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国际学术会在新加坡举行

为迎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诞辰150周年,印度、美国、中国和新加坡四国学者共同策划和组织了系列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决定研讨会在上述四国轮流举行.哈佛大学于2009年11月6-7日召开了第一次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泰戈尔时代的亚洲观”.2010年5月11―13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第二次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印度、中国、美国、英国、泰国、新加坡、越南、缅甸、韩国等国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变动的时代：泰戈尔的亚洲之行”(AnAgeinMotion：TheAsianVoyages0fRabindranathTagore).开幕式上,印裔美国学者、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一室利佛逝(NalandaSrivijaya)研究中心主任沈丹森(TansenSen)致辞,对与会各国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哈佛大学历史系印裔学者苏迦塔鲍斯(sugataBose)教授发表主旨演讲,论述了泰戈尔的亚洲之行及其历史启示.然后,围绕1916到1932年间泰戈尔对东亚、东南亚和西亚等地的访问及其历史影响,研讨会分三个议题进行.

一、对泰戈尔亚洲之行的理论概括

关于泰戈尔的亚洲之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南亚语言文化系安娜杰妮卡(AnaJelnikar)博士作了题为《走向或有缺失的圆满的象征：泰戈尔世界视野中的旅行地》的发言.她主要探讨泰戈尔的世界旅行特别是亚洲之旅对其世界主义意识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她认为,泰戈尔是一位有抱负的行者,他的世界之旅不断解构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的观点,他创办的国际大学(VisvaBharati)象征着他的关于人类精神融合的思想.香港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历史系马克弗罗斯特(MarkFrost)博士在题为《超越民族与地理界限：泰戈尔与世界主义的契机》的发言中,对泰戈尔与中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思想家之间的精神互动作了探索.印度加尔各答图书馆学专家苏普里雅罗易(Sup6yaRoy)女士作了题为《国际大学理念和泰戈尔的亚洲之旅》的发言,探讨了对泰戈尔的亚洲之行与国际大学的教育宗旨之间的联系.

二、泰戈尔与东南亚的文化联系

缅甸仰光国家博物馆的陀光(ThawKaung)博士发言题目为《泰戈尔在缅甸：旅行、翻译与影响》.他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泰戈尔的三次缅甸之行(1916年、1924年和1927年)进行历史追踪,并对泰戈尔作品在缅甸的翻译、研究和对缅甸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作了阐释.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南亚与东南亚学系的斯瓦普娜巴塔查利雅(SwapnaBhatta-ohrya)教授近期出版了著作《印缅关系：1886―1948》.她依据前期研究成果,对泰戈尔的缅甸之行进行历史考证,并分析了泰戈尔对缅甸人、缅甸历史文化的认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艺术考古系高级讲师伊丽莎白穆尔(ElizabethMoore)博士从宗教绘画、社会政治活动等角度对泰戈尔缅甸之行的历史影响进行论述,并介绍了缅甸的圣蒂尼克坦图书馆(ShantiniketanLibrary)和泰戈尔学会(TagoreAssociation).这是泰戈尔与缅甸文化互动的精神产物.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温琼妃(AngelaOon)在题为《尊敬、蔑视与争议：泰戈尔1927年访问新马》的发言中,从中文、英文和马来语文献人手,探讨了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时引发的一场政治争议.当时,据传泰戈尔在英国政府派遣印度士兵到中国保护在华英国人一事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引起了报界和公众的争论,泰戈尔及时机智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端.当时,由于南昌起义爆发,东南亚华人关注点转移,对此事并没有过多反应.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学者贾亚迪巴塔查利雅的发言题目是《爱国主义和热情：泰戈尔和鲍斯在东南亚的反响》.他对泰戈尔与印度著名极端派领袖s,钱德拉-鲍斯(Sub,hasChandraBose)在东南亚乃至东亚的历史影响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泰戈尔获得了东南亚地区各个民族的普遍赞赏,而鲍斯在海外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只是在印度人群体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历史系沙维德丽查龙朋(Sam‘treeCharoenpong)博士探讨了泰戈尔的泰国之行.她认为,泰戈尔1927年的曼谷之行对泰国的文化与政治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文学研究所的潘凤姬(PhawPhuongChi)博士在题为《泰戈尔研究在越南》的发言中认为,1945年前,越南学者主要研究泰戈尔的神秘哲学思想,1945年到1975年间,研究者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研究泰戈尔作品中的阶级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等.近年来,越南学者采纳现代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原理研究泰戈尔作品,更有部分学者采用印度梵语诗学味论(rasa)和韵论(dhvani)来研究泰戈尔.他们深信,只有用印度传统文学理论才能正确而客观地阐释深受印度传统文化影响的泰戈尔的作品.由于越南学者对梵语诗学译介不够,采纳这一研究模式的学者尚属少数.

三、泰戈尔与东亚的文化互动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主持了“泰戈尔在东亚”的学术讨论.关于泰戈尔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刘建研究员宣读了论文《中印之间的一座文化桥梁：对泰戈尔访华的再思考》(ACulturalBridgebetweenChinaandIndia：Tagore’sVisit　toChinaReconsidered).他认为,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泰戈尔1924年访华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泰戈尔受到了中国知识界主体的热忱欢迎,但也有少数作家对其在华演讲表示质疑和反对.对泰戈尔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的斗争.此外,当时中国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以诗歌为主,对他的小说和散文翻译严重不足,因而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泰戈尔的作品和思想,甚至对身为文学家的泰戈尔提出不切实际的政治期望.至于鲁迅对泰戈尔的反感和苛评,则主要是由于资讯严重不足而产生的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泰戈尔不但再未受到批评,而且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所有重要作品都有了中文译本,在知识界的影响长盛不衰.尹锡南博士宣读了论文《泰戈尔1924年访华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响》(RabindranathTagore’sVisittoChinain1924andhsRepercussionsamongChineseIntellectuals).他把对泰戈尔访华及其演讲作出回应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派,并对每一派的反响进行了分析.他的结论是,在反对泰戈尔演讲的原因中,彼此缺乏深入了解是最主要的因素.正是这种彼此缺乏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印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泰戈尔访华的最大文化遗产是,中印之间必须加强文化互动,促进相互了解.韩国学者李俄颂(LeeOcksoon)对泰戈尔作品和思想在韩国的历史影响和在不同时期的反响进行了分析.印度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大学苏坎达乔杜里(SukantaChaudhufi)教授在发言中认为,泰戈尔赞赏日本的文化理念和艺术美学,但由于文化差异,他并不能完全吸纳日本这个“他者”的文化精神.印度国际大学的尼兰詹班纳吉(NflanjanBanerjee)博士在发言中,重点探讨了日本和西亚(波斯)艺术观对泰戈尔美学观的影响,并特别提到日本近代画家、思想家冈仓天心(OkakuraKakuzo)与泰戈尔的精神联系.

此次学术研讨会期间,会议主办方还组织与会学者观看了关于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的纪录片,并欣赏了印度加尔各答艺术家表演的印度舞蹈和演唱的泰戈尔创作的歌曲,还组织了用孟加拉语和英语举行的泰戈尔诗歌朗诵会.

据悉,2010年8月下旬将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三次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而2011年5月即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之际将在印度举行第四次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泰戈尔的学术纪念活动将被推向.

(编辑　张位均)