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岭南地区伏波庙地理分布与历史记忆

[摘 要]清代岭南地区伏波庙的空间分布主要是在马援南征所路过之地.伏波祭祀圈的形成,表明了人们对马援南征的集体记忆,以及对他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方面的历史功绩之肯定.伏波神祭祀图的存在有助于加强华夏文明对边疆地区的凝聚力.

[关 键 词]清代；岭南；伏波庙；历史记忆

[作者]滕兰花,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生.南宁,530006；袁丽红,广西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1

[中图分类号]K3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133-006

一、问题的提出

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麋冷县雒将之女征侧嫁朱鸢人诗索为夫,其夫被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征贰姐妹忿而反叛,占据九真、日南、合浦等九郡,并自立为王.建武十八年(42年)东汉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马援南征,这是岭南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使岭南地区重新归于平静,并进一步明确了中原王朝对岭南西部地区的统治,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马援死后,因受明珠之谤,被追收印绶,葬不归墓.东汉建初三年(78年)时,肃宗追谥他为“忠成侯”.唐乾符二年(875年)受封为“灵旺王”,宋元丰初年(1078年)赐封“忠显王”庙额,宣和年间(1119～1125年)又加“佑顺”两字,至绍兴年间(1131～1162年)再加“灵济”二字,元代至元年间(1271～1294年)又赐“崇奉”.可以说马援在其死后在广西地区尽享百姓对他的尊崇和膜拜.岭南的民众们不仅口耳相传马援南征之故事,还建了许多伏波庙以供奉马伏波.宋朝人苏轼谪任雷州时.注意到了马援在岭南地区广被祭祀的现象,认为若“非新息苦战,则九郡左衽至今矣”.

对于马援的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如施铁靖对马援南征路线、对民族地区的贡献等多角度对马援的历史功绩作了深入地研究.拙文《清代广西伏波庙地理分布与伏波祭祀圈探析》分析清代广西伏波庙的地理分布及其相关传说,指出广西伏波庙形成了一个以马援为主神的祭祀圈,表明了民间社会对东汉马援征交趾史实的一种集体记忆,并折射出汉文化自北向南传播的历史过程.杜树海对兴安灵渠和桂林伏波山马援的合祀现象、伏波庙的聚落状况及地方性马援传说的建构过程作了考察,认为马援崇拜地方化是一个神的结盟并响应地方社会重大问题的过程.麦思杰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提到了王朝势力强化与伏波信仰重塑之间的关系.

以纪念历史人物为主的民间祠庙多是因为“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些祠庙多分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被民众广为祭祀,为此,海外学者们提出了祭祀圈这个概念,如日本和台湾的学者冈田谦、施振民、许嘉明、林美容等,虽然众说纷纭,但大体上祭祀圈的内涵都离不开一个主祭神,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被民众信仰并祭祀这些内容.祭祀圈实际上就是地域文化的具体表现,它对整合区域内民众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为此,本文拟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全面地疏理清代两广地区伏波庙的空间分布,从历史与记忆两者关系的角度出发,找寻岭南马援被祭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就教于方家.

二、伏波庙的空间分布

马援一路南征,安定四方,民众感恩,立祠祀之.从东汉至清,岭南许多地方都建有伏波庙.现根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广行政区划,把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清代至民国广西方志以及《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所收录的清代岭南地区伏波庙情况进行统计,但因资料所限,一些地区的情况未能列入(见表一).由于各地的伏波庙名称略有不同,有称为伏波庙、伏波祠,或者另有名称.为便于行文,下文以伏波庙作为统称.

据表一可知,清代岭南地区共计51处伏波庙,其中,广西36处,广东15处.广西地区的伏波庙东起梧州,西至田州,北起桂林,南至凭祥、龙州均有分布,而且集中分布在沿今湘桂线以东的桂东地区,桂西地区分布较少,只是在与越南交界的桂西南地区较多分布.而广东地区的伏波庙,多是分布在粤东地区.

