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学问与学位

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年,行迹遍及欧美大陆,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到哪里去拜师,去读书,对学位之类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将近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即使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他是为求学问而去的,不是为拿文凭而去的,所以等不到大学毕业,他已经到另外一所大学去了.

唐骏事件发生后,舆论一片哗然.有关真检测文凭的讨论,一时成为媒体焦点.谈到文凭,自然要涉及留学.因为从晚清开始向西方学习,首当其冲的是新教育的兴起.中国近代新教育开始完全模仿西方,一会学德国,一会学美国,变化很大.中国近代新学制虽然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很不完善.借助西方教育机构为中国培养各种人才,始终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和奖励游学或留学,也始终是政府兴办教育的手段之一.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如此.洋博士优越于土博士,逐渐被社会所认同.

蔡尚思先生回忆说:“我在十余年前,听见一个同事说:‘某有名大学有两个学生,同时毕了业,一个学问很好的,因为没有钱,只好进该校的研究院,另一个学问很差的,因为有钱,便赴美留学,这两人又同时毕业,在该大学任教,那位学问很好而由该校研究院毕业者,只能在该大学任讲师,另一位学问很差而得有美国学位者,却可在该大学任教授.两人的薪水,也相差到两倍以上之多.”这个故事,并不是个案.因此,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留学热潮.

实至名归的“海龟”

客观地讲,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作用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个方面,留学也不例外.在近代海外留学的大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致说来,不外以下几类.

第一种,实至名归类.所谓实至名归,是指学问有成,同时也获得毕业文凭.换句话说,就是既有学问,也有文凭.刘半农曾以高中学历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被人讥笑,一气之下出国留学,历时6年.1925年,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而获学位.陶行知,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开始在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导师是著名的杜威教授,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赵元任在1910年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大学毕业,1918年荣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吴宓,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金岳霖,1914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是中国逻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林语堂,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类似这样的人物很多,举不胜举.一般来说,凡是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同时得到名师指点,大多数人都是事业有成,在某一领域有独特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问与学位是有密切关联的.

没有学位的大师

第二种,有实无名类.所谓有实无名,是指具有留学经历,没有获得学位,但却在学术研究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这方面的例子也是相当之多,陈寅恪就特别典型.陈寅恪的留学经历极为丰富,跨越东洋西洋.1902年春,12岁的陈寅恪随哥哥衡恪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天回国,不久又与兄长隆恪同时考取官费留学生,第二次东渡日本.一年后,他因患脚气病回国疗养.1909年秋天,在亲友的资助下,陈寅恪赴欧洲留学,先后入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1912年,因为经费不足,由瑞士暂时回国,住在上海.1913年春天,再度赴欧,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在这期间,曾到英国伦敦作短期考察.1917年冬天,陈寅恪再度出国留学.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欧洲去不成,于是决定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希腊文.1921年,陈寅恪离开美国,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和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

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年,行迹遍及欧美大陆,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到哪里去拜师,去读书,对学位之类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将近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即使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是他愚笨吗不是.因为他是为求学问而去的,不是为拿文凭而去的,所以等不到大学毕业,他已经到另外一所大学去了.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聘请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为国学院导师,陈寅恪的好友、哈佛同学吴宓也来清华任教.经吴宓介绍、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也被聘请为国学院导师.据说,梁启超当时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时,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讲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和赞赏,曹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古博今,在当时学术界被称为“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胡适在1946年得知陈寅恪双眼失明后,无限惋惜地说:“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另外,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现代文化巨匠鲁迅、国学大师王国维都曾经留学日本,尽管没有获得任何学位,但丝毫不影响其学术地位与评价,相反却赢得了人们的敬仰.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萧公权曾经说过:“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高等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求学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历史学家耿云志先生指出:“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其学问一定高深,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未尝不可对学术作出重大贡献.在中国,得过外国博士学位的人车载斗量,但究竟有几个比没有任何学位的王国维更高明呢”

胡适的情况比较特殊,本来应该在1917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晚了十年才获取,成为学界一大公案.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直到10年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已经引起质疑,但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对此讳莫如深.学位取得与否,并没有影响胡适的学问与思想,但多少成为胡适一生的心结.耿云志指出,1948年,胡适填写研究院院士表格时,在学历一栏先写上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并注明“1914”的字样,接着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便没有注明何年所得.其难言的苦衷,可以想见.胡适一生总计领了35个博士头衔,令人叹为观止.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博士,却给他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无名无实的

第三种,无名无实类.所谓无名无实,是指在国外混迹几年,学问没有增长,也没有获得任何文凭,无奈之下花钱写一检测文凭或自称在国外某所大学获得文凭.这些人凭着检测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因为中国文化重面子、给面子的传统,这类事情人们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大家知道该文凭为检测,也不好意思揭穿.加上当时通信、媒体相对不太发达,所以此类事情见诸报端的很少,只是在小说中常常出现.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以30元美金换取的克莱登大学文凭,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方鸿渐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其实,早在晚清留学时期,弄虚作检测写文凭的事就很多.清代高官端方等人就留学的种种弊端做过批评.其中论及混文凭,说道:“其或心艳虚名,身循故事.喜民校之规则纵弛,阅数月而骤得证书,借以表帜名高,侈谈学务,陋者不察,辄相引重.”具体到留日学生的总体情况,有文献指出:“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所谓习速成者即习法政与师范,时间往往一年半载,语言不通,专业一知半解,其中许多人并没有上课,最后写一文凭回国骗人.所谓学习普通者,是进日本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学校,如宏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等.所谓习专门者,是指中国陆军生初入日本,进入振武、成城补习学校学习军事,然后进入士官学校.

简历上的学历赫然写着:“保定陆军速成学校肄业,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对此,台湾著名学者李敖通过文献考证,指出的所谓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涉嫌查重.李敖认为,仅仅是在具有补习性质的振武学校学习过,根本没有进入士官学校学习.李敖查阅了日本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录》,发现根本没有或早年名字“蒋志清”的记录.据此,李敖断定,学历完全系检测冒.此论一出,舆论哗然,的形象自然大打折扣.

回顾历史获得的启示是,踏踏实实求学,清清白白做人.真的检测不了,检测的不长久.人生漫长,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