏专攻外国历史以及外国地理和语言的人,(情报工作)不去吸收利用这一巨大的知识储备,乃至于这种密集的学术研究训练和这种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看问题的习惯,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在这种理念下创建的OSS自始就拥有一种浓重的学术色彩.英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有悠久传统,美国在创建其情报共同体的过程中对英国经验多有效法吸收.但情报机构从学术界系统地汲取社会科学智力资源,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密切协作的关系,却是美国情报系统甚于、胜于英国的特色.兰杰断言：“显然多诺万比我们的英国盟友更看重学术,也更努力地、更好地利用了我国的学术人.”

“学术明星的银河”

美国东部大学中向来有所谓“老男孩网络”,在情报共同体的创建中,这种社会精英的人脉关系再一次成为一种怎么写作于国家目标的“社会资本”.巴克斯特,特别是兰杰,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各大学中寻访征召社会科学学者,也把自己的同事以及博士研究生带进OSS,而先来的人又继续把他们的同事朋友拉入,使得研究分析处像一个快速滚动的雪球,在短时间内扩充起来,最多时聚集了大约900名学者.来自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滨州大学的杰出学者充斥着研究分析处,以至于曾供职于OSS的著名作家斯图尔特阿尔索普称研究分析处为“由学术明星组成的名副其实的银河”.而兰杰则称：这些情报机构里的社会科学家是二战期间“高层决策和大战略的全部历史中被遗忘的人”.

一个情报机构有如此高的智力密集度,着实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1943年以后,研究分析处还招募到多位来自欧洲的流亡学者,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更足可惊叹的是,研究分析处里出了七位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五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以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研究分析处,虽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地理学家、心理学家等均有用武之地,但人数最多、作用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历史学家.研究分析处中的历史学家名单,就是战后美国历史学的名人录.历史学作为学术专业,其技能以对资料信息的收集、整理、鉴别、提炼、分析、综合为本,其认识论立场强调事物的特殊性、整体性、动态性,其秉性气质以周到、平衡、细致、扎实、审慎、稳健为特点,与情报工作的要求有极大契合之处.的确,当多诺万向国会图书馆馆长麦克利什征询关于情报工作的意见时,后者指出,情报的矿藏就存在于图书馆的书架上,存在于历史上出版的书籍、杂志、报纸和地图中,只要这些信息资料能够为有精湛研究能力的人加以发掘利用.OSS最初的办公地点之一就设在国会图书馆的一个配楼之内,历史学家在这里的工作方式,其实与他们在大学里时没什么大的差别.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