三、伏波神祭祀圈与历史记忆

地方神灵“不仅是一方权威,还是一方荣耀,为一方信念所系.正是这种亲切感,构成信仰的感情基础”,西汉的路博德和东汉的马援同被封为伏波将军,“路伏波招降赐印,复令相招,务行其德.粤人立祠祀之,后并祀马伏波.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诰曰：‘神以智谋,终殄金溪之寇.殃而灵爽,常为月窟之游.既凭物以显灵,况有功而当祀.峤南万里,遗爱犹存.庙食千年,英风尚凛.可持封忠显佑顺王.’两神同一诰命也.”

马援南征,在史料记载中并没有途经广东,广东的伏波庙多为纪念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越之功而建,后来东汉的马援征交趾,同被封为伏波将军,而且他让岭南社会秩序重新恢复平静,所以广东地区的民众把马援同祀于伏波庙中.屈大均认为两广的伏波庙多祀马援,因为他“有大功德于越,越人祀之于海康、徐闻,以侯治琼海也.等伏波祠广东、西处有之,而新息侯尤威灵”@,所以两广百姓以建庙来纪念他的历史功绩并祈护.一些地方的伏波庙还屡得帝恩,如南宁府横州的伏波庙,“明洪武初,翰林编修王廉、吏部主事林唐臣封交趾,诏以援昔讨交趾立铜柱,功甚大.命廉等就祀之.”

两广大部分地区都有伏波庙及其相关传说,特别是在广西地区.如马援班师回朝时,留驻部分士卒屯守岭南,这些留驻士卒被称为“马留人”.清代人屈大均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寿冷岸南,有马文渊遗兵,家对铜柱而居,悉姓马,号日马留.凡二百余户,自相婚姻.等铜柱寻没,马流人常识其处,常自称大汉子孙云等马人今已零落,而钦州之峒长皆黄姓,其祖日黄万定者,青州人,初从马援征交趾,有功,留守边境,后子孙分守七峒.至宋,皆为长官司,元时以贴浪峒长黄世华有讨贼功,赐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为峒长.其在时休峒者,祖日褐纯旺,亦马援战士.永乐初,时罗峒长以事被革,移纯旺孙贵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澌澶、镒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黄者为长,盖皆万定后裔,马留人也.然黄氏繁盛而马氏衰,亦独何欤.”

伏波神的祭祀,不仅有庙,还有各种民间自发的祭神活动.龙州县县治东龙江南岸坡原之上的伏波庙在清代多次重修,士民祭拜虔诚,其原因在于“此地人民受交夷之赋役所苦久矣,今幸隶王化,世受其德,饮水思源,故立庙貌,以享报之.春秋二祭,著为定例”.凭祥伏波山与隘口圩伏波庙的戏台,就是为了酬神娱神而怎么写作的.清末至民国时,凭祥民间有游神的习俗.游神尤以凭祥市城区、隘口、大连城为最隆重.其中,隘口四月十五日为伏波旦；大连城五月十三日为关帝旦.游神前,由街村绅士指派筹各班子,收集民众捐出的米和钱,备办菜肴及香烛之类.请巫公仙婆来念经,组成游神队伍,抬神像,僧巫在前念经,鼓手唢呐在后奏乐；民众前呼后拥.经过街民门时,户主烧香点烛,放鞭炮,洒酒迎神降临,祝福安居乐业.游完街后,将神像放于庙内.随后,各户在庙中置酒宴.晚上请戏班演出,歌圩亦由此开始.解放后,止.来宾县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伏波庙会日,有1万多人自动前来参加祭祀活动,拜谒马伏波将军神像,以志纪念.清光绪时该庙原有房16间,民国至1968年前仍保持原貌,1969年被彻底毁坏,后多次重修,2000年第三次重建,现庙宇有正殿一间,东西有厢房各二间.

据表一可知,清代岭南地区共计51处伏波庙,伏波庙的林立,以及各种祭祀活动的固定化,都充分表明了此时岭南地区已经形成伏波神祭祀圈.这个祭祀圈东起广东东部,西至广西西部,南至桂南地区,北以南岭为界.这个祭祀圈表明了岭南民众对马援南征历史的集体记忆以及对其历史功绩的褒扬.

对于马援南征的历史,不仅在各种主流文献当中得到高度的颂扬,在民间的历史叙事与记忆中,也被民众以立庙、举行纪念活动等方式不断延续着这段历史.民间力量在认同国家的历史过程中,也在用自己的地方性视野叙述历史,即用传说或祭祀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历史的一种记忆.赵世瑜先生认为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一个凝聚在习俗和传说或者转化为习俗和传说的历史记忆,它反映了一种与征服者的历史记忆不同的状态,也反映了一种凝聚了特殊经历的地方性色彩.王明珂先生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都有对应的集体记忆.许多社会活动,经常是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强化某一人群组合的凝聚.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强此集体记忆,或以建立永久性的实质纪念物来维持此集体记忆,或民族国家以历史教育来制度化地传递此集体记忆.

马援平定了二征之乱,使岭南地区重新归于平静,人民安居乐业,还进一步使之纳入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中.如果说路博德只是把南越国平定并划归管辖,马援则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原王朝对岭南西部地区的统治,其功绩显赫.所以明代人黄佐有诗曰：“南海楼船从此去,中原冠冕至今来.武陵一曲风尘静,铜柱孤标日月回.千载伏波祠宇在,汉朝何处有云台.”明代横州郡守蒋山卿在其撰的《伏波庙碑记》中给了马援更高的评价：“古之豪杰,任大事而立奇功,足以利国家、垂永久者,其大致有三：曰机、曰忠、曰智,而神存乎其间.等征侧以孱然一女子,盗弄甲兵于荒服之外.汉方弃置不顾,将军知时不可失,毅然请往.等此则乘时应会,而先夺其心,夫是之谓‘机’.交趾隔绝岭海,深入百粤,汉之士马,往往冒炎蒸,触瘴雾,物故过半,人鲜轻入.将军独犯难不顾,督楼船之军,跨海而进,破贼于浪泊之上,此则蹇蹇匪躬,志死国事者也,是之谓‘忠’.及诛征侧,余党悉平,驱逐交蛮,还之故地,界岭分茅,标题铜柱,以限南北,此则识度超迈,处置得宜,筹算计略,已岿然为末世之规矣,是之谓‘智’.”此番评价极贴切.“昔扬雄有言朱崖之弃捐之之力也,否则介鳞易我衣裳.今百粤获睹声华,莫非马侯之功.虽路侯开辟于前,倘无马侯接踵于后,则九郡不入版图,故岭南西路在血食.”锄

民间社会对历史人物的各种传说故事、对历史人物的纪念会及节庆仪式等表示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功绩或精神之认同,亦以此来强化人们对某一历史事件以及人物的记忆.值得指出的是,在晚清广西边疆危机出现后,龙州、凭祥等地的伏波庙得到广西提督马盛治等人的重视而重修,甚至新建.马盛治在重修凭祥隘口街伏波庙的碑文中感慨道：“溯将军勘定南荒,二千年来,虽郡县藩封代有更变,率皆一车书.而奉正朔,长袭汉代衣冠,今一旦陆沉,胥沦于膻腥秽浊.遥望日南九真,曾无一寸干净土,何古今人竞不相及若此哉后有登斯庙而览斯文者,或借以兴起安攘志气,边陲其有豸乎！”这实际上是以马盛治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希望通过祭拜马援等一系列活动,来强化全体民众对马援历史功绩的缅怀,激发民众保家卫国的热情.正如王明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马援南征的名事及功绩在岭南地区民众的集体记忆里一直保存下来,而且还通过立庙及祭祀等仪式活动强化马援的功绩及神力,以此凝聚起边疆的广大人民,让民众自发地认同权力的地位与统治.

清代岭南地区伏波祭祀圈的存在,表明了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人们对马援南征历史功绩之肯定,对马援的祭祀,实际上是对他在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方面的历史功绩之肯定,有助于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马援生前慷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他用行动实现了他的诺言.下层民众选择了以立祠祭祀的方式去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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